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首發，文責自負】

瓦伦汀......见到你，我现在都难以置信......我现在好快活，我打保票这条街上没有人比我心情更好。你知道吗，在路口看到你，我好像被烈日的高温熔化掉了，我散成水，延着柏油路的缝隙蔓延开，流遍整片街道......现在？现在好多了，心情已经平复了，大概我适应了你出现所带给我的喜悦了。我现在好像沁在海里一样，凉飕飕的。一片青蓝青蓝色的水，翻着白花花的浪......

我记得十五年前的夏天，我就在一片青蓝色的水里像鱼儿一样左窜右跳。双臂是我的鳍，皮肤的每一个毛孔构成我鳞片的纹路，我把双腿并拢，像尾巴一样摆动；没有鳃，但氧气像充沛的阳光一般源源不断地钻进我的身体里。我有能力解决这世上一切让人哭泣的苦难，所有心脏仍在跳动的人们都会被我的福音所拯救而拥抱美好。那时候，太阳光和靠近海岸线的居民楼构成一个险峻的倾角。我偶尔探出水面，浸在阳光里，人们在浅海或者沙滩上眺望我，他们都被阴影覆盖——我爷爷也在其中。

只是啊，我爷爷总是不下水，他只是抱着我的浴巾在沙滩上端坐着，永远在抬眼找寻我在海里的方位。每次我自觉游到的深度够深，离海岸线够远之后，就返程向沙滩的方向游去。我的脑袋袒露在阳光里，呼吸着炙热的空气，海风常常吹得我喘不过来气。而这时候，海浪——或大或小——就在我身后不停拍打我的后脑勺，给予我推力，把我向沙滩和爷爷的方向送去。

碰到些我从来捉摸不透来由的特殊日子，或出于单纯的心情好，我爷爷会光膀子大步走进海里，一点点用手掌心往上身淌水，走到一定位置，他敞开身子，扑进海里，一点点往深处游去，在某一时刻，我爷爷调转方向，向栈桥的方向游去，与海岸平行。那时候我坐在沙滩上，望向他的位置，就好像他平日里看向我一样。有时候一个翻涌的巨浪把爷爷吞噬，我会下意识地心神不宁，屏住呼吸，然后等浪头过去，看到圆溜溜的脑袋，长舒一口气。我总有种错觉，他好像一直停留在原地，从未移动过。可直到他在栈桥旁挺直身体，露出肩膀和耷拉着的骨架；我一拍脑袋。海水在身上风干蒸发会留下粘稠的触感，让人头晕目眩。

我看到海滩上人来人往，小伙子们和姑娘们操着方言戏水，城市里驱车来的中产家庭，退休养老的首都旧知识分子（知识基本已经形若虚设，只剩那些在海风，阳光和沙子中苟且偷生的形骸）。看着这些，当时的我真的头晕目眩，身上黏浊的海水重新焕发生机，覆盖我的身体，没过头顶，我在水里蜷缩得像个胎中的婴儿。我有些时候真的很难呼吸。本来空气就无形无色，我和你讲......瓦伦汀......我那时候常常问我自己存活的基础在何处，我不能够仅仅是一个能够移动的物体，摄入排出，在静态和动态中切换......

有一天，几个当地的小孩把我从自行车上拽下来，他们叫我小北京，张牙舞爪着。可他们的口音一直惹得我忍俊不禁，他们说话像在唱歌......像是在唱山歌！最后一个音语调必然滑稽的上扬，每一句话好像都是疑问句......他们说着话儿，唱着山歌儿，拎着我的头发把我摁进栈桥旁的海水里。我无力抵抗，因为一到海里，他们就像野鸭子一样。他们一头把黝黑的身子翻进水里，两只手一手从海底下捏一把泥沙蛋子，然后浮出水面，抡圆胳膊往我身上扔。嘴里笑着，仍说些难懂的话，还是像在唱歌。我蹲在水底憋气，泥蛋子在我四周的海水里碎开，然后溃散成泥雾，稀释在水里。他们的山歌浸过海水变得模糊不清。我的鼻腔口腔被咸涩的液体填满，水里一丝光线也没有。我被覆盖在旁边高大栈桥的可怕阴影里。

我抿了口服务生端上来的汤，很稠，像浆糊，直烫得我舌头疼。瓦伦汀还穿着那一身紫罗兰色长裙，这种旧识仍然与你记忆中的形象毫无偏差，让你有一种时间从未流逝过的错觉。我感觉全身欢快自如，迫不及待地想要启口说话，甩落头发上的灰，用开水冲洗餐具，让她见识全新的自己。

夏日的空气虽然炎热，却有种沁人的芳香。此刻我想，为什么从来没有意识到过呢？瓦伦汀的眉毛还是那样的细长，嘴唇像胀起来的气球一样丰满可人，她的脸颊红彤彤的，聊天的时候还是喜欢眼神乱飘，不盯着说话的对方，望向斜下方的桌角。她总是这样的神态。以前的我还常常为此暗暗生气，可现在却想把以前的自己拎过来扇一个清亮的巴掌，大骂，这多有个性，多可爱，怎么就不能包容一点？她笑起来多有意思，有时候都分不清她到底是在哭还是笑。眼眶里泪汪汪的，头发碎儿耷拉在眼前，捂着嘴。她到底是在哭还是笑？诶，她做了指甲？她以前从不做指甲的，因为她亲口对我说过，她嫌指甲太碍事，本来就是用来保护手指的角质层，留长了，做花了，岂不是适得其反？她握刀叉的方式好像也和以前不一样了？她以前从来都是食指压在刀背儿上的，好使力，可现在她五指轻轻合拢，优雅得像是香喷喷的成熟女士。我透过玻璃餐桌看去，她好像穿了双人字拖。过去的她可从来不会这么随意，那时候她去哪里都是严阵以待，像全副武装的猎人。但好像无论如何，瓦伦汀还是瓦伦汀。

今天和瓦伦汀的偶遇发生的实在机缘巧合，导致我都开始感觉今天的自己不太像我认识的自己。就这天，我变得健谈，感性，热情洋溢。不好形容以往的自己具体是什么样子的，因为没有人能真正对自己认识之全面能达到绝对客观的水准，但是仍然，很多即使在我身边无处次循环反复的场景给予了我以不同的感受。天气的过于炎热大概是我今日里唯一难以忍受但又不太放在心上的事情，某些树皮的干涩，以及白色杀虫剂液顺着树干脱落到草坪的景象，还有过于吵闹的蝉的鸣叫声，晃眼的阳光充斥我狭小的房间只留下棱角分明的阴影，这些我早已司空见惯以致我对于天气的炎热并没有什么怨气可发泄。更何况，瓦伦汀的出现来之不易，我不知道我这辈子还能遇见几回这种偶然而又意义深刻的事儿。我宁愿把自己包装在兴奋的喜悦里。

十一岁的时候我身上发生了很多事情。我在十一岁以前从来没见过海，第一次见到海，只感觉到它是一片从我所在的位置无限向四面八方的远方延伸的水，并带给我一种不同寻常，抽象的概念。其实吧，瓦伦汀，是这样的——人都有一个开窍的过程——我本以为我的开窍发生在小学数学课后朱老师给我的那颗水果糖时。但当我在我的视觉体系里，我发现正因目睹大海的存在本身，我的“窍”开始漂浮在旋转的水花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那时我惊觉自己突然有了能力解释一些思品课上老师不厌其烦孜孜不倦的很多品质，一些我们比葫芦画瓢套用在阅读理解题干下分析角色用的词汇———“正直”，“高尚”，“博爱”，“坦荡”，“坚毅”，“旷达乐观” “无私奉献”。瓦伦汀，你知道么，我记得更小的时候有一次，有天清晨，我在退潮的栈桥下的石头缝里捉螃蟹，挖蚯蚓。太阳刚刚从海正中央冒出了红彤彤的小揪儿揪儿，光打在沙子上，勾出一片硬朗的轮廓，好像每一颗，每一粒都被分离出来了。有个戴草帽的胖子，老是站在栈桥底豁口处晃悠。我让他躲开一点，我几乎看不清自己的脚了，这座桥底下本来就很暗了。他站在原地不动，给我讲了那座栈桥和“对视”的故事。

这座栈桥提上日程的时候，大家喜忧参半，当地人说这种人工造物把自然风景都破坏了，游客则说能望远，拉伸腿脚，何乐而不为——他们总觉得这片沙滩光秃秃的。后来最终开始施工的时候，这桥才只搭了桥墩，从沙滩上望过去，就是座长条形的土坯。有些游泳的人，时不时累了扒在桥墩边上歇息，还有些干脆爬上去晒太阳，然后发现干硬的水泥坯子几乎把要把骨头硌碎。后来就逐渐完工了，工人给桥墩横截面铺上石头压底，横截面再铺上木地板，木扶手。人们从老远望过去，红木搭成的栈桥又高又长。我有次还从我爷爷的旧照片上见到过这座桥开始竣工时的模样，气派极了。我爷爷后来也说，这么一搭，曹操直接从东临碣石到小桥流水人家了。

那个胖子突然把裤脚从小腿肚子处提到膝盖高度，说人们总是在这座栈桥旁淹死。

我还在挖蚯蚓，水刚没过我的铲尖。

这片海域溺水的人嘛，因为浪，因为浪的阻力作用，他们迟迟游不到岸边，而且在海里实在难以辨清方向。他们下意识地往栈桥的方向游。可游到了才发现，这座栈桥设计得太高了，两侧像是城墙一样，桥底下又铺满了搭地基用剩的石块。他们往上爬，向生机前进。可海浪绵绵无尽，狂风和海水刮得他们眼睛酸痛。最后，他们力竭后溺死在栈桥边，他们其中的有些，被海浪活生生地拍死在石头上。这个人问我溺过水么，我说我不会游泳，这个人又问我，见过人溺水么。我想起学校里的道德模范教师，一个膀大腰圆的中年男人，在一次校级大会上发表演讲过自己年轻时在护城河里救了一个小女孩的故事。我说，见过，我救过人。他笑了出来，问我，你救过谁？我把铲子插进沙子里，说，一个小女孩。我说我骑自行车路过护城河，突然听到有小孩的叫声......他说，你不就是小孩么。我气得脖子红了，说那是个小小孩，基本就是个小婴儿......我立马跳进水里，把她捞了上来。他叹了口气，还好你没有看，你是二话不说，一眼也没看，直接跳进水里了？我点点头。他扶了扶自己的草帽，这时候阳光已经开始穿过他草帽顶部，照进桥底。他叫我无论如何，不要看溺水者的眼睛。我问为什么。他说，那种眼神很恐怖，是纯粹的恐怖，它们会削弱人的意志力。这时候我尖叫了一声从地上一蹦三尺高，我把他拉过来看那条在土屑里蠕动的海肠，他走过来蹲来在我旁边，拾起我的铲子在四周筛黑土，然后扣在这条通红的小动物身上。

瓦伦汀……我实在不敢相信，突然就什么都涌上脑子里了。我知道这些对话是真正发生过的，记忆里的一些千真万确的东西！其实......哎呀，怎么就说到这儿了。今天真的感觉很奇怪，好像一时间被童年的琐事填满了，我呀，平常可没有这么能说......当然了，瓦伦汀，你知道我以前是什么样子的.....是啊......好热啊......咱们坐进去吧，这里太晒了，好像要被晒成干了，咸鱼干！我擦了擦脑门儿上的汗，听见远处飘来二胡声。

那时候我感觉我的话题无穷无尽，对天上地下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山川鸟树，江河溪流。新的，旧的，老生常谈的，津津乐道的。我今天突然难以抑制地质疑自己，明明有这么些东西存在在我们眼皮底下，可以前的我为什么总会是感觉到话题无比的匮乏？现代语言系统其实一直足以让我有一辈子的功夫谈论我们永远说不尽的话题——以前的自己是怎么了？我察觉到这一次偶遇让我获得了新生，瓦伦汀的出现会使我扭转成一个崭新的形象。一切在我身上的陈旧的标签都被这一次契机抖落在泥土里。我会变得伟岸，生动，令人敬仰。

啊，我真的好爱她，我的情感像是在万丈高空，穿透了蓝天白云，漂浮在众生的喜怒哀乐之上，在稀薄的空气里肆意燃烧。我可以毫不忌讳地说，瓦伦汀是我的爱人。爱人！爱人！爱人！我可以就在此刻原地起身呐喊，像是对着空旷的山谷，传遍江河湖海。我爱瓦伦汀胜过一切，胜过草丛里蹿上树的松鼠，或是天上一飘而过的明明暗暗的云，甚于广场上随风飘舞的国旗，我爱她像爱自己的生命一般。我双手合十，祈祷此刻能像闷热的夏天一样永远延续下去。

扬起头颅，张开臂膀，紧闭双眼......我准备用力把瓦伦汀重归后的生活拥入怀抱。

只是瓦伦汀出现不久之后立马就又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我习惯性的又回到了以往苦涩而暗淡的生活节奏中。

“最近这起凶杀案惨无人道得很”，我从欧洲回国飞机落地的那天，我的发小，老严的妈妈本来兴致勃勃的在餐桌上这么跟老严和我说的。她说，真是邪门儿的紧，街坊邻居这两天从早到晚念叨的就这一件事儿。

其实她说那案子就发生在楼下那家理发店。

老严说他的妈妈是个热烈又胆怯的女人，在他和奶奶面前弱不禁风，痛神经敏感，肩膀又窄又薄，锁骨病态的突出，常因他的轻抚而哀叫连连；对外却刚强果断，像极了卡尔维诺笔下的女性角色。可能正因此她对他的爱一向是诚惶诚恐的，于是当我俩展现出浓烈的兴趣，她反而闭口不言了。反倒是老严的奶奶，一个干练，精神矍铄的过分的老太太，还对此事喋喋不休。

我清楚地记得那家理发店，在我升初中的军训前夜，把我剪成了正方形的平头，棱角分明，好像精心修剪过的盆栽。那家店，明明是做理发生意的，可就是没招牌，后来一零年后听说也不做理发生意了。我和老严仔细回忆了一下，他妈妈说的大概是那一栋平房，全部由砖砌成。虽然我们大院里基本都是旧苏联式的五层式混凝土楼，但最小的时候我对其印象不深，大概因为每天下午它就坐落在农行大厦的阴影下，又或者是因为它灰头土脸的外表不甚引人注目，所以若不是因为后来居住在里面的那对不寻常的夫妇，我们俩是大不可能如此快速地回忆起来的。

我记得那栋房子门口长年累月的铺着张旧鞋垫，大概是居委会或者人口普查送的那种，家家户户都有，但只有他们家真的铺在门口了。那家前门的窗户象征性的还糊上了层薄纱，可小学的时候里头吵架的景象对我来说还是历历在目。我们这种计划经济时期的大院，属于航天研究院的家属区。如今多数住的都是老年人了，否则么就是些被父母送过来和家里老人居住的小孩。这群小孩，十有八九搬来是为了上天桥对面的实验小学，那所小学自从教育局改革以来就只有就近上学的名额。这群孩子上完小学立马搬走，然后一群更小的屁滚尿流的小孩再添补空缺。我小时候就是如此，现在仍旧如此。所以这次回来我不甚惊奇地发现，小区里孩子的年龄仿佛是凝固的，只有老头老太太愈来愈苍老。

那户人家，却是一对中年夫妇。老太太也明显在过去对他们不甚注意，此时回忆说，这家人文化程度不是很高。老严笑着附和，一个院子的工程师，中间掺了个理发师。

很巧的是，我一个警校毕业的初中同学刚刚好负责这起案子。之前喝酒的那次他吹着我的眼皮对我说他已经对这个案子十拿九稳了，他用力攥着手掌心，盯着我恶狠狠地说，凶手逃不过他的眼睛。他有一只满是青春痘时期遗留的酒糟鼻头，还有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他的手下叫他红鼻头队长。

我后来无意跟进了他的调查，据说嫌犯的身份锁定在了死者媳妇儿身上，也是那时候我在红鼻头队长的办公室才第一次见到凶案现场的照片，那个常穿着白背心的男人蜷缩着被捅进了一个女人的肚子里，女人尸体的腹部从中央横向划开一个大口，男人血污遍布的后脑勺从其中央的窟窿里伸出来，然后耷拉在地上；男人头发稀疏，像极了长毛的蛋。这场景怎么看怎么像医院里分娩的孕妇。但我跟红鼻头队长打趣说，像是吃完草莓果酱之后罐头没扣紧。他在沏茶，没理我。他拿着个金属罐往保温壶里抖落一些稀奇古怪的干草，我好奇他到底是喝茶还是啃草。我常常跟老严讨论这件事，直到后来老严回去医院上班了，我满脑子里却还都是各种推测和照片里遗漏的细节。

不出两周，红鼻子队长就干脆利落地着手抓捕他的媳妇，一个人老花黄的女人，在一所附近的中学教语文。也是在那期间，我才知道他们这几年光阴里抚养了七个孩子，四个男孩，三个女孩。案子发生后，我时常在周遭闲逛，这群孩子到现在都不知去向。据传言叙说，她和白背心男人早就已是形式上的婚姻，婚姻这种东西对他们来说估计早就是过时的风潮了。有人说这女人很早就不在了，现在跑到南方捣鼓些布料生意，人影也不见一个。这两对冤家八成好几年没说过一句正经话了——当然，这也只是红鼻子队长的一面之词，他又有何凭据如此论说？直到后来某些年老体衰，口齿不清的邻居吐露出了一个白背心男人的情妇式的角色，这个女人（大家对此女的了解好像也止步于“这个女人”了）：这个女人常年与其同居，基本形似于夫妻。但这七个孩子（或者更多）在哪里，替代了南下妻子的这个情妇又是谁。对于在互联网系统亦或是文件库里毫无踪迹的这一家人，一切信息好似都不存在，此时仿佛只剩下一种最历史悠久的侦案手法：从关系网出发，挨家逐户口头取证。可红鼻子队长在我劝告无果的状态下仍然契而不舍地翻箱倒柜。我奉劝红鼻子队长，你就理解成这样：我们活在我们的世界，这家人活在另一个世界，不就成了？他瞪大一双眼睛，像是在想象一片荒漠一样的世界，嘟囔道，那他们那个世界太恐怖了。问题是，眼皮子底下这两具无名尸体切切实实存在着，我们谁也无法否认，而且一个被填到了另一个的肚子里。红鼻子队长简直走投无路，他没日没夜苦苦纠结难以定论。我们约定着每周末喝酒，我帮助他理清调查的头绪，也做他诉清烦恼的对象，而与此同时他给我会报组里的最新进展。

那时节，他天天愁眉紧锁，喝酒都无精打采。我不太爱喝酒，因为以前我一度可以说是酗酒成瘾，惹下不少乱子（虽说对以前尚还是大学生的我来说，“酗酒”有些言过其实）。尤其从瓦伦汀在我的生活里的进进出出成为我已适应的日常后，酒精这种东西，我早就已无暇顾及。

事实其实简单得不得了，并不用太多思考，只是人们普遍倾向于把事情复杂化。死去的那个女人，也就是腹里装着白背心男人尸体的女尸，其实就是他媳妇儿（也是那位“情妇”）。跟队的资深老刑警义愤填膺，红鼻子队长当着我的面不停捶胸顿足，悔不当初（院里一群踱步养神的老年人在旁侧看热闹，我瞅着他们叽叽喳喳）。后来我蹲在旁边看凶案发生地门外潮湿的旧木材上的某种红色蚂蚁成群结队，一只工蚁驮了好大块面包屑，剩下的成百上千的红蚂蚁就众星捧月一般，簇拥着那只工蚁向洞口浩浩荡荡进发，颇有番红军万里长征的气派。我那时候抬头看了眼天，估计离下雨不远了吧。老严的奶奶在四楼拉开她那扇教堂着色过一样的彩釉镶成的玻璃花窗，扒着窗户沿儿对我大喊，述钧，快下雨了，赶紧回家吧，别老......结尾那句我没听清，我也仰起脖子对她大喊，您说什么---？她一字一顿地重复：别老跟人警察同志凑热闹---！

后来果真下起了小雨，我走到尸体原本所在的位置，低头叹息。红鼻头队长问我又在搞什么幺蛾子，我便向他阐述了我对案情的揣测。红鼻头队长听罢便缓慢踱步至了门外，仰天长叹，和组员们抽起了利群。我用脚后跟也能想到他们还在榨干脑汁冥思苦想那个情妇，多少尼古丁也填补不了这群鸡毛当令箭的捕快的脑细胞。

在那一切发生之前，我突然肚子绞痛，我问现场的维持人员说能不能借用下这儿的厕所，外面雨下的太大，我实在听不清他说了什么，便冲进厕所拉上了门闩。

我蹲在马桶上的时间又过得十分缓慢，总是听到门外的人跑来跑去，门口也时常发些莫名的响动。我却全神贯注在我的肠胃上，马桶上垫了层坐垫，屁股坐的格外闷热。满满的疼痛又逐渐转移到了肠胃下方，一些我通常不太敏感的位置。这个疼痛周而复始，来来回回，搞得我难以忍耐，满头大汗。红鼻头队长和其他人员在屋里奔来赴去，使得我更加难堪。突然我感觉腹部以下传来一阵剧痛，一种全新无比的痛感让我浑身颤抖，望着墙上攀爬的红蚁（西三环的小区大多如此），我难以抑制地蜷缩成一团。我透过窗户望着天空上笼罩的乌云，无声的祈祷，以前自认无神论者的我捧起双手，企图上天宽恕自己的罪恶，那种难以明状的痛苦令我无处庇佑。我探下身子企图让一切恢复原状，但一切却开始愈演愈烈，我感觉满腔怒火无处发泄，便一只一只地用指甲将墙上的红蚁拦腰斩断。突然间电光石火——我其实熟悉那个男人，那是个和我一样悲哀的男人，暴躁，颐指气使，一身肉像吹胀了等待泡发的面团，我小时候本以为他的老婆一定是个懦弱，纤惠的女人，死心塌地地和他拼凑一张家庭的拼图。但错就错在他老婆非但不柔弱，而且具有任何男性难以企及的刚烈而坚毅。这个现在大概躺在法医金属手术台上的女人具有无数同类型的女人所拥有的相同品性，沉默寡言，百依百顺，但内在里含藏着惊人的能量。我翻开那栋平房里一灶台的锅碗瓢盆，案情发生很久了，但仍然像刚洗过一样反射着水光，锅底糊了数不清层次的碳焦。我脑海里出现的这具惨烈无比的腹部被剖空的尸体周围遍布猩红的血光，这具躯体承受过无与伦比的非人的折磨，无论生理上还是心理上。我想起了瓦伦汀，这个我足称之为恨之入骨的女人，她如今在做什么，想些什么？她也是这类型的女人么。我看见红鼻子队长在门口抽完了最后一口烟，把烟头掷在脚下的花垫上，踩了两脚，冲进了雨里，走向氤氲的桥洞；警车都停在那儿了。透过雨雾，我看见老严的奶奶还在对面的四楼朝我锲而不舍地招手。我突然很想瓦伦汀，我想象她从对街沁着人行交通灯灯晕的雾中向我走过来，穿着那身我最喜欢的紫罗兰长裙。

前些日子在老严家，有一天饭后突发奇想，感到一种“寄居”于他人篱下的耻辱，又感到我坐在沙发上干看着身着工作装还披围裙上阵干活的老严妈妈实在过意不去，于是我毛遂自荐地跳到老严妈妈王阿姨跟前，执意要洗碗。老严妈妈推脱了好一会儿，见我态度坚决，便拍了拍我的肩膀，去看电视机了。那时候新闻联播已经播到了国际快讯，往常每到这个时候我就悲从中来，感觉我的生活好像国际快讯一样转瞬即逝，明明地球上剩余绝大多数来自各大洲各大洋的将近二百个国家各自上演着爱恨情仇，我却如快讯一般把生活草草带过，令我联想到自己如今仿佛充斥着对自己主观享乐主义的纵溺。洗着碗的时候我不由得陷入一种自我批判的境界，导致连被破了角的陶瓷碗划伤了小拇指都不知道，一直到我洗毕下楼踢完球，灰头土脸的回家之后才注意到一条硕大的口子。

“你这怎么弄的啊。”老严妈妈对着我的小指头直吹气。

我说，“大概是之前洗碗的时候划的吧。”

“我说了不让你洗碗了吧。”

“碗还是得洗的啊。”

“你拿高点给我看看。”

她攥起我的手指头。以前真不知道老严妈妈的劲儿这么大。

“王阿姨，这真没啥事儿......您看我这只手。”我伸张了下手指，“总要受点伤，谁不会受点伤呢。”有种显摆的意味。有一刻我想象自己是古时候杀军破敌之后凯旋而归的勇士，一只臂膀被敌人连肉带骨地剐去。皇帝抚恤我，我摇晃着另一只手臂说，不要紧，小人还有另一只手臂，还能为帝国效劳。皇帝连哭带笑，说，答应朕，爱卿务必悉心养伤，帝国不能没有爱卿。

她抬起眼望着我，用一种悲悯的眼神。我不明白这种眼神为什么会出现在老严妈妈脸上。

老太太从卧室里赶过来，拖鞋一左一右穿反了，在木地板上趿拉。她看了眼发出声惊呼，匆匆忙忙去卫生间取处理用的药品。

“你先去，去拿凉水冲冲。唷，弄得什么啊这周围是，脏了吧唧的。”老太太像热水开了锅。

“我刚踢球回来。”

“踢得怎么样？”老严妈妈问。

“怎么样？我连过四五个人啊，防都防不住——”

“行了行了。”老太太大声地说，一副“不想再听任何伤筋动骨的所谓‘运动’”的模样。“一天到晚踢什么球啊，每次踢完不是胳膊折了就是脚踔了。”

“述钧，忍着点。”老严妈妈把脸直凑到我手指头上，掰开棉签上碘伏消毒。

老太太见了，一把把老严妈妈的手推开，皱起眉头，侧眼瞪着她好一会儿，也不说话。

“你碘伏能这么上么！”老太太一脸皱纹像是要飞起来，“简直胡闹。哎呦喂。”老太太把挂在脖子上的老花镜戴起来，从老严妈妈手里抢过我的小手指，眯缝起眼睛，推开好远放在客厅那盏台灯底下。“你不得绕着伤口涂啊。哪能那么直勾勾的望伤口里捅啊？要人命啊。”老太太，几乎带着些哭腔坐在我旁边的沙发坐垫上，腰挺得比我还直。

“好，那您来。”老严妈妈歪过头去看电视了。

老太太全神贯注，丝毫不理会。

“疼不，疼了说昂。”

“不疼。”我唯唯诺诺。

“你赶明儿还是去打个破伤风吧。”老太太提议。“你去严文他们医院。让他给你打。”

我脑子里过了一遍这个想法。

“听见没，述钧？”

我没说话。

老太太瞪着我好一会儿，突然她使劲推了我一把，站在原地，还是瞪着我。“你这混小子。我告诉你，你必须打。不打，我让严文拿着针管到你被窝里给你打......”

我坐到了沙发上，摊开老太太的报纸。

“你就这么着作吧，我告诉你。”

我隔着窗户听着楼下一片此起彼伏的蛙鸣声，纳闷儿着什么时候这个小区多了这么多蛤蟆还是青蛙。

老严妈妈把电视机关了，里面哄闹的广告声戛然而止，“小钱，你告诉我，你为啥不打？你看严文从小到大，哪一个疫苗没缺过。这种关乎身体的东西，能打就打，准没错的。你跟我说是不是？”

我只是觉得烦躁，一来觉得好言相劝自己太也不知好歹，而且目无尊长，可二来感觉别扭，觉得无论如何，打不打应由我个人做主，尤其面前的两位又并非我亲爹亲娘......其实打不打针实在是无可厚非。我也不知道我在犟什么，只是觉得嘴里说不出来顺从的话。可我还是说话了，我告诉他们，我本身就是个死人了，给死人打针，这不是太荒谬了么。

“你别在这废话，什么死人不死人？”老太太直接窜了起来，“你是哪门子死人。咱院里的老头老太太都不说死，你一二十七八的小青年儿在这胡说八道什么。”

老严妈妈把茶几上的瓜子皮推到一边，然后把遥控器放回茶几上，“妈，您先别说这个。”然后她转向我，“小钱，你说你死了是什么意思。”

我内心里好像霹雳乓啷一顿狂轰滥炸。我死了，我确实死了，我十几年前就死了，我现在说是躯壳，不如说是一具发臭发烂的腐尸。臭虫苍蝇都嫌弃我，说

“嗯小钱，为什么我们让你打针，是好言相劝。你非要说自己是个死人呢。”我突然注意到老严妈妈的嘴角，好像被缝合过一样，从嘴唇向外延伸，勾勒出一道通红的纹路。

“死人和活人又有什么区别呢。”好一会儿，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就说了这番话。

我话音刚落就感觉到屋子里一阵骚动。两个女人交换了个眼神，屋子里突然闷热起来。

我捡了只瓜子，放到嘴里啃了起来。

“小钱，你去洗个澡吧。严文一会儿就回来了。”老严妈妈整理了下上衣衣领，对我说。

我扒开瓜子壳，像是打开了逃生通道。我撺掇着从这断壁残垣般的对话中离开，搓了搓刚上了创口贴的小拇指。我想了想，然后探头对她们说，“我明儿下午去找严赫文打破伤风。”

客厅里两个女人径自争论不休。

“这孩子其实就是命苦。”

“打小就这样，大伤小伤不断。”

“他妈妈怀他的时候爱喝酒。”

“抽烟！他妈的，抽得凶哩，一天抽下来两三包，谁劝也不听！“

“唉呀，这孩子现在也抽......再抽，我看把肺都给抽干了。“

“他爷奶也去得早——”

“——这孩子……太苦。“

我苦？我苦什么，我最后一次警告你，你不要再提苦这个字！我突然感觉世间荒谬得很。

马上老太太又叹了口气，就好像是这屋子里刚有人去世了一样。不仅如此，这个人生前还曾饱受病魔缠身，生命在与苦难角斗中草草结束。

“咱要是他爸，得带他去庙里上上香......这怎么行。人说，孩子的时候命苦，长大了要走大运。就企盼着哪天真成事儿了……你比划什么？“

“……我是想起来那家子六个孩子……那才是命苦——”

“——七个，那是七个。”

“七个啊？”

“七个。”老太太停顿片刻，“不对......你说的不对，那家子是父母命苦。”

“父母苦，孩子能不苦么？”

“这什么话？父母苦，孩子就该苦么，没这个道理。”老太太又重复了一遍，“没这个道理。”

“苦日子可不就是父母带给孩子的。您什么时候见过父母苦，孩子过好日子的？“

“谁说的，谁说的，你问问谁逼他们生了么，有谁么？我说就是，您没那个能耐，就不要揽瓷器活。一揽，就揽七个。你大街小巷打听打听，谁家这么埋汰啊。这六个孩子，要我说的话，没了这对上辈子没积德的父母，好得很！”

我这时候想，有时候就觉得很多人活了大半辈子，还不如很多小孩，或者是傻子活得明白。好像一面墙，时间久了，漏风，掉漆，渗水。我听见老严妈妈起身的声音，我好像看见了她披上围裙走进厨房的模样，我听见她嘴里嘟囔着——哪里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

外面的青蛙又开始没完没了地叫。

我在床上翻来覆去。不管是蛤蟆还是青蛙——没什么两样——最招人恨，人要睡觉了，他们倒好，开始贫嘴了。为什么你们这种，两栖动物啊，有什么要紧话，不能留着白天说呢？

真他妈的惹人烦得很。

其实最初遇见瓦伦汀，我还在美国。她的笑容好像和现在一般无二。

说起来，跟她认识实属偶然，甚至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机缘在。我永远记得那个阴翳的雨天。那时候我和几个学校里的朋友自驾游，绕着茂郁的东海岸小镇打转。那是个冬天，北美在这个季节的白天光照程度很低，虽然有时能隐约分辨出太阳俨然悬在头顶上空，但大多数情况下，本就昏暗的光线也被窄路两侧拔天的白桦树遮掩得差不多了。那段时间昏天黑日，大家也全无时间概念可言，有时候根本都忘了这天是几日几月，连白天黑天都不清楚。我们漫无目的地行驶，有时在叫得出名的高速公路上，然后巨大的麦当劳广告牌闪过，宣示人的存在；而有时候就在些个林阴小道上，然后路过了风景优美的小湖小泊我们就泊车到路边咔嚓咔嚓拍照。

我们一行一共五人，可拍照的时候永远是分道而行，我们的镜头里除了树，就是湖，要么就是房子等等建筑物。人，实在是过于稀罕。然后一段时间后不约而同的同时钻回车里，车子继续行驶。事事物物飞快地从窗侧飞逝，我们毫不留恋。有次在某个州立森林公园，我下车小解，我钻进了路旁的树林深处，铺天盖地的树丛让我如鱼得水，连尿都尿得别有兴致，远了近了，不同的出水量造成不同的土地松卸程度，一度迷失了自我。然后我就看见了难以忘怀的一幕，近处的山坡下我看到了一抹紫色。那大概是个黑天吧，现在回忆着想，因为我记得在那时候。除了那一抹紫色，视线里其余的一概是阴影和月光。我定睛看去，这抹紫色在这一片景象中过度显眼，甚至有种不真实感。这抹紫色在树丛里飞舞，摇曳于某种意识架构的世界里，这个世界里只有急迫的威胁感以及纯粹的黑暗。

我顿了顿足，难道是近来和外人接触的太少了，潜意识里开始发出什么征兆，来呼唤我回归人类社会？但这一抹颜色又是那么地真实，让我无法予以忽视。它就停留在原地，没什么活动的征兆。然而某一个瞬间，我突然意识到这是个人，然而自己怎么做出这种结论的呢，只能说是一种直觉，直觉告诉我，这个东西本不属于这里。这片景象本是不应该存在这抹紫色的，它的出现虽然自有它的理由，可它并不应当在这里。有任何东西在某一时间并不应该出现在任何一处地方么？我想了想，应该只有人吧。然后我有些胆战心惊，为什么会有人在这个地方呢？

“但是...这是片森林公园啊，有人不是再正常不过了么？”后来我的朋友莫名其妙地看着我说。可在那时的情景下，我内心毫无思路，甚至有种险恶的感觉：深渊一样的山沟，把一抹不应存在的紫色吞噬其中，一定程度上，又再合理不过。在分辨出是人之后，我有种奇妙的感觉，“他”是男是女？是白人还是黑人？是老人还是小孩？”他“在这里做什么，怀揣着什么样的心情？在这样远的距离下，我除了“它”是个人这个概念以外，抓取不到任何其他具体的信息。平日里，看到了一个人，我就自然而然地摄取到其他具体的信息，比如首当其冲的，是男人还是女人，穿着风格是正式，随意，还是时髦？等等。于是我那时所见的“他”便成了自然而然的、与周围自然环境相对立的这么一个“人”的概念。紧接着这一个瞬间，我开始意识到了一些其他事情，“他”，归根结底是个人，那么”他“在底下做些什么呢，为什么“他”没有任何动态呢。人，总是个活物，是需要动的。除非“他”是死了，睡觉了，或者在做些我这个距离所观察不到的细微的动作。然后紧接着一个难以接受的信息就冲击了我的大脑——“他”不会是死了吧。难道此时是一具毫无生气的死尸正静静躺在沟底，然后与我的视线相对接？“他”很明显不想给予我思考的时间，因为这抹紫色开始活动，开始做些我所观察不到的动作，慢慢地我就又意识到了“他”所做的动作——“他”在朝我招手。我一时惊愕万分，有种难以融洽的冲突感骤现。“他”在向我求救么？我的大脑开始紧急处理这一信息。这时，周遭万物细无声，连风吹在树枝上的声音都变得难以察觉。一种窒息的感觉骤然产生，我因为大脑缺氧而眼前模糊不清。不合时宜的阵阵海风吹过，脚底传来沙子的炙热。

有一天下午我又在东四碰到了她，她正靠在八条里的一面灰色的砖墙边抽烟，一只脚蹬在背后的墙上，戴着副头戴式耳机，摇头晃脑。看到她我难以抑制的喜不自胜。我邀请她到附近一家卖日式盖浇饭的餐厅里吃午饭，我们的桌子靠店门，旁边摆了片假石头堆成的金鱼池，水声颇叫人烦躁。我便跟她聊起第一次遇见她时的情形，我当时所抱有的心理，巨大的恐惧，兴奋，夹杂着不敢作为的颓废感。她摆弄着她的鳗鱼饭，时不时夹筷子尖蘸一下酱汁放进嘴里，她边叼着筷子边对我说我总是这样。我说总是怎么样。她表达了一些类似我总在回忆往事时掺杂些新的感悟的意思，她觉得我总是怀有些莫名其妙的幻想，这种幻想有且只有我能联想的顺理成章，这就是我根本上的问题，我的原罪，看样子我从来没有变过，以后也不会变。一个惶恐的服务员小伙子被我的大嚷大叫声引来，我对他吼道，你们这他妈的破池子，水浑得要死，鱼一条也看不见，倒是设施设计得跟他妈水族馆一样。我顿了顿，觉得有些失态，起身离开之前，我补充道，你们怎么做生意的。

无论现在怎么说，当时的我浑身颤抖，像中了风，置身于难以名状的森林里挪不开步。“他”像靶场遥远的靶心一样摄人魂魄，在黝黑的山沟里，向我扬手致意。我心里不切实际地幻想（自然是我后来明白的），把我自己所在的位置拔到了一种令自己难以接受的地位。心里不停地在消化——“他”还在向我求救？我大可以把我的朋友们叫过来一起分析，毕竟人多力大。可内心里一种执着又把我禁锢在原地，这种执着像记忆深处那个夏天的海风一样附着在我身上。这种感觉很像小时候坐公车遇见老人一般，如果不让座，事后心里便像受了千刀万剐。我站在崖壁边（只是个小土坡），踌躇不绝。这时候偏偏又开始下起细雨，是东海岸常见的那种，不大不小的，通常是短暂的雷阵雨，可也慢慢地开始浸透了我的头发。我的满腔突然迸发出宏大的激情，全身发热；雨水顺着我的下颚流淌到了领子里。我想就这么纵身一跃进山沟底，然后紧紧抓住“他”的肩膀，把我的话狠狠扔在他那张平平无奇的脸上。我质问“他”——你以为我会跑掉么？——哼，那你可太过低估我这个路过的陌生旅客了。不要怕！振作起来！我会把你救出去，我会的。我是人性化的，是人道主义的，是舍生取义的，我们要一起离开这深渊一样黑暗的地方，去回归我们习以为常但弥足珍贵的生活中！那里的空气清新，万物和谐，人人得以温饱，小孩都在田野里玩骑马追逐的游戏。那里没有战争，甚至没有任何一种该遭天谴的武器。如果你经历过，你当真会记得——那里连一把切菜的刀都没有。可我看见紫色的“他”开始往山沟的远处跑，转瞬即逝，消失在了豁口一侧的树林里。我呆立在原地，动弹不得。雨停了，我感到头发已经被水浸湿，耷拉在额前。

我跨过野地里遍生的树丛，原路返回，发现公路旁多了一辆车，车边站着个姑娘。她跟我打招呼，问我来这里做什么，从哪里来啊，这雨下的真是突然啊等等乱七八糟的。这种肆意迸发的热情无论与当时的季节，天气，还是光线，都丝毫不匹配。她挂着道明媚的微笑，眉毛细长，鼻子小巧，嘴唇厚重。她让我用她的英文名称呼她，瓦伦汀。她当时穿着身儿连衣裙，紫罗兰色的。

下午四点左右我接到了老严的电话，他问我什么时候去打破伤风，我说我就在北海溜达呢，走过去五分钟也不到。他问我那我为什么不打给他。我没说话。他说麻利儿地赶紧来吧，一会儿在门诊楼还有个病人。沉默时他好像思索了会儿，然后他告诉我让我也别急了，等他下班了去科研楼找他吧。我说好。他又问我晚上打不打乒乓球，我说我没拍儿也没球儿，怎么打？他的言语中总有种东西勾起我不甘妥协的姿态。他马上回应说他有，两副蝴蝶牌的，双面纤维底胶，找不到更好的拍儿了，来不来？我说那打吧。他叫我回家帮他拿一下，然后去医院找他。挂电话之前我说过会儿见，但他一直没挂电话，好像还想说什么。我挂了电话。那时候我的确在北海，看大爷们在水边脱得光溜溜，然后像鱼一样接二连三地钻进水里，消失片刻，陆续重新浮出水面。光照的水面波光粼粼，他们嵌在其中，也成为了光的一部分。

我直接顺着北海大街走到老严的医院。我想了想，老严这会儿大概还在门诊。我推开科研楼的后门，楼下的护士问我找谁，我说找严赫文，她问是泌尿科的严大夫么，我想了想，说没错。她用圆珠笔的后根帮我摁了下电梯上行按钮。我问，他在门诊么？护士看了眼手机，说，是。我道了声儿谢然后走进了电梯，想了会儿赶紧扶住了电梯门出去对护士说，我还是去他办公室等他吧。护士埋头在隔板后面没说什么。

我出了科研楼走到大街上，突然听到哪里吵吵嚷嚷，远处的十字路口人头攒动，声势浩荡。密密麻麻的人群凑在一起，不知道在看些什么。我顺着府右街望南走，人越来越多，男女老少都有，放学回家的小学生，买菜回家的妇女，结伴而行的老人，不少骑自行车的人也不紧不慢地把两只脚都搭在一侧踏板上仰脖子看，然后再把脚跨回去蹬走。我挤过人群，看到路边靠近红墙的地方有一群人举着条横幅，正经宋体，红底白字，“反对拆店修墙政策，百姓的喜怒无人管”，这群人在红墙下坐成一排，两侧的人举着横幅两端，中间的人有些低着头在抽烟，有些端着饭盒在吃饭。

天色渐晚，旁边砖墙的却仍呈现成一种亮红色。我看见靠近人群中有两个人在吵，一个穿着深红色的裙子敞着肩的大妈拎着塑料袋，叫道，外国人这一套你们学得挺利索，拉个横幅跟这儿怎么回事儿啊。大妈说话曲了拐弯，最后一句“怎么回事儿”语调高昂，咄咄逼人。对面的大爷，瘦高个儿，拎着个电喇叭，穿着白背心，走开了两步，然后回头说，你嚷嚷叫什么，不爱看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大妈不乐意了，嘿，你怎么说话，你们这帮人把路都给堵上了，什么不爱看。然后她扯着脖子冲着人群里东张西望，叫着，这怎么回事儿啊，不是这怎么都没人管呢。同样的话，还是同样的音调。我旁边挤过一个带着小孩儿的老太太，小女孩差不多三四年级，留着小碎刘海儿，戴着小黄帽系着红领巾，提着个粉红色的拉杆书包，她把书包立在原地，往横幅的方向张望。老太太问我旁边的一个穿白衬衫的大哥，这是干什么呢这是，大哥插着手，闻言看向老太太的方向说，这不知道啊，好像是最近拆大街边小店儿的事，这帮人是怎么着，我估摸着是做这些店的，这一拆饭没得吃了呗。老太太哦的应了一声，吆喝着让小孩儿过去，然后对大哥说，怎么在这么个地儿就拉张横幅，这路都堵成什么样儿了看看。大哥笑了笑，您看当事人没多少，其实都是看热闹的，您让大家伙儿别看热闹了，路就他妈通了。说完他闷笑了两声儿。老太太带着孙女继续往人群里开路，嘀咕着，行了吧，我们这还着急回家吃饭呢，消停着点吧。

我突然注意到今天的太阳光有多强烈，照在人们头顶，好像所有人的头发都成了金黄色。太阳大概是照不到死人头上的吧。

后面有谁在叫嚷些什么，好像是在叫我的名字。“老钱，老钱。”我回头看见老严站在人群之外，穿着一身白大褂，额前的头发齐整地被梳理到了一边。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此时确实不大愿意回应他，便把视线放回了眼前，佯装没听到。旁边的人越积越多，摩肩接踵，我感觉实在燥热难忍，汗水淹没了我的鬓角。“老钱。”他挤了过来，在背后用力地推了我一下，我一瞬间失去平衡，差点没站稳，“打针去啊，你跟这儿凑什么热闹呢你。”我看了看他，用手背擦了下额头的汗，问他，“这群人每天都在这儿？”他瞥了瞥眼前的横幅，“是啊。”我压低声音嘴里吐出一口气。这时候从路南边来了群蓝便装的民警，他们奋力地挤进人群，我周围不少人开始散去。“这有什么可看的，你到底打不打针啊？我下班儿了。”我听出来老严有点不耐烦了。他每次生气了就会这样，面无表情，说话四平八稳。我看到拿着电喇叭的老大爷走回人行道里，然后弯腰把电喇叭塞进了一个布袋里，其余举横幅的人开始手忙脚乱地叠起横幅，一个女人匆忙地把叠起来的横幅夹在了自己腋下。“诶卧槽，走了啊，你他妈的。”老严在我耳边直哈气，“拍儿拿了么，球呢？”。然后我看到一旁看热闹的人群腾出了条通道，大爷和其余举横幅的人顺着通道往远处走，蓝衣服的民警把警帽拎在背着的手里，跟在他们一行人喋喋不休地说些什么。大爷边点头哈腰边脚步急促地往跟前走。这群民警紧凑地跟在一行人后，却就如同平时赶路回家一样，并没有什么区别。我一直望着他们直到他们消失在路口拐角，把撸起的袖子又舒展开来。大概气温已经降低有一会儿了。

我有点累了，回头想告诉老严今天没啥心情打球了。身后空荡荡的，只有根电线杆——老严早就走了。

太阳照不到死人头上。

后来有天晚上做了梦，梦到我全身散架，视线模糊，像具行尸走肉。我在老严家吃晚饭，食物看着香喷可口，可又食之无味。我和瓦伦汀向王阿姨和老太太提出了某种计划，大概象征了我们未来的某种行动轨迹，然后老太太和王阿姨脸色大变，声色俱厉的谴责我们俩。毫无疑问，我们两个很坚定，坚如磐石。我用着很居高临下而坚毅的口吻向他们反复确认了我先前的计划。老严在主席埋头吃饭，如同事不关己。老严妈妈突然唰地站了起来，头发乱哄哄的，白头发嵌在其中，零零碎碎。她痛哭流涕，声如洪钟，抱紧我，求我不要去，说我本身就命中多难，这一行是绝对凶多吉少。我大义凛然，颇有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之精神。老严妈妈的身体恍地蹲下，抱住了我的腰，她的脸贴在我的肚皮前，声泪俱下。经过一些不符事情发展逻辑的转场，我们坐进了一个形似火车车厢的东西，瓦伦汀头靠在我的肩上睡觉。窗外是泠冽的北国，寒风透过窗缝直直地刺进我的骨髓。忽然间，火车驶进了一片漆黑的山林。车窗外士兵三五成群，披盔戴甲，喊着高昂的口号，动作齐整一致。然后难以明状的废墟，从车厢两侧经过。我站起来，扒住窗檐，向外望去。有散落遍野的山火，尸体，各自形态扭曲，有在树丛中四肢摊开的，有的被绳索吊在树干上，有的七零八落，躯干被剖开，拦腰截断，器官凝稠在草地上，血水汇成溪流。紧接着开始，一些甚至不是人类的尸体，庞大的惊人的，动物，妖怪，像山丘一样铺天盖地。我的眼睛被风吹得睁不开（在梦里一向如此）。一霎那，我又开始恍恍惚惚地瞥见我的亲朋好友的尸体，面目狰狞，衣冠不整，他们在无数尸体中间。然后我认出，其中一个是瓦伦汀。我瞬间全身瘫软，悲从中来，如同被雷电劈中了一般，我看向身旁，车厢却是空的。我就在此刻从梦里惊醒。

自从做了那个梦之后，我好长一段时间没见过瓦伦汀。她从出现在我生活里，再屡屡消失在我生活里，使我产生了一种对这种节奏的依赖感。没有她在我生活里，我觉得万事都难以预料，某种危机感总环绕在我四周，使我片刻不宁。这使我对我的生活充满了排斥，没有什么能让我踏实。

老严的妈妈好像也与此同时日渐消瘦，变得闷闷不乐。我很想知道原因。她的锁骨好像向上生长一般越来越突出，我总担忧有一天这两片锁骨会突破血肉和皮肤的封锁，像破土而出的胚芽。我这段时间常陪她去玉渊潭买菜。她总不愿意用推车，每次回来，大包小包的披挂在肩上，腰也弯了。我很爱看她抛在脖子后边的马尾，我觉得这是她身上唯一还遗存着青春意味的部份。老严每次风尘仆仆的早出晚归，我就会看到她顺着自己的头颅两侧的鬓发摸到后脑勺，眼神洒在地上，解开红色的头绳，然后快速地把长发捋顺，抻平，最后再用一种几乎过于用力的劲头把头绳系紧。最开始她每次出去买菜，我就也坦然自若地到门口穿鞋，她问我干嘛去，我就说下楼抽烟，顺便走一走。她最开始不动声色，但接着又责备我，让我好好穿鞋子，别老扽后跟，要解开鞋带再穿鞋。

我们一起下楼了。在楼下路过那家理发店，她突然背过头来叫住我：“小钱，改天你得去剪头发了，你自己瞅瞅都多长了。回国来你就没剪过吧？”

我摸着额前的碎发说，“没多长，我从来都是留到遮耳垂了再剪。”

“那哪成，赶紧去剪。“她大惊失色，“留那么长像怎么回事儿啊。”

“反正以前都是我爸给我剃头，现在剪不剪也无所谓了。都二十多岁的人了，头发爱留成什么样就什么样了。”

老严的妈妈没再说话。我回过头望了一眼，那家理发店已经快看不清了。

我们俩一起走进菜市场。都是些光鲜亮丽的蔬菜水果，还有些灰头土脸的人罢了。

我们在约土豆的时候，背后有个大爷插到了我和老严妈妈中间。听了一会儿，我想大概是个她的熟人。我也不知道是她的大学同学，或者旧同事，还是什么不太近的亲戚。

“述钧，这位是齐爷爷。”

是齐还是祁？我此刻脑子里在想，但我还是问了好。我摆出腼腆的微笑，“齐爷爷好。”

“嚯，这是你儿子么，哎呦喂，长这么精神？”这个大爷脸上红扑扑的。

老严的妈妈先爆发出了声过分高昂的笑声，然后解释道，“这是小钱，我儿子的发小，他们俩从小一起长大的。”

“噢，是这样。”这个大爷笑呵呵地看着我，眼睛眯成一道缝。

这个老头在想什么？我脸上有什么好看的。

“谢谢哈。”老严妈妈接过一袋土豆，放进布袋里，转向大爷，“你家孩子怎么样，该大学毕业了...”

我逃出对话，颇有些狼狈，然后穿过人群，走到潭边，抽出一根烟叼在嘴里。抽烟的时候，脑子里什么也没在想，全身轻飘飘的。我再回去的时候，老严妈妈和不知道是姓祁还是齐的大爷都不见了。我发现卖土豆的人在看我，我也看了眼他，然后慢慢地瞟了眼他的土豆。我走过去拾起一块土豆端详了几眼，放了回去。他嘴里磕着瓜子，瓜子皮全吐在他背后的地上。

回去的路上，我发现有个绿衬衫的小男孩一直盯着我。他坐在航天桥东的公交站牌底下，而我在对街的桥洞底下。有辆公交车从我旁边的停车场开了出来，这辆车前后显示号码的屏幕还是黑着的。它穿过我后打了个左转灯，从桥洞的阴影穿梭进了辅路的阳光下。那个小男孩还在盯着我，公交车经过小男孩旁边时象征性地刹了下车，停顿片刻，接着就从他面前加速驶离了。我点着一根烟，看了他好久，他也一直看着我，直到被旁边经过的一条小狗吸引了注意力。我把烟踩灭，穿过马路，不再看他。径直走到院门口了，我再回头，小男孩跑进了一辆停靠在路旁的黑色轿车里。

回到楼底下时，我远远地就望见了那家理发店，我走了过去透过玻璃窗往里看，里面黑洞洞的，和小时候好像还是一样。几座纱布装饰的皮椅，几面模糊的镜子，还有几张旧海报，通往里屋的走廊口拉下来亮闪闪的门帘。我常常思考这些掀起回忆的物件，他们对我来说存在的意义好像也就只有贮存回忆这一点了。而因此这些物件本身，活的死的，好像都不太重要了。

后边突然有人问我：“你在看什么？”—— 实打实把我吓了个激灵。

我回过头，看到一个戴着棒球帽的小女孩。老天爷，周一大白天的到底哪里来的这么多小孩。

“没看什么，我小时候在这剪过头发。”我也不看她，但不知道看哪里，我下意识向老严家的彩色阳台玻璃看去。

这小女孩凑到窗玻璃上，把手夹在脸两侧，往店里头看去。

“电视怎么不亮了呢。”小女孩声音闷闷的。

我挠了挠后脑勺，“因为这家店关了啊。”

“他们不开了么？”

“不开了……你对这家店熟么？”

“当然了，我在这儿长大的。”

我转头就往老严家走过去。突然感觉到小女孩在拽我衣角，“叔叔，你帮我个忙。”

我低头看了她一眼，这个小女孩给我一种忧郁的错觉。我心不在焉地说，“你先在这等我，我上趟楼就下来。我得先做件事儿。”

“叔叔。”小女孩好像在轻声呼唤。“你就帮我一下，很快。”

我停下了脚步，看着她，蹲了下来。

“你叫什么名字，小妹妹。”

“我叫玛丽。”

“玛丽？”

“嗯，这是我的英文名。”

为什么啊，为什么啊。我崩溃了，我真的要崩溃了。为什么一个小女孩可以叫玛丽呢？

“好，玛丽小朋友，你要我帮什么忙呢。”我一字一顿地说。我之前听过说法，说对小孩最公平的交流方式就是把他们当作成年人。我做不到，对待小孩，我永远只能用一种拘束而关爱的态度。

“我想去操场玩。”她指了指身后的方向。

“那我怎么帮你呢？”

她不慌不忙地说，“那是别人的操场，我进不去。”

“是啊，那里是工大。”

“你帮我从围栏那里过去，就这样。”她举起竹竿一样纤细的胳膊，模仿了一个托举的动作。

我看着她，脸上脏兮兮的，鼻头上有一道灰。身上是一件紫色的裙子，里面翻着白色的内衬。她脑门儿很大，向外突出。扎着红色的头绳。她的身高刚抵达我的视线高度，于是我在我的膝盖上托起腮帮子平视着她。

“之前那道围栏底下有个缺口，我每次从那钻进去。”

“是么，哈哈。我也记得有那个缺口儿。”

“叔叔，那走吧。”她见我不动缓，又催促道，“走吧叔叔。”

我笑眯眯地说，“走。”

我站起身，问她，“你怎么不去上学，你家里人呢。”

她在我面前走着，回头看了我一眼，说，“我跑出来了。”

“看！”她指着路旁边一排汽车的车顶说，“好多鸟屎啊。”

我往头顶看去，错综复杂的树枝干，绿绿葱葱的，这些可能在解放前就栽种在这的老橡树在我们头顶构成了道深色的网。

“为什么要跑出来呢？”

“我已经跑出来很久了。”

“你爸爸妈妈呢？”

“不知道，反正他们老是吵架。我爸爸嗓门大，力气大，我妈妈吵不过他。但我也不喜欢我妈妈，她总是不爱理我。”

她说话的时候我一直盯着她。

“你别这么看着我。”

“哦，不好意思。我只是觉得你爸爸妈妈好讨厌。我也不喜欢我爸妈。”

“就是。”

“你为什么不喜欢你妈妈？”

“她总是一个人，擦地，洗衣服，做饭。我跟她讲什么都不理我。她以前不是这样的。”

“所以你想做什么，现在。”

“我想一个人做事。我一个人活得不也挺好么。为什么我就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呢，撒自己想撒的慌。”

“哎呀，小姐啊，撒谎可不是什么好事。”

“为什么呢，反正我不撒谎的时候他们也觉得我在撒谎。”

“你跑出来多长时间了？”

小女孩突然提高音调，叫道：“好几个月了！”

我越走步速越慢，“其实就是这样。”

“就是怎样。”

“爸爸妈妈呢，毕竟不是你自己，你要想办法找到自己喜欢的，把你全身心的投入到你所喜欢的这个东西上。当你找到了这个东西，并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已经长大了。”

我不觉得她听到了我说的这些话，因为她已经跑到了操场的铁丝网旁边回头看着我。

但她突然对我叫道，“我没有爸爸妈妈！”

铁丝网大概刚过我的头顶，里面很多人在打篮球。我走到她面前看着她，她背后是铁丝网。

她说：”叔叔，你把我放进去吧。”

我问她，“你要进去做什么？”

她扒着铁丝网向里面看去，说，“我要打篮球啊。”

我琢磨了一下，“小妹妹......这样吧......你跟我先去个地方。”

——老严妈妈和老太太，出于一些理由，大概觉得我疯了。他们问我为什么要把人家小女孩拽到家里来。现在这个小女孩，玛丽，出于某种我无法理解的原因，哭得震天动地的，惹得楼道里的邻居全都出来看热闹。我告诉他们，我没什么可说的，王阿姨，奶奶，你们都别碰她，让我问她话。老严妈妈突然用全身力气把我推开，小钱，你告诉我，你是不是有病......啊？我攥着小女孩的右手，不太想撒开。老太太叫我撒手，我问她，为什么，凭什么。老太太拽起我的袖子，嚷着，你现在就给我松手。她们拽不动我，她们怎么能拽得动我——两个老顽固，我敬爱她们，但她们没有理由阻碍我做她们脑筋转不过来的事情——小女孩这时候开始叫爹叫娘了，她紧紧扒着老严家客厅的墙角不放。不知道为什么我对她吼道，你不是没爸妈么？昂，你有没有爸妈？老太太发出声尖锐的叫声，抓起我攥住小女孩手的那条胳膊，述钧，我警告你，你现在就撒手。老严妈妈瞪着我，威胁我，述钧，真的，你再不放手，我现在就报警。楼道里的老头老太太全站着门口看着我。整个客厅在我眼里突然显得乌烟瘴气。我忍不住指着他们，有你们什么事？看什么？我认识他们全部，可他们现在看我的样子好像他们这辈子没有见过我，上辈子，下辈子可能也不会。好像我是某种土匪，强盗，怪物一样的东西。这种感觉让我攥心的难过。我隐约听见老严妈妈拨动电话号码的声音。我把蹲在地上哭天喊地的小女孩拽起来，我质问她，你是不是理发店那家的孩子，吭？你说话。她不说，她只是哭。我感到无奈。你别哭，你再哭我就打你了，我对她叫道。你敢，邻居中的一个大爷对我喊，然后走过来，对老严妈妈说，小王，你现在就报警。我突然脑子空空的，情绪好像被从全身抽离了，连带着力气也是。我恳切地问小女孩，你告诉叔叔还有这些爷爷奶奶好不好......你家在哪里？小女孩哭的小脸儿通红，像快要把自己憋死了，边哭边打着响嗝。即使考虑到她的年纪，我也开始觉得她大概率说不来些什么了。这时候老太太的指甲死死的掐进了我的小臂肉里，像是要把我的肉生生抠出来。小女孩此时挣脱了我的手，仍然坐在地上抽抽嗒嗒地哭。之前那个让老严妈妈报警的大爷小步溜过来把小女孩抱走了，他把小女孩推到自己身后，警惕地望着我。突然房间里寂寥无声。我感觉到自己有些声嘶力竭，但说出话来语调却出乎自己意料的低沉。我问小女孩，你知道现在你爸爸妈妈在哪么，嗯，你知道不？接着我望了一眼面前蜷缩成一团的人们说，你们告诉她，你们来。说着说着我哭了出来。

我去后海转了一圈，今天一天步子就没停过，足弓里侧的筋带像要撕裂了一样，我只好把脚掌向里翘起，然后把重心放在外侧，我估计别人看我一定会以为我是罗圈腿。走之前我忘了我喝了多少，只记得我去的那个小酒馆的一边投影在放《兄弟连》，我看到三个男人灰头土脸地趴在战壕里，敌人的炮火铺天盖地，那个瘦高个突然跳出战壕冲向了唯一的一架对天高射机枪，然后准确无误的击落了敌人的轰炸机，其他当兵的连声喝彩，背景响起澎湃激昂的交响乐宣告胜利。出门的时候我手心里攥了一捆牙签，沉甸甸的，然后那个矮胖的老板冲出来跟我说，兄弟，您怎么把我们店里的锈钉全踹走了。我给老板点上根烟，赔礼道歉，说真不好意思，不知道您店里还在装修。老板拍了拍我肩膀，哥们儿是受什么刺激了，我们的锈钉是插您鸡尾酒里的，您一口气儿喝了八杯，我们店里的锈钉都被喝缺货了。我说没有，就是海风吹得我神志不太清。老板直接乐了，哥们儿听口音也是北京的，怎么跟没出过宫的满清皇帝老儿似的，后海哪是海，后海的水的正儿八经的淡水，要不您尝尝。我揉了揉耳廓，跟老板说，晚安，明儿个退潮了风就小了。

然后我就记得听到地铁车厢里的广播声音，含含糊糊的一点也听不清楚。我躺在光滑的座椅上不停向下出溜，对面本来坐了对儿情侣，可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现他们突然坐到了两个车厢以外的远处。我突然羞得不能自已，估计是酒精开始消退了，恢复了点意识。我想时隔这么久，自己又喝得烂醉，如果是老严，或者他的家人在场，就要开始大肆嘲讽了。躺在座椅上我脑袋晕晕乎乎的，感觉眼睛怎么也睁不开，车厢里的灯打在眼皮上晃得不行，感觉好像一栋楼的光源都集中在了我上方，像探照灯一样。每次到站停车再加速驶离，我好像是被装在了沙袋里挂在了国旗杆子上，随着脚下的地球自转来回摇摆。有一瞬间我好像听到了地铁播报了“西直门”的站名，我一个激灵拽着把手站了起来，可走到门前却越站越疲惫，车门闭合后我瘫靠在了车门上。

我垂着头，勉强睁开眼，感觉车厢里的人都齐刷刷地在盯着我，我看着他们感觉他们了然无趣。突然听到有个大妈在跟我说话，我怎么睁也睁不开眼，我扭头对着大概的声音方位问，您说什么。大妈道，我刚才说，小伙子，这里就你一个年盛气壮，你瞅瞅啊，我们大伙儿都无能为力。我听了觉得莫名其妙，这话驴头不对马嘴，简直不知道是怎么蹦出来的。我凑过去问，您啥意思？耳后是地铁摩擦铁轨的刺耳噪音，突然觉得其中又夹杂着些什么其他声音。大妈顿了顿，接着说，你别紧张小伙子，我们都知道你可以的啊，我啊，刚才一直在看你，看你一路游到了防鲨网那边，还在浮筒旁边绕圈，好像条大鱼儿似得嘞。嗯，那是海浪的声音。我这辈子从没有认识过任何一个事实能像认识此时的海浪声一样清晰而坚定。那毫无疑问是海浪拍打在礁石上的声音，然后这声音紧接着在某个空间内绵绵回荡。我一刹那仿佛觉得自己睁开了眼睛，耀眼的强光之后，我看到的东西花花绿绿，好像眼睛里被泼了无数层泥水。这时候我被海风吹得东倒西歪，头发不停地遮盖到眼前，我不得不用手指拨开。我隐约看到周围零零散散地站了很多人，高矮胖瘦形形色色，他们有的是妇女，抱着吃吃哭叫的婴儿，可大部分是白发苍苍的老头老太太，远处还站着些穿着泳衣泳裤的小孩子。他们背后是一片看不到尽头的水洼，再靠左手边是海天一色，海水平静得像地面一样，看不见一丝波纹亦或是反光，一直眺望过去，看不到边际。可此时浪花声清晰的像放大了无数倍，恰似直拍到了我的耳畔。我看不到脚下，却只察觉到燥热和沙子滚动的颗粒感。大妈伸手扒着我肩膀把我调了个儿，面前仍旧是无边无际的海平面，却无一丝生气。然后我低头俯视，看见水里冒出一抹紫色，它艰难地浮出水面，转瞬又沉寂在了水底，然后又再次浮现。大妈问我，小伙子，你难道就这么见死不救么？我看见那抹紫色在消逝的边缘，仿佛离我的视线越来越远。

我全身冷汗横流，脚底上下虚浮，甚至能感觉到胸口前后起伏。我听到身后无数人的呼吸声，好像钟塔敲钟报点一样沉重。抱着婴儿的女人情绪失控一样的大喊，你赶紧想想办法啊呀！那抹紫色离我越来越远，在消失和存在之间摇摆不定，我觉得那是一片衣角，但又觉得那衣角里有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在一眨不眨地瞪视着我，这双眼睛和我对视，我感觉我的灵魂都在战栗。大妈冲到了我的身边扶着我身旁的栏杆探出半个身子低头去看，她边看便扯着我的袖子，大叫，小伙子，她快不行了，这是一条活生生的性命啊！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看看，她早就筋疲力尽了，现在她就只有靠你了。然后大妈哭叫着看着我，泪水和鼻涕一并淌在脸上，她含着银白的发丝歇斯底里的呢喃，求求你了，求求你了啊，小伙子。我感觉整片大海在我眼角摇晃，好似天崩地裂，热气在我头顶汇聚，燃烧，高温简直让我全身倾泻着痛苦和无助，人们一时间又开始在我身后吼叫，呐喊，他们的眼神像刀剑一样穿透我的皮肤，然后搅动我的五脏六腑，让我七窍流血。万物的责难和人世间的痛苦像泥潭一样把我层层包裹，我看着那双布满血丝的双眼，那是像魔鬼一般邪恶的物体。我悲痛万分，泪水和血水一并交融在我脸上，感觉所有的愉悦与欢笑被人从我的身后抽离，鞭打，施以酷刑。我低头看去，我的全身此刻洁白无瑕。于是我只觉了无牵挂，双脚离地，身体向下纵跃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