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
古代先民的彩陶制品，在1924年瑞典人安特生在甘肃省洮河流域考古时发现，并以首次发现地对各种文化类型进行命名，如此考古发现惯例沿用至今。在此之前，便已在黄河流域地下存在了五六千年的彩陶，沉睡在民间，以“陶罐”或“瓦罐”来称谓。
人生总是伴随偶然与必然，相遇相逢到相知相爱的故事，总是以相同的际遇开端。在此之前，我们和它们一样，自土里来，复又土里去。他们一个是风尘仆仆的行者，一个是土生土长的陶罐，尘归尘，土归土，身处互不认识的两个世界，至少在当时被人们并不以为然，像后来那样视为文物所珍视。
1901年4月，安特生踏上在中国大地考古的旅程。其考古发现，学术成绩卓著。1918年，在北京周口店发现“山顶洞人”。1914年4月，安特生沿黄河而上走进西北开始考古，到后来的系列彩陶考古发现，被认为是“仰韶文化之父”。
安特生跟斯文·赫定在考古方面，有着一种不谋而合的交集，源于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后来他们在各自领域颇有建树。1900年，斯文·赫定在新疆发现了“楼兰古城”。1927年5月，斯文·赫定走进西北地区，他们在西北的考古研究，时间段几乎是在一前一后进行，两人经历有很多相似之处。
与安特生同时代的斯文·赫定，比安特生年长9岁，同样是瑞典人，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学者教授，他们还有几个相同的称呼，是探险家、作家等。通常这种身份与头衔，一般都与科考、探险捆绑在一起。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他们带着猎奇的心理冲动，投身实证主义的行走姿态，去实地求证心中悬疑的疑问，由此或许还能将他们称之为旅行家，而不是常见的走马观花的旅游者。
相比他们考古成就来看，随行斯文·赫定的考古装备条件，估计远比安特生的要好得多。安特生比斯文·赫定多一个头衔，是画家，而斯文·赫定是摄影家，随身携带照相机，拍摄了不少纪录片，比安特生也多一个头衔。1934年，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孔雀河畔，斯文·赫定与逃亡途中的马仲英不期而遇，给马仲英拍照留影，留下了马仲英一生中唯一的相片。
这一年，马仲英26岁。率部游走于荒漠戈壁，在俄军飞机围追堵截中，寻求落脚的生命出路。这一年，斯文·赫定69岁。率队跋涉大漠绿洲之间，在满目黄沙瀚海中，探寻远古文明，人类生存的足迹。
文化软实力，需要足够的物质基础。实际上，也是综合国力的见证。当时的情况，文化考古确是无暇自顾。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甘肃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这一年，八国联军攻入圆明园。
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末代皇帝溥仪在日伪满洲国就任；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波兰物理学家居里夫人去世。这一年，《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发表；中国工农红军开始长征。
彩陶文化发掘出土研究，迄今不足百年的时间。如今，在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甘肃省，在“彩陶之乡”临夏，齐家文化、马家窑文化的传承创新，文化与旅游的融合发展，渐入佳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