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一共十句，其中六句都用了叠音词，即“迢迢”、“皎皎”、“纤纤”、“札札”、“盈盈”、“脉脉”。这些叠音词使这首诗质朴、清丽，情趣盎然。特别是后两句，一个饱含离愁的少妇形象若现于纸上，意蕴深沉风格浑成，是极为难得的佳句。《孔雀东南飞》原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叙事诗，与《木兰辞》并称乐府诗双璧。创作于东汉献帝建安年间。《孔雀东南飞》主要记叙了刘兰芝嫁到焦家因焦母所不容而被遣回娘家，其兄逼其改嫁。新婚之夜，兰芝投水自尽，焦仲卿亦殉情而死的爱情悲剧。从汉末到南朝，此诗在民间广为流传并不断被加工，最终成为汉代乐府民歌中最杰出的长篇叙事诗。这首诗通过有个性的人物对话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这是汉代乐府诗最大的艺术成就，诗中淋淋漓漓，反反复复，杂诉十数人口中语，而各肖其声音面目；在贯穿全篇的对话中，可以看到刘兰芝对焦仲卿、对焦母、对小姑、对自己的哥哥和母亲讲话时的态度语气各有不同，正是在这种不同中可以感受到她那勤劳、善良、备受压迫而富于反抗精神的外柔内刚的个性。在焦仲卿各种不同场合的话语中可以感受到他那忠于爱情、明辨是非但又迫于母亲威逼的诚正软弱的性格。诗中写到兰芝与仲卿临死前，兰芝同意再嫁，仲卿见兰芝后回家与母亲诀别，他俩这时的话语，非常切合各自的身份和处境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曾作过这样细致的分析：“兰芝不白母而府吏白母者，女之于母，子之于母，情固不同。女从夫者也，又恐母防之，且母有兄在，可死也。子之与妻，孰与母重？且子死母何依，能无白乎？同死者，情也。彼此不负，女以死偿，安得不以死？彼此时，母即悔而迎女，犹可两俱无死也。然度母终不肯迎女，死终不可以已，故白母之言亦有异者，儿今冥冥四语明言之矣，今日风寒命如山石，又不甚了了，亦恐母觉而防我也。府吏白母而母不防者，女之去久矣。他日不死而今日何为独死？不过谓此怨怼之言，未必实耳。故漫以东家女答之，且用相慰。然府吏白母，不言女将改适，不言女亦欲死，盖度母之性，必不肯改而迎女，而徒露真情，则防我不得死故也。试想，兰芝如果直说要死，这个弱女子势必会遭到暴力的约束，被强迫成婚。而仲卿的情况自然与兰芝不同，诚如上述引文的分析。又如：“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于此可立见焦母的蛮横：“作计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由此可见刘兄的势利。即使次要人物如媒人、府君的简短对话，也各各符合其人的身份、特点。诗中，简洁的人物行动刻划，有助于形象的鲜明；精炼的抒情性穿插，增强了行文的情韵。“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写出了刘兰芝离开焦家时的矛盾心情。欲曙即起，表示她不愿在焦家生活的决心，严妆辞婆是她对焦母的抗议与示威。打扮时的事事四五通，表示了她对焦仲卿的爱，欲去又不忍遽去的微妙心理。“却与小姑别，泪落连珠子”，姑嫂关系不易相处，兰芝与小姑关系融洽，正表现了她的懂礼仪、易相处。这同焦母的不容恰成对照。另外，辞焦母不落泪，而辞小姑落泪，也可见兰芝的倔强。焦仲卿的形象刻划也是如此，他送兰芝到大道口，“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表现了一片真情。闻知兰芝要成婚，“未至二三里，摧藏马悲哀”，诗篇用马悲渲染衬托他内心的强烈痛苦。临死前“长叹空房中”、“转头向户里”，对母亲还有所顾念，这里愈见他的诚正与善良。在整篇诗中，类似上述的动作刻划还有一些，笔墨虽不多，却极精粹。兰芝死时，一无反顾，“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仲卿死时，顾念老母，“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这些不同的动作细节，都切合各自的性格与处境。同样是母亲，焦母“捶床便大怒”的泼辣，刘母见兰芝回家时惊异而“大拊掌”的温和，对性格的描绘来说寥寥几笔已极传神。抒情性穿插较之动作刻划更少，但也是成功之笔“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兰芝和仲卿第一次分手时，作者情不自禁的感叹，增添了悲剧气氛。“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这画龙点睛的穿插，更激起了人们对焦、刘遭遇的同情。即使那教训式的全诗结尾，也带有浓重的抒情意味，充满了作者的同情与期望。这些水到渠成、不着痕迹的抒情性穿插，对人物形象的塑具有锦上添花的妙用，增加了全诗的感情色彩。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此诗比兴手法和浪漫色彩的运用，对形象的塑造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作者的感情与思想的倾向性通过这种艺术方法鲜明地表现了出来。诗篇开头，“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是“兴”的手法，用以兴起刘兰芝、焦仲卿彼此顾恋之情，布置了全篇的气氛。最后一段，在刘、焦合葬的墓地，松柏、梧桐枝枝叶叶覆盖相交，鸳鸯在其中双双日夕和鸣，通宵达旦。这既象征了刘焦夫妇不朽，又象征了他们永恒的悲愤与控告。由现实的双双合葬的形象，到象征永恒的爱情与幸福的松柏、鸳鸯的形象，表现了人民群众对未来自由幸福必然到来的信念，这是刘焦形象的浪漫主义发展，闪现出无比灿烂的理想光辉，使全诗起了质的飞跃。《孔雀东南飞》结构完整、紧凑、细密。其情节的组织，采取双线交替推进的方式。其中，一条线索由刘兰芝、焦夫 焦母刘兄之间展开。这是一场迫害与反迫害的斗争。仲卿求母一段，是第一次冲突，刻画了焦母的专横和仲卿的软弱。兰芝辞婆一段，是第二次冲突，反映了焦母的无情和兰芝的斗争。兰芝拒婚，是第三次冲突，在兰芝与其兄之间展开，突出了兰芝宝贵不能淫的坚贞品格及其兄的卑鄙。仲卿别母一段，写出了阿母的顽固与仲卿的守约。这四次冲突，一次比一次激烈，直至双双殉情。特别是主角兰芝，她的坚决抗争，影响与决定了仲卿的态度与斗争。兰芝与仲卿的感情纠葛是在上述矛盾冲突的基础上展开的。第一段兰芝的诉苦，表现了她对仲卿的信赖，也交代了矛盾冲突的背景。仲卿求母失败，刘、焦之间的话别，反映了仲卿的不舍、兰芝的温情。第二次冲突兰芝辞婆后，仲卿的送别，充分抒写了他们夫妇之间的真挚感情。第三次冲突兰芝拒婚一段，仲卿的怨怼，兰芝的表白，他们之间的诀别，淋漓尽致地刻画了生死不渝的爱情。由此可见，上述两条线索，有主有从，互为因果，交替发展，完整紧凑地完成了故事的叙述、人物命运的交代。此诗在结构上的细密还表现在呼应映衬上。《采菽堂古诗选》曾指出：“凡长篇不可不频频照应，不则散漫。篇中如十三织素云云、吾今且赴府云云、磐石蒲苇云云及鸡鸣之于牛马嘶，前后两默无声，皆是照应法。然用之浑然，初无形迹故佳。乃神化于法度者。”诗中在不同场合中两次出现的蒲苇磐石的比喻，的确加深了读者对刘焦夫妇爱情坚贞的认识，也加强了阅读这篇作品时浑然一体的感觉。此外，兰芝别仲卿时对其兄“性行暴如雷”的担忧，焦母“东家美女”的引诱，也在诗中有暗伏、有照应，显示了结构上的精细和诗思的缜密。《孔雀东南飞》细针密线的结构特色，得力于繁简得当的剪裁。刘兰芝、焦仲卿的故事，头绪纷繁，若不加剪裁，使之集中，就会散漫无所所归统。清代诗评家沈德潜在《古诗源》中评道：“作诗贵剪裁。入手若叙两家家势，末段若叙两家如何悲恸，岂不冗漫拖沓？故竟以一二语了之。极长诗中具有剪裁也。”《采菽堂古诗选》看法更深入：“两家闻二人之死，仓皇悲恸、各怀悔恨，必有一番情事。然再写则沓拖，故直言求合葬，文势紧峭，乃知通篇之缕缕无一闲语也。前此不写两家家势，不重其家势也。后此不写两家仓皇、不重其仓皇也。最无谓语而可以写神者，谓之不闲；若不可少，而不关篇中意者，谓之闲。于此可悟裁剪法也。”裁剪中最易引人误入迷途的就是这些所谓若不可少却不关篇意的材料。其实，一些表面看来必不可少的材料，并不一定是最重要的材料和最需花费笔墨的材料。有些只需略作交待就行了，如诗中两家家势、死后家人悲恸后悔等等。这里，关键是抓住“篇中意”对诗材加以选择，组织，突出主要线索、主要情意。诗中对详写部份的处理是极为出色的。仲卿求母失败，刘焦之间话别，兰芝辞婆和太守迎亲等，都是浓笔重彩的段落。这些段落在整个长诗中都是直接关系到刘焦爱情悲剧的关键内容，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感情的宣泄，对题意的显示都起着极重要的作用。更妙的是，这样的浓笔重彩，在全诗自然、朴实、流畅的基本风格中，起到了丰富色彩的作用，使整个描述的节奏疏密有致，快慢有度。沈德潜的这段评语具有真知灼见：“长篇诗若平平叙去，恐无色泽。中间须点染华缛，五色陆离，使读者心目俱炫。如篇中新妇出门时‘妾有绣罗襦’一段，太守择日后，‘青雀白鹄舫’一段是也。”
到了东汉末年，文人诗歌创作出现新的局面，五言取代传统的四言成为新的诗歌样式，完整的七言诗篇也开始产生。汉末建安时期的文坛巨匠“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和女诗人蔡琰的作品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的动乱和人民的苦难。抒发建功立业的理想和积极进取的精神，同时也流露出人生短暂、壮志难酬的悲凉幽怨，意境宏大，笔调朗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个性特征，其雄健深沉、慷慨悲凉的艺术风格，文学史上称之为“建安风骨”或“汉魏风骨”。诗人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普遍采用五言形式，以风骨遒劲而著称，并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形成了“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被后人尊为典范。无论是“曹氏父子”还是“建安七子”，都长期生活在河洛大地，这种俊爽刚健的风格是同河洛文化密切相关的。“风骨”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概念，自南朝至唐，它一直是文学品评的主要标准。这一时代的作家，逐步摆脱了儒家思想的束缚，注重作品本身的抒情性，加上当时处于战乱动荡的年代，思想感情常常表现得更为慷慨激昂，他们创作了一大批文学巨著，形成了文学作品内容充实、感情丰富的特点，即人们常说的“建安风骨”。如像曹植的诗，既有一定的华美，又不至于伤害风骨，因此人们在提倡建安风骨时，不仅肯定了它的风骨，也肯定了它风骨和藻饰结合的一面。所以，从南朝到唐，提倡建安风骨的人尽管各自的着眼点不同，但基本上都是针对当时文坛上的一些不足，象辞藻过于华丽，用字过于艰深，风格软靡无力，内容或空洞或繁杂，感情昧暗等，而要求作品有生气，内容充实，感情充沛，风格明朗刚健等，这在文学史上起到了有益的作用。建安时期的文学作品，尤以诗歌最为突出，建安诗歌是从汉乐府和“古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些著作表现了时代精神。“曹氏父子”是建安文坛的领军人物，曹操的诗文，深沉慷慨、气势雄浑；曹丕与文士相处极欢洽。王粲死时，他率众文士送葬，说：“王粲生前喜欢听驴叫，我们都叫一声送他。”于是墓前响起一片驴叫声。曹植的文学成就最高，他文才富艳，辞藻华丽，善用比喻，因而具有“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艺术风格。他的《洛神赋》是千古名篇，以精炼的语言及淳厚的感情，描绘出洛神绝世之美及纯洁无瑕的形象。“七子”中成就最高的是王粲，其代表作《七哀诗》是汉末战乱动荡的真实写照。建安时期的文学作品虽也讲究用辞和文采，但仍保持了乐府民歌的本色，不象后来某些文人诗那般过分追求辞藻。此外，刘勰也强调：辞藻修饰与风骨良好的结合，才是文章中的精品。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段辉煌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诗歌、辞赋以及散文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诗歌，兴起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文人诗的高潮，从此奠定了文人诗的主导地位，给后世留下极深远的影响。
汉朝灭亡后，中国进入到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文学也因为时代的变化迎来了它发展的第三阶段。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一个充满活力的创新期，诗、赋、小说等体裁，在这一时期都出现了新的时代特点，并奠定了它们在此后的发展方向。文学史上所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始于东汉建安年代，迄于隋统一，历时约四百年。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论著中，可以看到一种新的文学思潮，这就是努力将文学从学术中区分出来，进而探寻文学的特点、文学本身的分类、文学创作的规律，以及文学的价值。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来看，魏晋南北朝文学出现的这些“新变”，与佛教在中土的传播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建国以来，收各大专院校、科研机构集体编写和专家个人编写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各有特色，其中有些著作还发生过较大影响。南北朝文学一是全国长期分裂。从汉末大乱到三国鼎立，而后由西晋实现了短暂的统一，但为时不过二、三十年，接着又是连年混战和南北大分裂，直到隋重新统一。在中国历史上，这是分裂时间最长的时代。二是政权更迭频繁。整个魏晋南北朝，除了东晋和北魏存在的时间超过一百年外，其余的王朝寿命都不长。南方的宋、齐、梁、陈四代，最长的宋立国约六十年，最短的齐才二十多年。三是社会动乱。在这一时期，由于国家分裂，政权不稳定，各种力量为了夺取统治权或扩大统治范 围，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同时并立的政权之间总不免互相征伐，新旧王朝的更代大多也是通过战争实现的。即使没战争，统治集团中的权力之争同样充满着杀气。在不断发生的社会动乱中，不但普通民众蒙受了巨大的灾难，许多上层人士也难免杀身之祸。四是民族矛盾尖锐。自汉魏以来，中国西部和北部的少数民族开始大量向内地迁移。他们受到汉族统治力量的深重压迫。到了西晋后期，发生宗室争夺皇权的“八王之乱”，这些少数民族的首领纷纷趁机而起，并把汉族政权赶到了南方。在他们统治的北方地区，反过来又对汉族民众进行了残酷压迫。而南方汉族政权的北伐、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南征，也时起伏。 汉代末年在察举制度下，士族中已经流行着乡党评议的风气，如许劭与从兄许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此外，郭太也以关于鉴人而名闻天下。魏文帝曹丕实行九品中正制以后，人物品评的风气更加兴盛。（魏）刘卲的《人物志》总结了鉴察人物的理论和方法，特别重视人的材质，形成才性之学。（宋）刘义庆《世说新语》的《识鉴》、《赏誉》、《品藻》、《容止》等门，记载了许多品评人物的生动事例。人物品评在汉末多带有预言成败的意味，偏重在识鉴人才、拔擢俊彦，所以品评的重点在政治、道德方面。魏晋以后的人物品评有一个新的趋势，就是在预言性和政治、道德的评议外，增加了许多审美的成分，为已经享名的人物用形象的语言、比喻象征的手法加以品题。如《世说新语》中的这些品题：“公孙度目邴原：‘所谓云中白鹤，非燕雀之网所能罗也。’”（《赏誉》）“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赏誉》）“时人道阮思旷：‘骨气不及右军，简秀不如真长，韶润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渊源，而兼有诸人之美。’”（《品藻》）“有人叹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容止》）《世说新语》中品题人物常见的审美概念有：清、神、朗、率、达、雅、通、简、真、畅、俊、旷、远、高、深、虚、逸、超等，其中最常见的是：真、深、朗三者。而用作比喻的又不乏自然物象，如：千丈松、松下风、玉树、玉山、云中白鹤、龙跃云津、凤鸣朝阳。人物审美的兴盛，对文艺审美起了催化的作用。有的文学审美范畴来自人物审美，如“风骨”、“骨气”、“风神”、“清虚”、“清通”、“高远”、“情致”、“才情”等。而人物流品的划分，也直接影响着文艺批评，锺嵘《诗品》、庾肩吾《书品》、谢赫《古画品录》，就是明证。刘勰《文心雕龙》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建立了完整的体系。《文心雕龙》共50篇，包括总论5篇，文体论20篇，创作论19篇，批评论5篇，最后一篇《序志》是全书的自序。它的内容博大精深，主要的贡献在以下两个方面：一、论述了文学发展的外部原因和内部规律。关于外部原因，它认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时序》）将文学的变化与社会的风俗、政治的兴衰联系起来。关于内部规律，它总结为“通”和“变”（《通变》），也就是继承和创新两方面的 交互作用。刘勰在《明诗》等篇中论述了一些文体在历代的演变过程，《才略》则评论了历代的作家，这些论述已成为后人研究文学史的重要参考，至今仍有不可替代的参考价值。二、总结了许多宝贵的文学创作经验，揭示了创作活动的奥秘，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创作论。关于创作论，陆机在《文赋》里就有深入的探讨了，特别是对驰骋想象，捕捉形象，发挥独创性，以达到“意称于物”这个过程，描述得相当精彩。在《文心雕龙》中创作论这一部分是全书精粹，书中有许多精辟的概括，如“神思”、“体性”、“风骨”、“定势”、“情采”、“隐秀”等，涉及形象思维、艺术想象、艺术风格、艺术构思等许多重要的问题，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总集的编辑是文体辨析的自然结果。萧统的《文选》是现存最早的文学总集，李善注《文选》六十卷，选录了先秦到梁代共130人的作品，另有古乐府三首和《古诗十九首》，共七百馀篇。此书的编排方法是先将文体分为赋、诗、骚、七、、诏、册、令、教、文等37大类，然后在一些大类之下再按题材分为若干小类，如赋又分为“京都”等许多小类。其中诗占了将近13卷的篇幅，共334首，是各类中数量最多的。从萧统所选诗歌可以看出，他带有较大的宽容性，他选诗最多的三位诗人是：陆机52首、谢灵运40首、江淹31首，以今天的眼光看来他们不一定是最优秀的。在标举第一流的诗人这方面，萧统的眼光并不是第一流的；但在推崇被忽视的优秀诗人（如陶渊明、鲍照）这方面，他却有极高的眼光。陶渊明入选8首，鲍照入选18首，他们在《文选》中得到这样高的地位，说明萧统是一位很有文学眼光的选家。《文选》自唐代以来赢得文人的广泛重视，并逐渐形成“文选学”，它在文学史和文献学上的地位是值得重视的。摆脱两汉经学的束缚自然与真言意与形神魏晋风流：颖悟旷达真率之美从玄言到理趣。魏晋时期形成一种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它的理论形态就是魏晋玄学。魏晋玄学的形成和老庄思想有明显的关系，东晋以后又吸取了佛学的成分，步入新的阶段。这是一种思辨的哲学，对宇宙、人生和人的思维都进行了纯哲学的思考。它和两汉的神学目的论、谶纬宿命论相比，是一个很大的进步。魏晋玄学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经籍的方法，对于打破汉代繁琐经学的统治也起了积极的作用。从两汉经学到魏晋玄学，是中国思想史的一大转折。玄学有几个重要的论题：崇有与贵无、名教与自然、言意之辨、形神之辨、名理之辨。对文学和艺术有直接影响的是崇尚自然的一派、言不尽意的一派和得意忘言的一派。 “自然”一词不见于《论语》、《孟子》，是老庄哲学特有的范畴。其所谓“自然”，不是近代所谓与人类社会相对而言的自然界，而是一种状态，即非人为的、本来如此的、天然而然的。玄学家郭象在《庄子注》中对老庄的自然之义有进一步的发挥。老庄认为有一个先天地万物而生的道，郭象则认为连这样一个道也不存在，之所以有万物，万物之所以如此，并不是由道产生的，也不是道使然的，是它们自然地如此。而“我”也是自己而然的，不取决于任何什么，也不依赖于任何什么，因而完全独立。只要顺应自然的状态和变化，无所待，无所使，自然而然，就可以进入自由自如的境界。“真”，也不见于《论语》和《孟子》，是道家特有的哲学范畴。老子把“真”视为道的精髓、修身的极致。《庄子》对“真”有一个界定：“真者，精诚之至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于人；不知贵真，禄禄而受变于俗，故不足。”（《渔父》）这就是说：“真”是一种至淳至诚的精神境界，这境界是受之于天的，性分之内的，自然而然的 。圣人不过是谨慎地守住这个精神境界，不受外物的干扰而已。不受礼教约束的、没有世俗伪饰的、保持其天性的人，就是“真人”。这样看来，“真”和“自然”有相通的地方，它们不仅属于抽象理念的范畴，又属于道德的范畴。玄学中崇尚自然的思想，其影响所及就是进一步确立了以“自然”与“真”为上的审美理想。“自然”和“真”，在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虽然还未占据主导地位，但是体现着这种美的陶渊明的出现，以及嵇康、阮籍、锺嵘、刘勰、萧统等人关于“自然”和“真”的论述，却对此后整个中国文学产生了极极深远的影响。嵇康和阮籍本身就是玄学家；陶渊明不仅是诗人也是哲人，他的思想和玄学有很深的关系。陶渊明的作品是魏晋玄学渗入文学之中所结出的硕果。后人极力推崇陶渊明，并把他的自然和真视为文学的极致，证明了玄学对文学产生的积极影响。言意之辩讨论的内容是言辞和意旨之间的关系，其中言不尽意论和得意忘言论对文学创作和文学鉴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以荀粲为代表的言不尽意论，认为言可达意，但不能尽意，指出了言意之间的联系和差别，以及言辞在表达意旨时的局限。以王弼为代表的得意忘言论，认为象的功用是存意，言的功用是明象，只要得到象就不必拘守原来用以明象的言，只要得到意就不必拘守原来用以存意的象。如果不忘象就不能真正得到意，不忘言就不能真正得到象。要想真正得到意必须忘象，要想真正得到象必须忘言。言不尽意论对创作论有所启发，得意忘言论对鉴赏论有所启发。语言是人类伟大的创造，然而它同人类丰富的感情、心理相比，同大千世界相比，又是苍白无力的。文学创作欲求达意，最好的方法是：既诉诸言内，又寄诸言外，充分运用语言的启发性和暗示性，以唤起读者的联想，让他们自己去体味那字句之外隽永深长的情思和意趣，以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陆机在《文赋》中已经注意到文学创作中的言意关系：“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此后，陶渊明《饮酒》其五说：“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刘勰《文心雕龙·神思》说：“是以意授于思，言授于意，密则无际，疏则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意在咫尺而思隔山河。”“至于思表纤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笔固知止。至精而后阐其妙，至变而后通其数，伊挚不能言鼎，轮扁不能语斤，其微矣乎！”锺嵘在《诗品》中每以滋味论诗，他说：“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心动，是诗之至也。”滋味，固可求诸言内，更须求诸言外。言有尽而意无穷。这个道理对诗人和读者都很重要。中国诗歌的艺术精髓说到底就在于此。而这正是受了魏晋玄学的启发而得到的。新的社会思潮改变着士大夫的人生追求、生活习尚和价值观念。儒家的道德教条和仪礼规范已失去原有的约束力，一种符合人类本性的、返归自然的生活，成为新的追求目标。身外的功业荣名既然受到怀疑，便转而肯定自身的人格。身后的一切既然那么渺茫，便抓紧即时的人生满足。他们以一种新的眼光看待世界，以一种新的情趣体验人生，成为和汉儒不同的新的一代。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各民族之间实现了空前的融合，少数民族的人们频繁的迁入汉地与汉民族杂居，文化之间的交流频繁，在音乐方面胡人所使用的乐器在不经意间传入到中原地区，中国的音乐也随着胡人乐器的传入和胡人音乐风格的影响产生了质的变化；龟兹乐原本是属于新疆库车的一种音乐，后来与汉族中原音乐结合，出现了多种音乐样式。西凉乐是甘肃西北部地区的音乐，它是在龟兹乐和汉族中原音乐的基础上产生的，吸收了一些西北民族音乐特色风格在中原大地上广为流传。天竺乐是西汉末年随着佛教传入中国以来传入到中原地区的一种音乐，在外来音乐与中原民族音乐融合的过程中，龟兹乐和天竺乐对汉族影响最大，在汉民族音乐领域形成一股新的潮流。在绘画方面，魏晋南北朝时期发展的最为突出的是人物画和走兽画，东晋画家顾恺之的作品《洛神赋图》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是根据曹植著名的《洛神赋》而创作的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顾恺之艺术的若干特点，千载之下，亦可遥窥其笔墨神情。全卷分为三个部分，曲折细致而又层次分明地描绘着曹植与“洛神”真挚纯洁的爱情故事。人物安排疏密得宜，在不同的时空中自然地交替、重叠、交换，而在山川景物描绘上，无不展现一种空间美。展开画卷，只见站在岸边的曹植表情凝滞，一双秋水望着远方水波上的洛神，痴情向往。梳着高高的云髻，被风而起的衣带，给了水波上的洛神一股飘飘欲仙的来自天界之感。她欲去还留，顾盼之间，流露出倾慕之情。初见之后，整个画卷中画家安排洛神一再与曹植碰面，日久情深，最终不奈缠绵悱恻的洛神，驾着六龙云车，在云端中渐去，留下此情难尽的曹植在岸边，终日思之，最后依依不忍地离去。这其中泣笑不能，欲前还止的深情，最是动人。画中甄妃的目光都蕴含着不同的情感，有的几丝无奈几丝哀怨，有的几分妩媚几分娴雅，有的几许惆怅几许依恋，有的则眉目含情，仪态万千。全画
用笔细劲古朴，恰如“春蚕吐丝”。山川树石画法幼稚古朴，所谓“人大于山，水不容泛”，体现了早期山水画的特点。无论从内容、艺术结构、人物造形、环境描绘和笔墨表现的形式来看，都不愧为中国古典绘画中的瑰宝之一。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绘画艺术的初步成熟阶段。人物画已达到成熟，并涌现出一批各具风范的名家。如东晋的顾恺之、刘宋的陆探微、南齐的张僧繇、北齐的杨子华和曹仲达等。题材范围有所扩大，除服务政教和宣扬佛教的内容外，还有流行与文艺佳篇相配合的故事画、描绘现实生活的风格画等。表现能力有较大提高，由简略变为精微，造型准确，注意传神，甚至六法备赅。风格也趋多样，名家各具个人特色，如唐·张怀瓘评：“象人之美，张（僧繇）得其肉，陆（陆微）得其骨，顾（恺之）得其神。”（《历代名画记》）自此山水画开始成为独立画科，然尚未成熟。魏晋南北朝壁画《五百强盗成佛图》。憍萨罗国有五百强盗作乱，被国王派大军征剿所俘，遭受酷刑，被挖去双眼，放逐山林。佛以神通力吹香山药使五百强盗眼睛复明。强盗皈依佛法，剃发出家，隐居山林，参禅入定，最后成佛。此图为官兵与强盗作战的场面。官兵乘骑铠马，戴盔披甲，手握长枪，与穿裤褶、麻鞋的强盗展开厮杀。官兵以精良的装备和有利的地形等优势进逼强盗，预示强盗必败。该图采用传统的横卷式连环画构图，一开始即为激烈的战斗场面，引人入胜。画面结构紧凑，情节连贯，情景交融，人物动态生动自然，面貌神情各异，画面上部飞天舞动，与下部的场景形成对比，既具有装饰美感，富有艺术魅力，又暗示了五百强盗最后成佛的必然结果，符合佛教要求。这时已出现单独表现自然山川之美的山水画，如顾恺之画《庐山图》、戴逵画《吴中溪山邑居图》等。但置陈布势和形态体貌还是很幼稚，所谓“人大于山，水不容泛”，山峦“则群峰之势若细饰犀栉”，树石“则若伸臂布指”。画法也惟用线条勾勒轮廓，无皴点、晕染等技巧。花鸟画则未形成独立画科，可能带更强装饰性。这就是南北朝时期绘画所呈现的时代特色。
随着隋朝对中原地区和北方地区的统一，唐朝的建立兴盛和衰落，五代十国时期的到来；中国的文学开始进入它发展的第四阶段。隋唐五代时期在中国历史上属于封建社会的中期。这是由长期南北分裂进入统一，达到空前强盛，而最后又陷入大分裂时期，也是封建经济和文化获得高度发展的时期。隋朝统一中国后，采取了一些加强中央集权和恢复生产的措施，在政治，经济上为后来出现的唐帝国打下了初步基础。隋代的文学，基本上继承南朝的余绪，成就不高但也提出了改革浮靡文风的要求，这一时期为由南朝文学向唐代文学的过渡期。隋朝在中国历史上和秦朝一样是一个大一统的短命王朝，隋朝的历史前后不到四十年，但它又是一个迅速强大，快速灭亡的王朝。在文学史上，南北文风的文风交流和融合是其突出的贡献。隋朝文学分为两个时期、两个集团：前期以由北朝入隋的三位诗人——卢思道、杨素、薛道衡为代表；后期由南朝梁陈入隋的虞世基、江总等以及隋炀帝杨广为代表。前期北朝入隋的诗人以质朴刚健为主调，而揉合南朝细腻柔美的技巧；后期南朝入隋的诗人以绮糜纤巧为主调，而融入北朝阔达明达明快的气质。南北诗人的这种互学，逐渐形成合流，留下一些颇具特色的诗作。卢思道是“北朝三才”之一邢勋的学生北齐天保年间，即以文章著名。北齐文宣帝死后，当朝文士各作挽歌10首，择善用之。魏收、祖孝徵等人不过得一二首，唯卢思道得8首，故时人称为“八米卢郎”。卢思道的诗长于七言，对仗工整，善于用典，气势充沛，语言流畅，已开初唐七言歌行的先声，在北朝后期和隋初有较高地位。代表作《鸣蝉篇》抒发客愁乡思,讥讽长安权贵“繁华轻薄”的生活，词意清切,寄托较深，曾受到庾信的赞赏。《从军行》描写征人思妇的离愁别绪,讽刺武将邀功求赏,是一首较好的边塞诗。卢思道的文以《劳生论》为最著名，文中揭露北齐、北周官场中趋炎附势之徒的丑态,颇为生动传神,被今人钱钟书誉为北朝文压卷之作。他还有《北齐兴亡论》、《后周兴亡论》等史论，通过亲身经历，论二代灭亡之原因，也具识见。二十岁时，由左仆射杨遵彦推荐给朝廷，入司空府，行参军事兼员外散骑侍郎，后来因为泄露了军事机密被贬为丞相府西阁祭酒。后历任太子舍人、司徒府录事参军、京畿主簿、给事黄门侍郎，待诏文林馆。北周建德七年（577年）周武帝宇文邕灭齐，将他留任朝中，授予开府仪同三司（等同宰相一级）。四年后，北周隋国公杨坚称帝，以隋代周，卢思道自恃才高，结果反遭欺蔑，于是官途沦滞。虽然一年后复出，奉诏出使陈国，却又遇上母忧，守孝三年。再度复出，仍为散骑侍郎，行内史侍郎事。不久，卒于京师，时年52岁。其卒年一说为隋开皇六年，即公元586年。 他是“北朝三才”之一邢劭的学生。北齐天保年间即有文名。其诗长于七言，善于用典，对仗工整，气势充沛，语言流畅，开初唐七言歌行先声，在北朝后期和隋初地位较高。代表作有《听鸣蝉篇》、《从军行》。文以《劳生论》最有名，被誉为北朝文压卷之作。《从军记》反应了他一生之中用大部分时间供职于北齐和北周的特殊经历读史可知，北朝末年是个战乱不断、怨声载道的年代，作为一个有良心的封建官僚和文人应该实事求是地反映人民大众祈祷和平、期盼安生的凄苦愿望，但他却不能、也不敢讽嘲当时的战事，只能借助勾画和品评汉时的边塞战争抒发期望和平安定的心愿。他期望汉时的民族和解源远流长，希望将军邀功好战的悲剧不再发生。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安定不要动乱，就成了诗人《从军行》的主旨。无怪乎以往的一些诗评直将《从军行》称为反战诗了。《从军行》古乐府题，全诗28句。该诗立意好、句式新，是七言乐府诗中的佳品，亦被誉为卢思道的代表作。原诗为：“朔方烽火照甘泉，长安飞将出祁连。犀渠玉剑良家子，白马金羁侠少年。平明偃月屯右地，薄暮鱼丽逐左贤。谷中石虎经衔箭，山上金人曾祭天。天涯一去无穷已，蓟门迢递三千里。朝见马岭黄沙合，西望龙城阵云起。庭中奇树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还。白雪初下天山外，浮云直上五原间。关山万里不可越，谁能坐对芳菲月？流水本自断人肠，坚冰旧来伤马骨。边庭节物与华异，冬霰秋霜春不歇。长风萧萧渡水来，归雁连连映天没。从军行，军行万里出龙庭。单于渭桥今已拜，将军何处觅功名？”这首诗的白话大意是：北方边塞的战火已照在秦汉离宫故地的甘泉山上，似同李广那样的飞将军兵出长安再出祁连山关隘。执掌犀皮之盾和冰玉利剑的士兵都是征来的良家子弟，跨白马执金缰的都是侠义少年。凌晨起就在边塞之地摆下“偃月”之阵，夜幕临近时便以“鱼丽”之阵战胜驱除匈奴的左贤之官。历战的山谷中都留下了状如李广以石为虎箭入石中的神力无穷的故事，山岭上则是汉将霍去病胜敌后缴械敌方祭天用具的的美传。战事绵绵似天涯般没有穷尽，战场距蓟门(今北京城北)迢迢三千里之遥。早上见到的是马岭关上的滚滚黄沙，晚上看见的是匈奴王庭处的兵阵如云。(征人行前)庭院中植下的佳树已长到可以攀人的大小，可塞外作战的亲人仍未回还。心如飘雪随夫远至于新疆中部的天山之外，又若浮云飞悬到内蒙西部的五原城中。而那万里之遥的关隘高山是不可穿越的，如何独自应对百花芬芳下的清明月色呢？别离后的时光飞逝似流水使人有断肠之痛，那塞外的苦战和寒冷连战马之骨都屡屡受伤。塞外的节气与物候与内地大不相同，冬秋长而春季短。萧萧长风尚可伴河而渡，南归之雁也可依时不断的逝向天边。从军而去，直到离皇城万里去远征。想那汉宣帝渭桥见匈奴单于而和好罢战之事(事在公元前51年)，欲战不能的将军们还将何处寻求征战以邀功名呢？ 乐府诗的特点是通俗平直，多富有民歌意味，读起来也是简易上口。显然，全诗主题部分为三层，从句首到第12句“西望龙城阵云起”，描述的是汉时战事；从第13句到第24句“归雁连连映天没”讲述的是家人对征人的思念。最后四句则是诗人借咏汉时战事，对战乱与和平的立场、态度和感情抒发。卢思道诗可分为古诗、乐府两类，风格也迥然不同。乐府诗大多模仿南朝艳情诗，明显受到南齐诗华艳软媚的影响；但《从军行》变传统的五言短诗为七言长篇，把征人思妇的相思离愁与长年不断的征战生活结合在一起，融柔婉轻倩的情调于刚健俊逸的气势之中，对仗工整，用典贴切，较好地融合了南北文风。古诗多为赠别、应酬、咏物，内容无甚新意，但善于从苍秀清远的景色中寻味一种奇迷的情调；《听咏蝉篇》以蝉声的哀嘶对应游子的悲鸣，用蝉质的高洁反衬尘世的鄙俗，表达作者出世的愿望，开创后世咏物起兴、长篇大论抒发感慨的结撰方式。卢思道的诗歌对初唐歌行有很大影响。今存《卢武阳集》。杨素是隋朝时期著名的大臣，杨坚当皇帝时任杨素为御史大夫，后以行军元帅率水军东下攻打陈国，灭陈后进爵为越国公，任内史令。除此之外，他还是隋朝的一位著名的诗人；杨素是一个豪杰式的人物，心雄志大。他的诗无论是写边塞题材，叙旧述怀，都寄寓了一种人生的悲感，诗境苍凉老成。但也有一些细巧的文笔。《赠薛播州诗》就是他的代表作，这首诗抒发了他真挚悲凉的情思，直诉别离悲情，不加藻饰感人至深，把写诗时候的心情描写的如此清晰，是部非常完美和感人的作品。薛道衡隋代著名诗人，厉仕北齐、北周。隋朝建立后任内史诗郎，加开府仪同三司。隋炀帝时期，出为番州刺史，改任司隶大夫。薛道衡少年的时候，十分好学。十三岁时作诗《国桥赞》颇有思致，看到他诗的人无不感到惊奇。北齐时期，薛道衡待诏文林馆，兼主客郎，负责接待、应对北周的使者和陈朝的使者，与当时文坛才子李德林、卢思道等常相过从。北齐灭亡之后，周武帝用薛道衡为御史二命士，薛道衡自以为不受重用，便弃官回故里。后来又入仕途为州主薄，不久后又为司禄上土。他的诗作在隋朝时期艺术成就最高，其《薛司隶集》一卷，《先秦汉魏晋南北朝》录存其诗二十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录存八篇，全都记录在《隋书》、《北史》本传当中。薛道衡的一些行役咏怀诗，慷慨有力，如《渡北河》他的另外一部作品《昔昔盐》则以富丽精巧见长。如“飞魂同夜鹊，倦寝忆晨鸡。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以女子独居的凄凉冷落，衬托其哀苦的心情，抒情的委婉细致，较好地发挥出南朝诗歌的长处，一向为人们所称道。
隋朝灭亡之后，唐国公李渊在长安建立大唐王朝，这个时期的中国迎来了封建时代最为鼎盛和繁华的一段黄金时期，中国的经济、农业、商业、科技和军事水平已经遥遥领先世界，在文化方面由于社会环境较为稳定，中国的文学和艺术也迎来了发展的黄金阶段，日本、越南、朝鲜等周边国家纷纷虚心学习中国的文化和艺术，形成了一道以中国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圈”。唐开元、天宝年间，大唐王朝迎来了它最为鼎盛的时期，这一时期涌现出大批禀受山川英灵之气而天赋极高的诗人。盛唐时期，五言律诗最为流行，著名大诗人王维和孟浩然隐逸情结于山水情怀的对诗境创造的意义，和寄情于景、情景交融、浑然天成的创作风格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王维是盛唐山水田园的代表人物，早年的时候和众多想建功立业以扬名不朽的才子一样对功名亦充满热情和向往，有一种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他在《少年行》中说：“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其《送张判官赴河西》诗则云：“沙平连白雪，蓬卷入黄云。慷慨倚长剑，高歌一送君。”声调高朗，气魄宏大。王维赴河西节度使幕时到过塞外，他出塞前后写的诗，如《从军行》、《观猎》、《出塞作》、《送元二使安西》等，洋溢着壮大明朗的情思和气势。其《使至塞上》云：
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以英特豪逸之气融贯于出色的景物描写之中，形成雄浑壮阔的诗境。那无尽的长河、广阔地平线上的落日、大漠孤堡上的烽烟，透露出诗人走马西来天尽头的豪迈气概。
但奠定王维在唐诗史上大师地位的，是其抒写隐逸情怀的山水田园诗。他精通音乐，又擅长绘画，在描写自然山水的诗里，创造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的静逸明秀诗境，兴象玲珑而难以句诠。如《山居秋暝》：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在清新宁静而生机盎然的山水中，感受到万物生生不息的生之乐趣，精神升华到了空明无滞碍的境界，自然的美与心境的美完全融为一体，创造出如水月镜花般不可凑泊的纯美诗境。
空明镜界和宁静之美，是王维山水田园诗艺术的结晶。因心境空明，他对自然的观察极为细致，感受非常敏锐，像画家一样，善于在动态中捕捉自然事物的光和色，在诗里表现出极丰富的色彩层次感，如：
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送邢桂州》）
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过香积寺》）
荆溪白石出，天寒红叶稀。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山中》）
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终南山》）
日落昏暗，愈显江湖之白色；潮来铺天，仿佛天地也弥漫潮水之青色。一是色彩的相衬，一是色彩的相生。日色本为暖色调，因松林青浓绿重的冷色调而产生寒冷的感觉，这是条件色的作用。红叶凋零，常绿的林木更显得苍翠，这翠色充满空间，空濛欲滴，无雨而有湿人衣之感，这也是条件色的作用。至于“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则淡远迷离，烟云变灭，如水墨晕染的画面。王维以他画家的眼睛和诗人的情思，写物态天趣，宁静优美而神韵缥缈。
在当时，与王维齐名而同样以写自然山水见长的诗人是孟浩然。他的生、卒年均早于王维，但成名却在王维之后。
孟浩然是盛唐诗人中终身不仕的一位作家。４０岁以前，他隐居于距鹿门山不远的汉水之南，曾南游江、湘，北去幽州，一度寓寄洛阳，往游越中。开元十六年（７２８），他入长安应举，结交王维、张九龄等人，开始遍交诗坛群彦。次年赋诗秘省，以“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 一联名动京师；但却不幸落第。随后，他南下吴越，寄情山水。开元二十五年（７３７）入张九龄荆州幕，酬唱尤多。三年后不达而卒。在他人眼中，孟浩然是位地道的隐逸诗人。李白说：“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赠孟浩然》）其实，孟浩然并非无意仕进，与盛唐其他诗人一样，他怀有济时用世的强烈愿望，其《临洞庭湖赠张丞相》诗云：
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
这首诗是赠张说的（一说赠张九龄），“临渊羡鱼”而坐观垂钓，把希望通过张说援引而一登仕途的心情表现得很迫切，有一种不甘寂寞的豪逸之气。故诗写得境界宏阔、气势壮大，尤其是“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一联，是非同凡响的盛唐之音。孟浩然禀性孤高狷洁，虽始终抱有济时用世之志，却又不愿折腰曲从。张九龄可举荐王维，却无法举荐他。当他求仕无门，而且应举落第后，就高吟“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放弃仕宦而走向山水，以示不同流俗的清高。他在《夏日南亭怀辛大》中说：
山光忽西落，池月渐东上。散发乘夕凉，开轩卧闲敞。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欲取鸣琴弹，恨无知音赏。感此怀故人，中宵劳梦想。
抒发自己独自乘凉时的感慨，一句“恨无知音赏”，表明了诗人清高自赏的寂寞心绪。以山水自适的情怀，融入池月清光、荷风暗香和竹露清响的兴象中，顿觉清旷爽朗。净化了的情思，用提纯的景物表现，有种单纯明净的美。由于生活环境和性格气质的不同，在诗的写法和艺术风格方面，孟浩然与王维是有区别的。他的山水田园诗，更贴近自己的生活，“余”、“我”等字样常出现在诗里。如《过故人庄》：“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又如《与诸子登岘山》：“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出现在孟浩然诗里的景物描写，常常就是他生活环境的一部分，带有即兴而发、不假雕饰的特点。如《春晓》：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写自己春晓时的感觉，不经意的猜想中透露出明媚宜人大好春光，似有惋惜之情，却又无迹可寻。诗语自然纯净而采秀内映，相较而言，似比王维的诗更显淳朴，更接近陶渊明诗豪华落尽见真淳的境界。孟浩然一生多次出游，而且偏爱水行，在乘舟漫游吴越水乡的过程中写了不少山水诗。遇景入咏时，他常从高远处落笔，自寂寞处低徊，随意点染的景物与清淡的情思相融，形成平淡清远而意兴无穷的明秀诗境。如《宿建德江》：
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
再如《耶溪泛舟》：
落景馀清辉，轻桡弄溪渚。澄明爱水物，临泛何容与。白首垂钓翁，新妆浣纱女。相看似相识，脉脉不得语。
前一首写日暮泊舟时的“客愁”，寂寞惆怅的孤独心绪，因野旷天低、江清月近而愈显清远无际。后一首表现傍晚泛舟时的散淡逸兴，老翁少女相对视，落落大方，情纯意洁，脱尽凡俗之气。语句平淡，淡得几乎看不到作诗的痕迹，而诗味却很醇厚。如果说王维的山居歌咏长于表现空山的宁静之美的话，那么孟浩然的乘舟行吟之作，则给人以洗削凡尽之感，情思的净化、语言的清淡，和诗境的明秀融为一体，将自然纯净的山水之美透彻地表现了出来。自然平淡是孟浩然山水诗的风格特点。尽管他的诗中也有刻划细致、用字精审的工整偶句，如“天边树若荠，江畔舟如月”（《秋登兰山寄张五》）；“风鸣两岸叶，月照一孤舟”（《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但非有意于模山范水，只是一时兴到之语。观其全诗，多以单行之气运笔，一气浑成，无刻画之迹；妙在自然流走、冲淡闲远，不求工而自工。王维和孟浩然在盛唐诗坛享有盛誉，影响很大。崔兴宗称王维为“当代诗匠” （《酬王维》诗序），王士源说孟浩然的五言诗“天下称其尽美矣”（《孟浩然集序》）。当时，以王、孟为中心，还有一批诗风与他们相近的诗人，如裴迪、储光羲、刘昚虚、张子容、常建等。 李白和杜甫被世人称之为“大李杜”这是诗坛中对于他们两人的美称，同时也极大的赞美了二者高超的写作水平。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他是唐朝时期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擅长五言律诗和七言歌行和绝句，他写的诗风格豪放飘逸，想象丰富，善于从民歌、神话中汲取素材，和其构成特有的绚丽色彩，因此他被后世人称之为“诗仙”。李白的诗，在后世流传的比较广泛，在《唐诗三百首》这本用于孩童早教的书籍当中，他的作品就占了将近一半，所以连现在三四岁的孩子都会背他的诗，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静夜诗》
“床前明月光，疑似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这首诗表达了作者的思乡之情，秋月是分外光明的，然而它又是清冷的。对孤身远客来说，最容易触动旅思秋怀，使人感到客况萧条，年华易逝。凝望着月亮，也最容易使人产生遐想，想到故乡的一切，想到家里的亲人。想着，想着，头渐渐地低了下去，完全浸入于沉思之中从“疑”到“举头”，从“举头”到“低头”，形象地揭示了诗人内心活动，鲜明地勾勒出一幅生动形象的月夜思乡图。短短四句诗，写得清新朴素，明白如话。它的内容是单纯的，但同时却又是丰富的。它是容易理解的，却又是体味不尽的。诗人所没有说的比他已经说出来的要多得多。它的构思是细致而深曲的，但却又是脱口吟成、浑然无迹的。从这里，我们不难领会到李白绝句的“自然”、“无意于工而无不工”的妙境。《早发白帝城》是李白在流放途中遇赦返回时的一首七言绝诗，是李白诗作中流传最广的名篇之一。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