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作者模式”，即对于一段信息（或者一个作品），并不局限于作者原本的观点、视角和格局，而是进行重新的演绎和加工，以得到超越原作者预想的信息，以挖掘出一个新的世界。当代最博学的人之一安伯托·艾柯拥有五万册的私人藏书，其中三万册藏于他在米兰市区的公寓，另两万册藏于郊外的庄园。艾柯选书有其独特的口味：“作为一个珍本收藏者，我对于人类对离经叛道思想的偏好很着迷，因而收集的书，都是关于我本人不信的事，像犹太神秘教、炼金术、魔法、胡编乱造的语言。书本会骗人，尽管是在你不知不觉中。我有托勒密的书，没有伽利略的，因为伽利略讲的是事实，我更喜欢疯子学说。”显然，艾柯在看这些“疯子学说”时，并不是一个乖乖好学的“读者”，也不是要成为第二个原作者，而是成为“超作者”，他从这些书中受到启发，并进行重新的组织和演绎，然后用于写作他自己的那些“离经叛道”的小说和学术作品。我们无法完全想象艾柯从这些书中得到的乐趣，只有像他这么渊博和智慧的人，才能充分地从这些书中看到别人无法看到的万花筒一般的隐藏世界。
另一个让我深受启发的“超作者模式”的案例是塔勒布讲对他哲学思想形成影响最大的一本书，并不是某位哲学家的著作，而是记者夏伊勒写的《柏林日记：二战驻德国记者见闻（1934-1941）》。在读这本书之前，塔勒布已经读过“黑格尔、马克思、汤因比、阿隆和费希特关于历史哲学及历史特性的著作”，这些著作都基于一种“事后解释”的隐藏观点，即提供一种可解释的逻辑的观点去阐述历史。而《柏林日记》这本书的价值，是以实时记录的方式记下了这个重大的历史时期，夏伊勒是在“不知道接下来发生什么的情况下撰写这本书”。于是塔勒布在这本书中惊讶地发现当历史行进时人们对不确定性和未来风险的巨大无知，这与人们在回顾历史时那种言之凿凿的分析和确定无疑的阐述完全不同。这使他反思自己原来的思想，开启了对不确定性的极大兴趣，并走上了研究不确定性和极端事件的几十年的征程。所以，在“超作者模式”下，一本日记完全有可能引发一场风暴般的哲学思考和实践，去发现一个奇妙的隐藏世界。
有趣的是，隐藏世界的价值恰恰在于它是隐形的，而不是外显的。在投资领域有一个“有效市场假说”，是指在有效市场里，一只股票的价格就已经反映了人们当前能获得的有关它的全部信息，这就意味着如果你掌握的信息和别人的一样，那么你就不会有获利的机会。而只有你经由自己独立的信息获取和分析，发现了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信息，才能发现那些价值被低估的股票，从而通过投资获利。另外，在投资领域，有很多模型和技术指标，但是再高明、预测力再强的指标，一旦被很多人使用，就会钝化，失去原来的威力。由此可以推断，那些靠技术分析赚得大钱的人，一定是独自发现了一个隐藏的世界，在这个不为人所知的世界里编制着独一无二的魔法。其实这些思想大可以延展到更为广阔的领域。洞察隐藏的世界可以帮助你获得独一无二的优势，而只知道接受广为传播的信息、只能够理解显而易见的事物、只会伸手向别人要答案的人，则很可能成为人生的输家。
很抱歉我无法精确地描述“洞察隐形世界”这种技能，我只能采用“作者模式”、“超作者模式”这样含糊的类比，希望能展现它的一点点光影。在追寻这个技能的征途上，我只是一个瘦弱的幼童，瑟瑟行进在真伪难辨、优劣难分的信息洪流的狂风暴雨中。在奢谈某个技能之前，我只能说，我只是慢慢培养出了对显性世界的将信将疑和对隐藏世界的充满敬畏。我只是意识到了自己的无知、缺陷和不可把控，我只是孕育了对更多可能性和无限意蕴的期盼。村上春树说他开始写一篇小说的时候，并不会事先想好故事情节，而是“等待着故事发生”，如果写的是一桩命案，他并不一开始就知道凶手是谁，而是写到快结束时才发现。因此我想，如果说“自由的精神，就是对何谓正确不那么确定的精神”，那么智慧的精神，就是对何谓已知不那么确定的精神吧。
忘记那些你以为你已经知道的东西，去洞察那些隐藏的世界，那里有无尽的可能性，那里有崭新的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