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义”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孔子崇仁，孟子尚义，这是儒家思想不变的正统。“仁义”同时也是中国伦理中一个重要的概念，“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不仁不义是对一个人人格的极大否定。随着时代的发展，儒家仁义的内涵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扩充的，但仁义理论的扩充总是围绕着孔孟最初的涵义而展开的。

唐代韩愈在《原道》中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非常具有概括性。但是，当把“仁义”分开，进行具体分析的时候，发现这样过于简单，达不到深入理解的目的。因此，还要一一进行深入、具体的分析理解。

说文解字注中：“仁，亲也。亲者、密至也。从人二。中庸曰。仁者、人也。人也读如相人偶之人，独则无偶，偶则相亲，故其字从人二。”这即是说，仁的本义应是人与人的亲密相处。这正是“樊迟问仁，子曰：爱人。”的原因。孔子极大的把“仁”的内涵丰富了，孔子将这种人与人地相处推而广之，作为一种社会交往的规范，并渴望“克己复礼”然后达到“归仁”的目的。这也就是说，孔子的仁是外在的仁，是一种有高度的社会规范，因为“复礼”才能“归仁”，在这里，礼和仁，并无很大的差别。就算说“忠恕为仁”、“观过知仁”，这也得是做到忠恕、观过之后，才能达到仁，而不是把内在的仁展示出来。再如“刚毅木讷近仁”、“巧言令色鲜仁”，这也是从人的外在表现来定义、约束仁的范围。

但是，当仁到了孟子那里，则是“恻隐之心，仁也。”恻隐之心是人天生而有的，不是后天修习而得，因此，这时仁便是内在的仁。发展、达到仁，需要向内心探求，并且还要“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再来说“义”，说文解字注中：“己之威仪也，从我从羊。威仪出于己、故从我。从羊者、与善美同意。”这也就是说，义是由内而发的美好情感。王引之《经义述闻·尚书上》：“义，善也。谓性发强而又良善也”。由内而发，因此每个人都有义，符合仁，符合社会规范，便是义，因此义也有社会规范之义。这才有“见义不为无勇”、“动则思礼。行则思义”。《易传•文言》：“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这就是以敬来正直内心，以义来方正行为，更能体现出义作为规范。

“义，度也，必由中断制。”作为社会规范的时候，义与仁有不同，义在这里强调“断制”，也就是要断开，分开。这也就有了后来朱子所说“义是活物，义无定体。”因此，义是一个灵活可变的原则，不同的时候，义自有其不同之义。

仁与义，有很大的不同。董子曰：“仁者，人也，义者，我也，谓仁必及仁，义必由中断制也。”。孔子之时，尚希望可以人与人在一起得到良好的相处；而到孟子之时，社会日益混乱，人与人在一起难以和平，这也就是为什么孔子之时崇仁，孟子之时尚义。因为孔子的希望是人与人和，而孟子时，和已无望，并且认识到，人必须分，而后才能和，和即合。这里的内在原因就是私有制的确立以及其作用的发挥，得到了知识分子的认同，成为社会的未来趋势。孔子希望的是原始公有制，因此崇合之仁；孟子看到私有制的生命力，因此说分之义。

这一点是崇仁尚义的主要原因——仁合义分。《孟子•尽心下》曰：“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这也体现了仁合义分，因为父子是血缘，是内，是合，君臣是等级，是外，是分。因此，父子为仁，君臣称义。

《礼记•礼运》：“仁者，义之本也。”义是要符合仁才能称之为义，因此，仁为义之本。义表现为行为，仁在后来逐渐发展为内在之仁，即恻隐之心。这也就是说，仁内义外，义是仁的发作，仁是义的动力。进一步，凡是超出个人利益、个人本分的行为皆属义行范围。孟子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 这种仁心义路的说法就显示了“仁内义外”。

从实质上来说，“仁合义分”正是“仁内义外”的一个表现。正因为仁内义外，因此，仁才能够合，才能亲；义才能断，才能分。

仁义的核心是“仁内义外”。其他涵义都是由“仁内义外”而生发，由“仁合义分”来表现出来。这才有韩愈所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仁合则亲爱，行宜则断明。至于作为社会规范，作为政治型的仁义，即在公羊学中的表现，与我们所说作为儒家学术的仁义略有不同。儒家学术的仁义，是从人出发，关于人本身和人的行为的学问，是人的道德上、伦理上的仁义；政治上的仁义，便是强调本分、等级的仁义，是作为统治人的仁义。这是与学术上的仁义的根本不同，仁义的本身，是要发展人、完善人，但政治上的仁义，是要统治人，约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