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家住城墙边，开门过马路，上城墙和小伙伴玩半天，或者爬上外墙几米，俯看癞皮狗撒尿院里夫妻厮架扇耳光什么的。冬天落大雪，坐着纸板从城墙顶上的斜坡台阶上滑下来，夏天暴雨，穿着胶鞋踏进水坑里，不打伞。那时候西安的城墙还没有连成一圈，城墙深处有一大片杂草丛生的荒地，各种植物顶着残砖长起来，形色生物都在那里安了家。常有一块一块的粪便凝固在秃处，没味道，连苍蝇都懒得叮。记得那时城墙外壁有一个大洞，我因好奇钻进去探查，以为能发现一大笔钱。
爱跑跑跳跳，但是爬树不成，打不了群架，更不会跳皮筋，这些技能的缺失对于一个小孩来讲有点不利。好在我们家前后院有大片的空地，足够把砖堆成小灶烧饭，也可以拿小棍撑起来一个竹簺捉麻雀，因此我倒不至于太孤单。麻雀攒够七八只便可以拔毛下锅小炒，肉少易糊，塞牙缝也不好吃。后来腻了这些，又有人搞了把气枪回来，于是我和伙伴们找来些可乐雪碧空瓶子，拴在树上打着玩。
玩是玩，也有无法摆脱的苦役，每天都要站一下午练习毛笔字，颜体楷书，很烦。后来参加不少比赛，也拿奖，但觉得是和自己无关的事，大人们是很开心骄傲的。等到初中功课忙，我就顺理成章地放弃了这项爱好。
在家里，我霸着院子颇有点气粗，谁都不吝的，但在学校却缩成草包一个。
刚上小学那会，被老师安排和几个同学表演没有花香没有树高的《小草》，我妈为此专门做了演出服，结果临上场前几分钟我因害怕罢演。这节目也就黄了。
后来，学校安排我们和香港小学生通信，老师要求上台念往来信件。我每次都怕得要死，在讲台上支支吾吾，身子抖得跟筛子一样。那些回信都滕在漂亮的厚硬信纸上，带着各种式样的花纹和淡淡香气，最终全被学校收了去。
年级高一些时，学校实施了代课老师打分制度，依据课堂表现给每个班打分，每周排名次。有次，我因借墨水和前座说了话被数学老师扣掉20分。为着这事，全班除了前座男生都恨我，班主任气得发疯，揪着我俩到讲台上骂。还好，罚站认错等一系列流程走完，数学老师把分又给加回来了。那以后，我胆子似乎更细小了一点。
大人因此知道我是个懦弱内向的小孩，除了鼓励，有些饭局也试着带上我，算是一项训练。十来个人在圆桌边，我端正坐好，等着成年人先以“这孩子比较内向”作为开场。所有人齐刷刷看过来时，我温顺垂眼笑着，感觉一盆滚烫的水正从头顶浇下来。这事没多久就因课业太繁重停止了。
每个阶段偶尔会有喜欢的异性，知道不能早恋，就算了，也不会去说。所以十七岁看徐静蕾《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时我是很有些感触，熟悉那种喜欢但压在心里自己咂摸的感觉。时间长了，这也竟然成了一种“娱乐”方式。凡是喜欢大多止于单相思，并乐此不疲。这大约是文艺女青年雏形时一种矫揉的通病吧。以至于以后当别人说起某人“敢爱敢恨”时，我都在心里瞪大眼睛，等着一声大大的叹息在肚里化开。
高中密友曾跟我描述她喜欢谁的感觉，我陪坐在阴冷教学楼的一层台阶上。灯灭着，她的眼神漆亮，表情很动人。这个场景我总记得很清楚，不知道为什么。
写到这里我开始不耐烦。有时候觉得回忆很好，做旧的东西显得浪漫，虚伪无聊的时光也能给重组出诗意感觉。有时候又觉得，过去的事里仍有些脏兮兮不想面对的东西，时不时制造出一种楼上还有一只靴子没脱下来的焦虑感感觉。其实不如让所有的伏笔和线索烂在原地，谜永远不要解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