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得久了，再拾起来便没那么容易。心里老是有股子拧巴不断与脑子里的那个声音较着劲儿。
“动起来吧，再呆下去就更傻了。”
“动什么动，无病呻吟才真的傻。”
听起来好像也有几分道理。带着飘忽不定的恍惚，就在周五那个台风天的午夜，刚回到家我忽然发现口袋一轻，手机不见了。
打着手电，顶风冒雨走在来时的路上。一边不断拨打着自己的号码，一边四下张望寻找幸运。一圈下来早已不报希望，几乎已经想好下单的型号，却在不经意扫向窗外的那一眼中寻到了一个不断闪烁的亮点。
原来真的就在那里，安静的躺在路边停车线旁，蓝色的背壳在深夜中与地面融为一体。如果不是闪光，谁也不会注意到那里摆着一台手机。
拾起来点亮屏幕，竟然连屏都完好无损。雨夜，大半小时就这样静静的躺在那里。没摔碎，没进水；没压爆，没捡走。恐怕这不能简单看作是幸运，是失而复得的侥幸。除了小心翼翼继续服役两年，我还能有何为报？
如果失而复得算得上侥幸，那得而复失又会是什么？失望？加倍的沮丧？亦或是平静和释然？
当马丁读完大卫留下的信时，心中的失望大约是归于平静的。愤怒早已不再，大卫的演出与《名字之歌》获得的肯定已然将两人各自的心结放下。再次面消失，马丁应该足够坦然接受这一切，尽管始终放不下的还是亲情。
“我是他这个世界唯一的亲人。”这恐怕是马丁执着于寻找的根本原因。而大卫答应演出则毫无疑问出于歉疚，对马丁父亲多年养育之恩与赏识之情的辜负，对马丁手足之情兄弟之义的背叛，一如年少时他对信仰的背叛和种族的辜负。
这种背叛与辜负在年少轻狂的大卫的认知中算不上什么大事。一直自诩为天才的他始终沉浸在艺术的海洋里，混杂了自私与自负的性格丝毫没有半分对他人的共情与怜悯，直到演出前踏上那辆延误的班车。
偶然的延误，是五天还是三十五年？错过的是一场扬名乐坛的音乐会，一条蜚声国际的艺术之路，还是知遇导师的天人相隔，手足兄弟的从此两别。
大卫在偶然中得知亲人已死于集中营。五天的诵经是闭关也是洗礼，在族人的护卫和安抚下他重新认识了自己，重建了自己与信仰的联系。如果说年少时对信仰的割弃是由于自负轻狂，那么此时重建依附并矢志以终身追求是极端痛苦下的自我修复和顿悟。
作为一名音乐家，大卫将全部的悲痛化作对信仰的皈依，用自己全部的天赋和人生创作并延续卡迪什的传唱。于是，他成了一名拉比。
多年的等待再次相逢，失而复得的喜悦充斥着马丁。一场相隔三十五年的音乐会是对父亲的还愿也是为兄弟的执念，直到看见那把琴和一封信。得而复失尽管让人割舍不下，却给了大家一个都能接受的理由。
生死别离用了三十五年来悼念，而皈依追念却是要用一生去奉献。
影片的最后，马丁妻子海伦说出了那个大卫始终没有透露的秘密。马丁接受的很平静，而海伦显然至此才真正放下。兴许当年的冲动只是年少倾慕，决然的别离和重逢的冷谈早已让她看清了彼此。她终于明白了只有几十年相伴的身边人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