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即至善（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
人是唯一具有理性的动物。（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深入探讨何为幸福之前，必须先要对“理性”取得一个共识，这是因为“幸福”和“理性”这两个词汇原本都不是汉语原生的词汇。要想清晰地探讨“幸福”，就必须先明确何为“理性”，否则就根本无法在同一语境中交流。在从西方泊入的过程中，如何正确理解“理性”，已然产生了分歧和冲突，回溯厘清“理性”的含义，就成了当下的首要问题。
人是唯一具有理性的动物。
人是唯一具有语言的动物。
人是唯一具有道德的动物。
在现代汉语语境中，上面三句话似乎并不相干，但实际上却是亚里士多德同一句话的翻译，差别只在于如何理解logos。“逻各斯”指的是什么？不要说汉语语境下的中国人丈二和尚，即使是西语背景下的普通百姓恐怕也摸不着头脑，就好像我们上大街上找个黄皮肤的就问“道是什么”一样。“逻各斯”在现代汉语中被人为地解读为多种含义：理性、语言、道理、德性、规律、原理、逻辑、尺度，其实这只是因为我们的语言中没有更准确的对应语汇来诠释。但到底“逻各斯”在古希腊指的是什么呢？再次回到亚里士多德这里：
逻各斯是一个整体，而不是孤立不相干的大杂烩；
逻各斯是人的本质，以此区别人和非人。
从这个意义上，“仁”是最贴近“逻各斯”的汉语词汇，因为在华夏语境中，“仁”是人的本质，兼顾了“道”和“德”双重含义，以此区别人与非人。
从上面对亚里士多德文本的解读，我们已经看出古希腊文明和华夏文明具有的相似之处，以及明显的区别。
相似处：
1、人有特定的本质，以区别于其他事物，古希腊人称之为“逻各斯”，华夏先贤称之为“仁”或者“道德”、“天理”；
2、通过探究人的本质，才能揭示人的生存意义，从而获得真正的幸福。古希腊人称之为“从事灵魂合乎逻各斯的活动”，我们则称之为“发明本心”或“致良知”。
3、真正的幸福，也就是最高的善，是最圆满的德性。古希腊人称之为“幸福就是合乎德性”，而在《易经》中称之为“大畜”。无独有偶，亚里士多德认为logos的重要特征是“度”，而中华民族则一直在强调“中”。
区别点：
1、古希腊文明对logos的理解可以简化为如下公式：
（1）人的本质=理性=语言=逻辑。
（2）以真求善。探究人的本质，源自求真，求真则要通过严谨的逻辑、准确的语言和无懈可击的理性。
（3）很难用逻辑来解释的“情”，也很难用语言准确表达的“感”，都会在不同程度上造成“理性”的欠缺，破坏其圆满。
2、华夏文明则认为语言文字无法真正揭示“仁”的准确含义，但可以“感应”：
（1）天人合一。通过心灵感应可以实现传神、传心。
（2）立象尽意。尽管语言文字不能直接揭示人的本质，但广义的语言——艺术化的符号语言则可以启迪心灵，通过“感应”的方式，传道授业。
（3）天理人心。华夏文明也同样有“理”的概念，“天理”所对应的内涵其实是与“道”、“德”、“仁”、“义”、“太极”、“道心”、“易”、“中”等词汇相同的，但这种相同并非语义学意义上的一样，而是在“象”的层面上，这些词汇对应的“象”具有共同的特点。
而正是上述区别点，造成了我们对于“幸福”、“理性”等词汇理解上的偏差。比如：
1、理性和感性是对立的吗？
2、科学研究，是否允许情感因素的参与？
3、没有情感因素的参与，如何科学地研究“幸福”？
这些疑问将在下一篇《笛卡尔到底什么错了》中进行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