父亲在那个遥远的清明节，爬上土丘，带我去寻找母亲的坟墓。节日红粉般的爆竹、纸幡在山谷飘荡，滋润泥土的细雨如怀念者纷乱的思绪。二十几岁的我拎着献给母亲的礼物，像个初次和母亲会面的腼腆的孩子，跟在父亲后面。
我和父亲两个人，低着头，在山坡的斜雨中寻寻觅觅地走着。我确实和母亲失散已久。
土丘上稀朗的桃树和梨树在山风中轻声呼啸，仿佛无数个亡灵在冥冥之谷孤独地倾诉。我小心移动脚步，唯恐踩到在泥土下入睡的母亲。父亲跨上一道坎，指着一块土说：“到了，这里有一棵枣树，要记住。”
母亲的坟没有碑，早年堆的那堆土，已在日月风化中流失夷为平地，看不出跟普通的山坡有什么不同了，只有那棵枣树一直站在父亲的内心。
枣树长在土坎上。砍柴的人斩掉了树身，枝杈又从根部抽出，巨大的根扎进石缝里，护住了母亲的泥土。多年之前，父亲选择这棵枣树的时候，就为我这个因母亲去世而离开故土的儿子留好了标志。父亲考虑得很周到。土丘上只有这棵枣树，枣树的根不会移动。不管岁月如何拉长了时光的距离，只要找到这棵枣树，就能找到我母亲的泥土。
在我迷乱的视线中，母亲的泥土在阳光下裸露着丰满的弧线，她高高地隆起在土丘上，象挂在白天和黑夜之间的半个太阳，让我读懂她在那间孤独的小屋里与我分手的准确时间，可是母亲在我的记忆里突然变得空白。
父亲在料峭的春风中掏出两根烟，一根他自己，一根给了我。我忽然发现父亲已抽了多年的劣质烟。我很感动，父亲的烟使我从当年的困惑中走了出来。我瞧了瞧他脸上的皱纹。
父亲说：“那么多年，你终于来了，给她培点土吧。”我躬身于山坡，泥土像雨点一样从空中撒落下来。我母亲有个极漂亮动听的名字。父亲站在那棵枣树下呼唤：“鹿芳，山羊来看你来了！”
绵延的山岭回荡着父亲浑厚的声音。
山羊是我的乳名。
一条溪流从茫茫群山的挤压中顽强不屈地流出来，绕过母亲的土丘，向南流去。人生的漂流不定，，也许使我已忘了归期，但我来了。风中的父亲戴着鸭舌帽，一只手藏在裤袋里，满口吐出弥漫的烟。父亲的呼唤，在我的心底淌出了一条酸楚的河流。他站在土丘上，寂寞得像那棵孤单的枣树。
母亲一定听到了二十多年前失散的儿子在她屋顶滚动石块的声音。母亲的泥土是最漂亮的红棕色，在她的上面开满了点点欢乐的自由之花，我知道，这是母亲守望儿子归来的语言。我由此深深地崇敬故乡这片红棕色的泥土，她养育了我的母亲，又永久地收藏着母亲最珍贵的部分。
我用她儿子的双手，捧起一把把泥土，让母亲在那条美丽的虹下面，感受到一个儿子深情地祝福。
春天滴下了知恩的眼泪。母亲的坟之上长满簇簇纤草。我知道，这是母亲流露的全部心思。多年之前，我成年后打起铺盖准备过独居生活的那一天，我收藏着父亲给我的一张旧照片：父亲带着我年轻的母亲站在一片风景地。佛国寺院前的千年古樟下，母亲背后那只宁静的天香炉正逸出一缕蓝色的烟雾。父亲带着我母亲到寺院去许愿，我注意到这缕正在飘散的烟，注意到母亲纯净清白的脸上那两道忧虑的目光。
那一年，我母亲病了。父亲说，早点发现就好了。每当父亲说起这件事，结尾总是“咳”的一声长叹，沉默了。
母亲基本上是个古典女子。她在我童年的岁月里仅仅出现了四年，留给我的印象始终是床上的印象。
母亲躺在祖父遗留的砖木结构的旧宅里，静悄悄的。旧宅的梁上留有雕刻的图案，乌黑的色泽象征着几代人的生存岁月。冬天，母亲的床上覆盖着厚厚的棉被；夏天，垂着麻布蚊帐。我摇晃着两条小腿走过母亲的床边时，看到那只苍白得耀眼的手——仿佛期待已久，在我的头顶移动，又慢慢缩回蚊帐，消失在棉被里面。母亲的手，象我童年玩过的毛毛虫。
我童年对死亡的最初概念，来自鬼的传说。村子里有座砖块和瓦片盖的祠堂，围着一堵土墙。有人在祠堂前的路上焚烧死者睡过的草席和枕头。不知谁用两个小手指把一张嘴拉扁了，眼睛凸了出来，扮了一副鬼脸。阴天黄昏的那团火忽隐忽现，显得很神秘。在祠堂里玩的小伙伴们飞一样跑回来，祠堂空了，之后我再没进去过。仿佛有个影子在那里游荡。
母亲在深秋最后一次从蚊帐里伸出那只手。我站在母亲的床畔，闻到屋子里有一股浓重的气息，母亲侧过头看我。那只像枫叶一样慢慢枯萎的手，从头顶滑过我正玩得出汗的脸庞，失去了重量。满屋子里的人都哭了起来。
我当时无法理解大人们的哭。人们有条不紊地把我母亲从那张气息浓重的床上移走，安顿在大合院的中堂里，挂起一张巨大的晒谷席子。母亲的床空了，刚才她还侧过头看我，湿湿的，比平常更明亮的目光。
母亲一直静静地躺着，睡在我童年，现在母亲睡在有着高高雕梁堂屋里，静静地睡着了。我好奇地想去看谷席后面的那盏灯，它在摇晃，可是大人的哭，使我无法到母亲的床边去。
堂屋是我童年最好玩得地方。旧历年底，环廊的梁上点亮一盏盏花灯，烛火的影子在屋顶摇晃。哪家窗口贴了红花纸，横梁的弯钩上挂起大红灯笼，杀鸡斩鹅有的吃。新娘叩了头后，抛出一把糖果。人群鸡啄米似地散开，追逐空中飘落的诱物。我曾经拾到了一颗红壳花生，涂得鲜红的颜色。大人说：新娘子抛红花生，日后定能生儿子。我想母亲也在堂屋里抛过神秘的红花生，也有她看到红花生被人抢去时流露出的特殊矫情。
戴白帽的男男女女，围着我母亲扎一朵朵白纸花。堂屋里充塞着迷乱的白色和黑色。无人看管的我，大模大样地绕过恸哭的人们，找最要好的芳去了。
鸡血一滴一滴掉在地上。哥蹲在一只石臼里，埋着头，抖动着两只肩膀。戴眼镜的老人在写我看不懂的字。有人卷起母亲睡过的枕席从旧宅中走出。
我挣脱了大人拉我去看娘的手，芳跟在我后面。拐过屋角的土墙，我和芳钻进一条屋弄，哭声已离我很远。芳拾了花生壳、小木棍、树叶子，放在一张破碎的瓦片上烧五颜六色的菜和饭。我拾到一只花纹的尼龙袜，芳的一只白白脚丫伸了进去。芳变成了堂屋里抛糖果的新娘子。新娘子是最好看的女人。
想娘了。
我和母亲分散的最初日子里，父亲把我放在外婆家。我整天坐在后院的一株大柚树下面，两只眼睛一动不动地眺望庭院门口的那条路。柚树的影子满地乱晃，阳光支离破碎地笼罩着我对母亲那张床的回忆。我不知道家在哪个方向，但我知道家在这条路的另一头，母亲会从这条路上走来，把我接回家去，我想我一定要在娘的面前好好哭一次。
花猫睡在树枝上，晒着暖洋洋的冬日。我看着路上的每一个行人，把每一个遥远的黑点看成一张张陌生的面孔。黑点慢慢移近，渐渐有了人影，我猜男的是我父亲，而女的是我母亲。在寂寞的胡乱猜想中，我专心致志地等着我母亲，什么也不玩了。
霉干菜掉得满地都是。外婆烙的玉米饼我啃了半只又想娘。黄昏于炊烟袅袅中望断那条路后，黑暗一点点靠拢我。我独坐在外婆家的木楼梯上，看到花猫的绿眼睛，想睡到母亲的床上去。
我四岁，母亲去逝，父亲带着我离开了故土。我在岛上一座寺庙改的小学堂里，有两件跟母亲相关的事令我难忘。一件是，一个圆脸大眼、留短发的单身女教师，叫我站起来发“妈妈”这个音节，我始终读不准，特别是一声长一声短的中间转音调，引起了哄堂大笑。放学后，我独自走过石板小屋，一个拖鼻涕、罗圈腿的小男孩坐在门槛上，正起劲地哭着叫“妈妈”。当时我正被一种复杂的念头纠缠着，抑或是一种单纯的妒忌心理的折腾，我上前揍了他一顿，然后溜走。
另一件，我在识字的过程中，对“癌”这个字有过无穷的想象。我发现“癌”这个结构复杂的字体里，有我“山”这个名字，我以为我调皮捣蛋的童年给母亲带来了不幸。我曾经用小刀把“癌”这个字从学生字典里挖了下来，丢进熬粥的灶肚。面对着晚炊的火光，我幻想着母亲会从这个字的空白处复活，看到母亲从泥土下醒来的眼睛。
幻想，使我感受到母亲存在的幸福。
泥土下的母亲依然年轻，而站在那棵枣树下的父亲已经老了——脸上刀刻着艰辛岁月的痕迹，随着父亲那头浓密的黑发一根一根掉光，戴上了鸭舌帽，往事已变得很淡漠，只残存着单纯的记忆。我像个匆匆的过客，从母亲的泥土上走过。我怅然若失地站在祖母最后留守过的旧宅，搜寻梁上的图案，我看到的是一朵雕刻的浮云，已被几代人的炊烟熏黑。木楼梯上咯吱咯吱的声音，回荡在旧宅的空间。我最后一次眺望已被邻人购去的旧宅，看到了盖在屋顶的一块块用泥土烧成的龙骨砖——记忆是泥土和历史的阴魂。
我收拾起旧宅的几只瓷碗，离开了故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