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醒得很早，完完全全地醒透了。
仰面朝天躺在床上，等待着小腹与肠子自己苏醒，一般在脑子开始运转后的十几分钟内，下坠的感觉就会翻搅袭来。可是今天似乎有些不一样，什么都没有来，包括肚子和困意。距离上班的第一个闹钟响起还有两个多小时，红色旧丝绒窗帘时不时被风撩起，外面黑乎乎的，我放心地闭上眼睛。
将睡未睡时，眼珠子藏在眼皮后面往下沉，后脑勺含着一口哈欠，正要张大嘴吐出浊气，忽然，一阵不知从哪儿传来的骚动在大脑皮层炸响，好像刚锁上大门的思维宫殿里，突然闯入一辆强拆推土机，突突突，突突突。
我听得分明，那是哭声。
几乎是在同一瞬间，另一个房间里的两个人，制造了从床上弹起的动静。那是我爹和我妈，仿佛他俩整晚根本没睡，只是放在床上的摆设。他们一直侧耳凝神，并试图用悠长的吐息伪装成已经熟睡的假象，等待的就是这炸裂夜空的一嗓子。
哭声迅速变成了歌声，似乎是一首专为哭泣写的歌。我依旧四肢舒展地摊在床单上，注视着我爹我妈走进我的房间，掀起窗帘因年岁过于久远而变得不规则的一角，笃定而大声地说；“又死了一个。”此时的他们完全不存在对于凌晨四点吵醒我的担忧，因为我一定会并早就醒了这件事令他们更为笃定。
这是一种四个月来培养出的默契，我们搬到江边上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已有整整四个月，横穿了春的末尾、夏的早退和一个秋的开头。不断有人死去，在停电瓶车的那种地下车库里被发现，死去的人们都搬到了改造成卧室的这里过夜——他们太老了，90来岁没什么稀罕。即使是半层楼梯，对使用过90多年的腿脚来说也过于高了。
他们离去时，第一个发现的亲人就会大哭或者找一个更会哭的人过来，哭出旋律和顿挫，这让人疑心是否针对此时早早排练过。之后的三天便是搭在楼前的露天饭局，一口大锅里炖上三天份，共五十来只鸡，把锅盖都顶起来，香味一直传到江的对岸去。
每天的饭吃得都无比准时，饭后的牌局也是，在饭与牌局的间歇有人坚持在哭，那种回环往复的哀戚女声在饭后重新响起时，音量都会大很多。
我只是根据耳朵听到的声音来揣测这一切的，伴随着一种奇怪的鼓点。我也往楼下看过一次，却只能看到一顶白色的尖帐篷，里面密密麻麻坐满了人，但我可以确定的是，从来没有任何一架鼓，发出铃鼓声的，是一台绑在树干上的白盒子。
我所在的这座城市，不远处就有一座更大的城市，听说大城市里的一些人很有办法，他们买房子连眉头都不皱，当然了，买的是我这座城市里的房子。他们买了房自己不住，直接让整个家族搬进来，房间和床不够也没有关系，反正住进来的都不占地方，只有一个小盒子——我们通常叫它骨灰盒，还有一张放大加厚的名片，也叫灵位或牌位。许许多多个他们住在一间房子里，房门很少打开，从不与邻居打招呼。
我家楼下在白天总是坐着好些人，一坐就是一整天。从衣服上很容易分辨性别——蓝布绣边、蓝头巾(底下是秃的)、发髻中间插一小朵彩色布花、腰上一圈哆啦A梦百宝袋般大小围兜的，是代表了最前沿时尚的本地阿婆，剩下一动不动的，就是阿Dia们了。如他们所愿，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努力靠拢，他们最终都拥有了同一件衣服、同一户型的拆迁楼房，以及被沟壑随机切割的同一张脸，以至于这些面孔在一天天减少的过程中，我也完全无法分辨今天少的这张脸，究竟是晾衣架旁的、花坛边上的，还是3号门洞底下的那一张。
饭局要吃到半夜，我能从声音听出人很多，后半夜人渐渐散了，可白帐篷还支在那里，似乎人依旧很多。夜里12点之后才能叫停哭声，改用白盒子调低音量，单曲循环另一种声音，这是规矩，不能破坏。
等到清晨来临，白帐篷边的小板凳就又坐满了，我总是看不出哪里少了人，或者根本就没少，我们的城市最不缺少的，就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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