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方立场信息加工:

正反都是我赢

如果一切都可行的话，大脑会以最适合你的方式解释问题。

—克莉迪亚•法恩，《大脑里的8个骗子》，2006

最近，我和同事理査德•韦斯特合作完成了一项研究。实验中， 我们给被试呈现了下列问题情境：

根据美国交通运输部发布的一项综合调查表明，某德国品牌 汽车在交通事故中致对方驾驶员和乘客死亡的数量是其他品 牌家用汽车的8倍。美国交通运输部现正考虑对该德国品牌 汽车颁布销售禁令。

被试阅读完毕后，需要在“同意”或“不同意”的程度量表上 回答以下两个问题：①你认为美国是否应该禁止销售该德国品牌的 汽车？②你认为美国是否应该允许该德国品牌的汽车像其他汽车一 样在美国的街道上行驶？结果发现，多数被试支持禁售该品牌的汽 车^"78.4%的被试认为应该禁售这个品牌的汽车，73.7%的被试认为不应该允许该品牌的汽车上路行驶。

上述问题情境中所出现的统计数字是真实存在的，但是，这些数据并不属于某德国品牌汽车，而是属于福特探险者汽车”对于在马路上行驶的其他汽车而言，福特探险者是一款相当危险的交通工具。

实验中的第一组被试需要对上述情境做出反应，即评估一款危险的德 国汽车是否应该行驶在美国街道上。第二组被试面临的是一个相似却又截 然不同的问题情境——评估是否应该让一款危险的美国汽车行驶在德国街道上。

第二组被试看到的问题情境是这样的：

根据德国交通运输部的一项综合调查表明，福特探险者汽车（FordExplorer)在交通事故中致对方驾驶员和乘客死亡的数量是其他品牌家用汽车的8倍。现在，德国交通运输部正考虑对福特探险者颁布销售禁令。

①你认为德国是否应该禁止销售福特探险者？②你认为德国是否应该 允许福特探险者像其他汽车一样在道路上行驶？

被试在相同的“同意”或“不同意”程度量表上对这两个问题进行作答，51.4%的被试认为德国应该禁售福特探险者，而有39.2%的被试认为 探险者不能像其他汽车那样自由地行驶在德国的马路上。第二组被试支持危险的美国车在德国禁售的比例，远远低于第一组支持同样危险的德国汽 车在美国禁售的比例。

在该研究中所呈现的现象称为“我方立场偏差”，也就是说，人们倾 向于仅仅基于自我的视角对情境进行评价。在评估证据、道德评判、评价他人时，人们常常会受到偏向自己的立场偏差影响。比如，在上述案例中， 美国被试认为，相对于在德国马路上行驶的危险美国汽车，在美国行驶的危险德国汽车更应该受到禁令的制裁。

我方立场偏差是一种极为常见的现象，很多设计精妙的心理学研究都 证实了这种现象的存在。德鲁•威斯汀（及其同事使用一 个非常有趣的任务，研究了言行不一侦测过程中的我方偏差现象。研究者要求被试阅读一段讲述某位政治人物言行不一的文字材料。例如，一段 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发表的一篇关于安然公司（Enron) CEO肯•雷 (Ken Lay)的声明。该声明是布什在2000年作为总统候选人时发布的， 他说：“首先，我想说明的是，肯•雷是我忠实的支持者。我非常欣赏这个男人。我与雷相识多年，他对我的竞选给予了慷慨无私的支持。如果我能够当选美国总统，我将会像CEO管理企业一样去管理政府。在这方面， 肯•雷和安然公司无疑为我树立了一个优秀的榜样。”阅读完这段资料之 后，研究者给被试呈现了布什总统近期做出的有关肯•雷的行为，事实 是：“现如今，布什先生在任何场合都尽力避免提及肯•雷先生，而安然 公司更是成了烫手山芋，避之唯恐不及。”随后，研究者要求被试在1〜4 级量表上对布什的言行一致程度进行评价，1表示强烈不同意布什言行不 一，4表示强烈同意他言行不一。

研究中还有一些关于其他政治人物言行不一的事例。例如，实验呈现 给被试这样一段文字材料：“1996年竞选期间，约翰•凯瑞（John Kerry ) 告诉《波士顿环球报》的记者，应该对社会保障系统进 行大幅调整，国会应考虑提高退休年龄，并深入研究这一系列措施所能带 来的经济益处。他在报道中说‘我知道这样做将会招致很多人的反感，但 是，解决这个问题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随后，研究者给被试呈现了 另外一段论点截然相反的资料。“今年，凯瑞在媒体见面会上声称，他绝 不会减少老年人的福利或对福利征税，也不会提高合法领取社会保障金的 年龄。”阅读完这两段资料后，研究者让被试在同样的1〜4级量表上对 约翰•凯瑞的言行不一致性程度进行评价。

在上述侦测言行不一的实验范式中，我方立场偏差的威力极强。被试的政治立场直接影响了他们能否检出政客的言行不一。例如，对于布什总 统言行一致性的评价，自我认同是民主党成员的被试给出的评分均值是 3.79 (强烈同意布什的言行不一致），而自我认同是共和党成员的被试给 出的评分均值为2.16 (认为布什的声明与行为是基本一致的）。而对凯瑞 的言行一致性评价，自我认同是共和党成员的被试给出的平均分是3.55(强 烈同意凯瑞的言行不一致），而自我认同是民主党成员的被试给出的评分 均值为2.60 (对言行一致性持中性态度）。简而言之，人们可以看到反对 党派的言行不一，而当自己支持的党派出现同样的问题时，却如同一叶障 目，察觉不到了。

人们不仅会心怀偏见地去评价已有的论据，有时还会带着偏见去制造论据。我和同事玛姬•托普莱克等人在一项研究中让被试为一些公共政策 同时寻求支持和反对的论据。结果发现，如果研究者指示被试要消除偏见, 尽量平衡正反两方，或者被试对某个论题事先没有太过强烈的主观立场（例 如，是否应该允许个人出售自己的内脏器官），他们提供的正反两方论据 在质和量上都基本均衡。但是，当被试（大学生）对某问题有着明确、强 烈的个人主张时（例如，大学学费应该上涨，高等教育成本全部由个人承 担），即使研究者在实验过程中告诉被试要尽量避免已有立场偏见的影响， 被试提供的己方论据仍然远远多于反方论据。

我方立场信息加工不仅会损害我们客观评价证据的能力，对我们产生证据的能力也有负面影响。在保罗•克莱辛斯基和他的同事合作完成 的一系列研究中，研究者给被试呈现了一些有设计缺陷的假设性实验， 实验得出的结论与被试之前的立场观点有可能一致，也有可能不一致。 被试群体年龄跨度较大，涵盖了各年龄段的成年人。随后，研究者让被 试评价实验设计中存在的缺陷（通常都是非常严重且明显的缺陷）。此 时，强大的我方立场偏差效应出现了——当实验结论与被试之前的观 点立场不一致时，被试能够发现更多的实验缺陷，而当实验结论与被 试自己的观点一致时，这些实验设计缺陷仿佛忽然隐身了一般，被试 看不到了。

从他人立场考虑问题是一件很耗费认知资源的事情，这一点我们早已熟知。因此，人们不愿意从他人立场出发去考虑问题也情有可原，我方立场信息加工是认知吝啬鬼的基本属性。然而，采用我方立场信息加工方式所需付出的代价，有时会超出我们的预期。我们没有意识到，这竟是很 多非理性想法和行为的根源所在。另外，拥有高智商并不能让个体对我方 立场信息加工方式成功免疫，详情请看下文分解。

过度自信：关于我们知道的那些原本不知道的事情

开始这一节之前，让我们先来看几个小测验。请阅读每个问题，并写 下一个数值区间，确保你有九成的把握让准确答案落在该区间内。

好了，现在请开始写下你的答案：

1. 我有九成的把握认为马丁 •路德•金去世时的年龄是_岁到_ 岁之间。

2. 我有九成的把握认为旧约全书的总卷数在_卷至_卷之间。

3. 我有九成的把握认为沃尔夫冈•阿玛迪斯•莫扎特诞生于_年 到_年之间。

4. 我有九成的把握认为亚洲象的妊娠期是_天至_天。

5. 我有九成的把握认为已知的海洋最深点是_英尺0至_英尺。

这些问题涉及认知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里，人人都是“我方立场 信息加工员”。该认知领域关注人们如何调控自己对已有信念的自信程

度。心理学家使用一种称为“知识标尺范式”的实验设计完成了大量研 究。在这种实验范式中，需要形成对知识自信度概率判断的集合。毫无疑问，单一事件的概率判断是无法评估的。比如，你说你的外甥今年 有95%的可能性会结婚，我们怎么能判断这个概率估计是否正确呢？但 是，概率判断的集合却是可以被评估的，因为该集合必须遵循特定的统 计标准。

举例来说，气象预报员说明天的降水概率是90%，而实际上明天却是 一个艳阳天。虽然天气预报不准确，但我们也不能说预报员的判断错误。 气象预报员也许已经充分分析了所能获取的所有数据，并对数据进行了正 确的处理。根据现有的气象数据来看，降水概率很大，只不过今天刚好没 有下而已。但是，如果天气预报员预测降水概率90%的所有日子里，其 中有一半都是晴天，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质疑天气预报的准确性了。在天气 预报员预报降水概率是90%的所有日子中，你会期望有90%的时间会下雨。 虽然气象预报员不能确定10%的晴天会发生在哪一天（不然的话就可以 说是100%的降水概率了），但是，如果天气预报员有50天预测“降水概 率90%”，那么50天中至少应该有45天是下雨的。

对人们知识标尺的评估过程，就好比我们评估气象预报员的准确性一般。研究者让被试对一些多项选择题或判断题进行作答，每道题目都注明 了被试对答题正确性的把握程度，即被试认为答案正确的主观概率。只有 当主观概率与正确率一一对应时，才能说他具备了知识理性。也就是说， 被试对标注为70%把握度的所有问题集合，答题正确率应达到70% ;对 标注为80%把握度的所有问题集合，答题正确率应达到80%，以此类推。 如果比率一一对应，就可谓是拥有优秀的知识标尺。如果两个比率差距较 大，未达到一一对应，那么他就不能称为具有知识理性。知识标尺失准会 导致个体无法选择出最佳的行动方案。

在很多不同种类的知识标尺实验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过分自信现象的身影。这些实验发现，人们的主观概率估计始终都高于实际的答题正确率。比如说，当被试认为自己有100%的把握可以正确回答问题时，实际正确 率往往只有88% ;当被试说他们有90%的把握能够回答正确时，实际正 确率大概是75%。在判断正误题中，通常来说，当被试对自己的答案有 七八成的把握时，他们的实际表现和瞎猜差不多，正确率只有50%左右。

对于知识标尺的过度自信效应，部分源自于我们对首先跳出脑海的念头的执着。我们会对这个念头是哪儿来的稍作思考，之后，本着节省认知 资源的原则，我们会快速得出答案：这个想法是“我自己思考后得出的”。 被试会将这个首先跳出的答案作为焦点假设（类似于我方立场偏差），并 将注意力着重放在这个焦点假设上，进而忽视了其他的非焦点答案。简而 言之，“导致过度自信的原因之一，是未能找到自己错误的理由”（Baron, 2000)。对最终答案的信心，来自于排除其他答案的证据，但是被试并没 有意识到提取证据的过程是存在偏差的——只有首选的答案才有机会获得 认知资源的垂青，为其寻找支持的证据，那些非焦点答案只有少得可怜的 认知资源可供使用。这种做法的结果就是被试对于他们的答案信心爆棚。

下面是本节伊始提出的那些问题的精确答案，你可以对照答案了解一 下你是否也是过度自信现象的受害者 :

(1 ) 39 岁；

(2) 39 本；

(3 ) 1756 年； (4) 645 天；

(5 ) 36.198 英尺。

请回想一下，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实际上本节的标题已经警告过我们要小心过度自信现象，在已经收到提示的情况下，你还会不会中招呢？ 我们拭目以待！由于所回答的问题都是你有九成把握回答正确的，按理说，

你的答题正确率应该有90%。10道题中应该只有1题的答案不在你给出 的数字区间。由于我们只出了5道题，因此你给出的数字区间应该全对， 最差的情况也是仅错一道。基于我们过去的研究经验来看，如果你给出的 数字区间错误数多于一次，说明和多数人一样，在进行概率判断时受到过 度自信的影响（虽然本节题目已提出过警告）。

研究者在知觉、运动领域以及知识标尺实验范式中都证实了过度自信效应的存在。过度自信现象不仅仅只出现在实验室中，在现实生活中也非常常见。比如，人们会高估自己对体育比赛结果、行为后果、经济走势等 未来事件的预测准确性。过度自信在称为“计划谬误”的现象中表现得淋 漓尽致。所谓计划谬误，是指人们常常会低估自己完成某项任务（比如完 成一篇优秀论文、完成当年的税务表格、完成一项基建项目等）所需的时 间。诺贝尔获奖者丹尼尔•卡尼曼曾经讲述过一个有趣的故事，告诉我们计划谬误有多么棘手，甚至连决策研究领域的专家也难免中招。数年前， 卡尼曼加人了一个由决策研究专家组成的委员会，该委员会致力于开发一 门适用于高中生的决策与判断课程。这个委员会成员每周定期开会以商讨 课程内容并完成教科书的写作。在一次会议上，卡尼曼让大家估计课程设 计和教科书写作全部完成所需要的时间。包括教务长和卡尼曼在内的专家 给出的答案是最短为18个月，最长为两年半。当时正值20世纪70年代， 很多课程和教科书都处于重新设计阶段。卡尼曼问教务长，他负责过多少 门课程的开发工作？那些和当前课程相似的课程大概用了多久才能全部完 成？教务长想了一会儿，面带羞愧地说，他负责的课程中，大概有40% 的课程建设半路夭折，从未完成。听闻教务长这句话，房间里立刻弥漫着 尴尬的气氛。卡尼曼觉察到这一点，为了缓和氛围，问教务长：“那些完 成的项目呢？用了多长时间？”教务长再次陷入尴尬，告诉课程编撰委员 会，那些已完成的项目，用时全部是7年以上!

对知识标尺过度自信的认知偏差带来了很多严重的现实后果。那些自 认为懂得很多、实则并非如此的人，继续学习或修正错误的动机和意愿较弱。那些自认为拥有卓越的动作与知觉技能的人，常常会对他人的表现吹 毛求疵，但对自己的错误却浑然不知，也不愿意接受批评。举例来说，很 多调查表明，绝大多数人认为自己的驾驶技术处于中上游水平。加拿大安 全委员会的一项调查表明，75%的驾驶员承认他们曾经有过驾车时打电话、 吃东西、刮胡子或化妆的行为。奇怪的是，同一批被调查者中有75%的 人报告说，当他们看到其他驾驶员一边驾车一边吃东西或打电话时，会因 此而抓狂和害怕。成千上万的驾驶员过度自信地认为，自己开车时打电话 对驾驶行为不会造成干扰。这些“自信”的驾驶员为自己缺乏知识理性所 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数据表明，由于驾驶环境中增加技术性干扰而导致 的交通事故在逐年增加。缺乏精确的概率标尺是人类缺乏知识理性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无处不在，往往会带来深远的后果。例如，医生群体中的过度自信现象就是广泛存在且非常危险的。

人们对自己的驾驶技术标尺失准和社会心理学研究中的自我评价偏差有着密切的联系。人们常常会扭曲对自我的知觉，虽然并非每一次的 扭曲方式都相同，但绝大多数时候，扭曲的结果倾向于自我提升。在 一项以参加SAT测试的800 000名学生为调查对象展开的评估中，仅 有不到2%的学生认为自己的领导能力低于同龄平均水平。有超过60% 的学生认为自己与人交往的能力位居同龄人中的前10%。贾斯汀•克鲁 格（Justin Kruger )和大卫.唐宁（David Dunning )的研究发现，在一 项逻辑思维测试中，得分为倒数25%的学生的自评成绩平均是年级前 38%,也就是说，即使是得分最低的学生也认为他们的测验成绩高于平 均水平！

最后，为大家介绍我方立场信息加工的螺旋循环。普林斯顿大学的心 理学家艾米丽•普罗宁（Emily Pronin)通过调查研究发现，人们的自我 评估偏差还表现在对自我评估偏差程度的评估。普罗宁对研究社会和认 知心理偏差的文献进行了总结归纳，比如光环效应、自我服务归因偏差 (成功时归因于自己，失败时逃避责任）等。在这些研究中，让被试对自己受到各种偏差影响的易感性进行了自我评估，同时，也评估了他人的易 感性。普罗宁和她的同事发现，在8类社会认知偏差研究中，人们一致认 为他人对认知偏差的易感性高于自己，也就是说，认为他人比自己更容易 受到认知偏差的影响。简而言之，人们承认认知偏差的存在，但却坚信自 己是不受影响的特殊个例。

为何会出现这种称为“偏差盲点”的现象呢？根据普罗宁的推测，当估计他人的认知偏差程度时，人们依赖的是对通俗心理学理论的肤浅了解。 可是，当评估自己的认知偏差时，他们却栽在了对意识层面内省过程的监 控上，这也是我方立场信息加工的一部分。现代通俗心理学理论的传播让 人们对各类认知偏差略知一二，认为自己可以预测他人的认知偏差。可是， 绝大多数社会和认知偏差是在被试对偏差毫无意识的情况下发现的。因此， 当人们在意识层面寻找自己的认知偏差时，会一无所获。在预测他人的认 知偏差行为时，我们依据的是心理学理论；而在预测自己的认知偏差行为 时，使用的却是内省法，因此会得出他人更易受认知偏差影响的结论。

我方立场信息加工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人们对事件控制力的不合理自信。心理学家艾伦•兰格（Ellen Langer)对“控制错觉”（illusion of control)现象进行了研究。所谓控制错觉，是指个体相信通过个人的能力 和努力，可以控制随机事件的结果。在一项研究中，两名员工在两家不同 的公司向同事兜售彩票。他们卖给一部分人的彩票号码已随机选好；而卖 给另一部分人的彩票则可以自选号码。毫无疑问，在一个随机抽奖的奖池 中，自选号码和随机号码的获奖概率没有任何区别。第二天，这两名员工 告诉那些买彩票的同事，他们希望买回昨天卖出的彩票。结果发现，自选 号码被试开出的价格比那些分配到随机号码被试的价格高出4倍！朗格通 过一系列类似的实验设计进一步验证了她的理论假设，即人们误以为自己 的能力、技巧可以决定随机事件结果。

那些屈从于控制错觉的人，常常会基于错误的因果关系理论而采取行 动，最终导致差强人意的结果。在马克•芬东-欧克里夫（Mark Fenton O’Creevy)及其同事的一项研究中，为我们充分展现了如果依控制错觉 行事，会产生怎样的实际后果。他们对伦敦4家投资银行的107位交易员 进行了研究。首先，研究者让交易员完成一项实验室任务，以评估他们的 控制错觉特点。在该任务中，交易员被告知按键行为也许会对一个即时变 化的指标产生影响。而实际上，按键并不会影响任何指标的变化。被试认 为按键对指标变化的影响程度，即代表了该名被试的控制幻觉特征。芬东-欧克里夫发现，被试的控制幻觉特征与他们的绩效指标之间存在着密切的 联系。交易员的控制幻觉水平越高，年度收益越少，控制幻觉水平每增加 一个标准差，平均年收益减少高达58 000英镑11。

我方立场信息加工：沟通与知识假设中的利己主义

我方立场信息加工会干扰我们的沟通意图，在特定场合中尤甚。克鲁 格（Kruger)及其同事对电子邮件沟通中的利己主义进行了研究。众所 周知，由于缺乏音调、表情和着重音等沟通线索，任何形式的书面沟通都 需要一定的我方立场信息加工。从这个角度来讲，电子邮件尤其危险，因 为它的便捷、非正式和互动性可能会让我们误以为它与面对面沟通很相 似。在他们的第一个研究中，克鲁格让第一组被试给第二组被试发电子邮 件，并询问第二组被试如何对邮件内容进行解读。这些邮件中有一半是用 讥讽的口吻（例如：“我真的好喜欢约会啊，因为我喜欢自己局促不安的 样子”），而另一半电子邮件则是非讥讽口吻。收信人需要判断这封邮件是 否含有讥讽的意思，发信人则需要预估收信人将邮件成功归类的准确率。 研究结果发现，发信人的预估非常乐观，认为收信人的分类准确率能达到 97°/。，而事实上，收信人的分类准确率只有84%。发信人如果不调整自己 的我方立场观点，很难理解对方在没有表情线索和音调的情况下，成功辨 认出讥讽口吻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人们难以认识到使用电子邮件进行沟通有可能会造成误解，究其原因是自我中心主义在作祟，克鲁格等人通过实验研究证实了这一点。在这个 实验中，要求发信人大声地读出他们即将发送的电子邮件内容。不过，这 个音频版邮件内容并没有发给收信人。同上个实验一样，收信人需要独自 解读这封电子邮件的内容是否具有i几讽意味。之所以要让寄信人读出邮件 内容，目的是要减少部分寄信人的自我中心主义倾向。实验要求一组寄信 人读邮件时使用与邮件内容相符的语气。也就是说，如果邮件内容含有讥 讽意味，则使用讥讽的语气；如果不是，则使用较为严肃的语气。另一组 寄信人被要求使用与邮件内容相反的语气大声朗读。克鲁格研究团队这样 解释他们的实验设计：“我们的设计原理很简单，如果人们高估自己使用 电子邮件能力的原因之一是由于难以站在收信人的角度考虑，那么，通过 迫使被试站在与自己观点截然不同的立场进行思考，可以降低被试对电子 邮件有效性的过度自信。也就是说，邮件内容与朗读语气不一致的被试的 过度自信程度应该会弱于内容与语气一致的被试。”

实验结果发现，邮件内容与朗读语气一致的被试表现出了较强的过度 自信效应。这一组对应的收信人对邮件的判断正确率仅为62.2%,而寄信 人预估有81.9%的人可以准确地解读他们的电子邮件。反之，邮件内容与 朗读语气不一致组的被试就没有前一组那么乐观了，他们对应的收信人对 邮件的判断正确率为63.3%,而这一组寄信人认为只有62.6%的收信人可 以准确地解读邮件内容。

克鲁格的研究为我们展现了人们将自己头脑中的想法投射到他人头 脑中的自动化过程。克鲁格的系列研究受到了伊丽莎白•牛顿（Elizabeth Newton)博士论文的启发。在伊丽莎白的研究中，人们的自我中心倾向展 现得更为淋漓尽致。伊丽莎白让实验被试用敲打的方式打出一首大家耳熟 能详的歌曲的旋律，并预测如果有一群人听到这个旋律，大概有多少听众 可以识别出这首歌。被试估计大概有50%的听众可以正确识别出歌曲的 名称，而实际上只有3%的听众可以听出这是哪首歌。这种现象我们并不陌生。一曲熟悉的旋律在我们头脑中异常清晰，我们坚信其他人可以通过 听我们哼曲儿或者打击旋律很容易地识别出这首歌。人们常有这样的错觉， 认为自己头脑中的影音能够原样重现在他人的头脑中，这种错觉的力量是如此强大，即使在知道了存在我方立场偏差的情况下，人们也难以对这种 错觉免疫。

我方立场信息加工与电子设备消费行为研究中的“特征蔓延”（feature creep )和“功能疲劳”（feature fatigue )现象有着密切的联系。研究发现， 随着电子设备的功能越变越复杂，这个设备反而越来越无用了，人们不愿 意花费太多的时间去学习如何使用这个复杂的设备。飞利浦电器公司对退 回商品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发现有一半的退货商品本身并没有任何质量 问题，消费者之所以退货是因为他们没有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

很多公司都致力于让他们的商品拥有更多的功能，而这样做的结果却是让商品变得越来越无用。作家詹姆斯•索罗维基（James Surowiecki) 曾以微软文字处理软件（Word )为例来说明这种现象，在2003版Word 软件中，总共有31个工具条和超过1500个操作指令。为什么会出现特征蔓延现象？缘由在于产品设计者陷入了我方立场信息加工的泥潭无法自拔。认知科学家奇普•希斯（Chip Heath)曾经描述过一个出现在设计师 身上的我方立场偏差的经典例子：“我注意到自己家中的DVD遥控器上竟 然有52个按键。之所以有那么多的按键，是由于某个工程师知道该如何 使用这些按键，并且坚信我会和他一样想使用复杂的遥控器。但是，产品 设计师是这方面的专家……他们意识不到我这样的电器菜鸟会和他们的想 法完全不同” 。

智力与我方立场信息加工

在本章中，我们仅仅讨论了心理学家研究发现的我方立场信息加工倾 向诸多形式中的几个个例。我方立场信息加工普遍存在于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么，智商高的人可以对此免疫吗？

我和同事理查德•韦斯特在完成了很多类似于本章伊始提到的福特 探险者难题研究之后发现，智力与我方立场偏差程度之间毫无关联。在 我们的研究中，智商高于中数水平的被试与智商低于中数水平的被试表现出了相似程度的我方立场偏差。比如说在制造论据研究范式中（“大学 学费应该上涨，髙等教育成本应该全部由个人承担”），被试无论智商高低， 制造的我方立场论据均多于对方立场论据。克莱辛斯基及其同事的研 究发现，高智商被试与低智商被试在评估实验中的证据时，会采取相同 的偏差方式。为数不多的几个研究发现，过度自信效应与智商之间存在 中等程度的相关，高智商被试的过度自信水平较低。不过，这仅仅是统 计学意义上的中等程度相关，现实生活中依然存在着很多智商与过度自 信水平无关联的情况（高智商人群也会出现不合理的过度自信）。

多数旨在证明智商与我方立场偏差无关的研究，采用的是被我和韦斯 特称为“自然我方立场偏差”的实验范式。这种范式是人们在没有任何明 显的指示或线索提示需要谨防我方立场偏差的情况下，从自己的视角出发 对情境进行评估。需要注意的是，在这种范式中，被试在实验前不知道自 己即将面临我方立场偏差的挑战，研究者也没有告诉他们思考问题时采用 多种视角可以降低犯错的概率。如果有这些提示的话，高智商被试更有可 能遵循这些提示的建议，减少思维偏差的出现。

在这方面，我方立场偏差的研究发现与上一章框架效应相似，即聪明人只有在被告知该如何做的情况下，才会表现得聪明。如果你告诉一个聪 明人对其理性思维有哪些方面的要求——比如你告诉他们要小心我方立场 偏差或是框架效应的影响，然后让他们完成一个会涉及这类理性思维的任 务，与低智商的个体相比，高智商的个体会更好地遵循并执行这些理性思 维要求。

值得引起注意的是，教育领域中有大量的文献资料都在强调批判性思维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其实就是在关注如何避免自然我方立场 偏差。根据我们的观察，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很多人在完成批判性思考任务时常常会失败。这些大学生都是经过了层层的测试筛选才进人高校， 但是，这些考试工具并没有涉及对批判性思维的测量。理论上讲，批判性思维和理性水平是可以通过考试测量出来的。我在本章中所提到的这 些任务，仅仅是用于测量我方立场信息加工的诸多任务的冰山一角。除 此之外，还有大量可用于测评的任务，它们为测量被智力测试工具所忽 视的理性思维提供了可能。我方立场偏差，是被智力测验忽视的一个重要认知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