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聊《郑伯克段于鄢》时，我提出一个角度：武姜对共叔段是溺爱的，对庄公是不喜欢的。可就是她这个不喜欢的儿子最后却成了胜利者。所以从今时的教育角度来讲，是不是对孩子也不要关注过多，有时用力过猛反而求之不得。
一位家长抛出一句话：可是武姜在这篇文章里和在清华简里，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
于是我赶紧就去搜了，果然是完全不同的人设啊。以下来自百度：
清华简《郑武夫人规孺子》
郑武公卒，既肂，武夫人规孺子曰：“昔吾先君，如邦将有大事，必再三进大夫而与之偕图，既得图，乃为之。毁图，所臤（贤）者焉申之以龟筮，故君与大夫宛（怨）焉不相得。恶区区郑邦望吾君亡，不溋（盈）其志？于吾君之君己也，使人姚（遥）闻于邦，邦亦无大䌛䝵（敷）于万民。吾君函（陷）于大难之中，处于卫三年，不见其邦，亦不见其室，如毋有良臣，三年无君，邦家乱巳（矣）。自卫与郑，若卑耳而谋。今是臣臣，其可不宝？吾先君之常心，其可不遂？今吾君即世，孺子汝毋知邦政，䛠（属）之大夫；老妇亦将丩（纠）修宫中之政，门坎之外毋敢有知焉。老妇亦不敢以兄弟、婚姻之言，以乱大夫之政；孺子亦毋以埶（亵）竖、卑（嬖）御、勤力、射驭、媚妬之臣，躬恭其颜色，掩于其巧语，以乱大夫之政。孺子，汝共（恭）大夫，且以教（学）焉。如及三岁，幸果善之，孺子其重得良臣，四邻以吾先君为能叙；如弗果善，㰷（尸）吾先君而孤孺子，其罪亦足数也。邦人既尽闻之，孺子或（又）延（诞）告吾先君，如忍（念）孺子之志，亦犹足吾先君，必将相孺子，以定郑邦之社稷。”
孺子拜，乃皆临。自是期以至葬日，孺子毋敢有知焉，䛠（属）之大夫及百执事人，皆惧，各共（恭）其事。
臱（边）父规大夫曰：“君共（恭）而不言，加重于大夫，汝慎重。”
君葬（丧）而久之，于上三月小祥，大夫聚谋，乃使臱（边）父于君曰：“二三老臣使御寇也尃（敷）图于君：昔吾先君使二三臣，抑早前后之以言，思（使）群臣得执焉，[若]毋交于死。今君定，龏（恭）而不言，二三臣使于邦，遑遑焉（焉如）宵昔（措）器于巽（选）赃之中，毋乍（措）手止（趾），殆于为败，胡宁君？是有臣而为埶（设）辟，几（冀）既臣之获罪，或（又）辱吾先君，曰是其荩臣也。”
君答臱（边）父曰：“二三大夫，不尚毋然。二三大夫皆吾先君之所付孙也。吾先君知二三子之不二心，甬（用）历受（授）之邦，不是（啻）然，或（又）称起吾先君于大难之中。今二三大夫畜孤而乍（作）焉，几（冀）孤其足为免（勉），抑无如吾先君之忧何。”
习惯了《郑伯克段于鄢》里那个溺爱、糊涂、不知轻重、得寸进尺的偏心母亲人设，突然看到这么一个睿智、有政治才能、口才便给、思路清晰的女政治家形象，确实反差蛮大的。但又搜了一些资料，又觉得其实也不矛盾，可以说是对立统一。况且，人本来就是矛盾的：
1、郑庄公继位时，是十三四岁的少年。武姜那时30出头，正处在人生最鼎盛的时期，而且共叔段也小。规劝他以守孝的名义暂缓亲政，对国家和家庭都是最佳选择，那时的辅佐应是真心实意。
2、共叔段造反时已经是庄公22年，这么漫长的岁月，人是会变的。
3、《郑伯克段于鄢》里，最后母子相逢黄泉，彼此酬答的段落，虽有说场面话的需要，但也有真心。毕竟母子曾经也有过感情好的黄金时代。
4、以前看《郑伯克段于鄢》，对庄公的理解是智计深沉，为了一举将弟弟置于死地，故意麻痹和纵容对方，导致对方不断膨胀，自取灭亡。今天读了这段清华简，倒觉得庄公对弟弟的宽纵中，的确有着无法拒绝母亲请求的一点真心。事后思念母亲的段落，也有了更多的可信性，人物形象倒觉得比以往更丰满了。
最后的感叹：还是要多读书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