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觉得《物演通论》太晦涩，可以先看《知鱼之乐》。
同样出自王东岳，《知鱼之乐》是一本哲理随笔，汇集了作者数十年的思想精髓。
在自序中，东岳先生说：这是一本奢侈的读物。说它奢侈，乃是由于它跟当前流行的快餐文化全然不同，既不会给你带来临时的快感，也无法为你提供实用的效益，它倒可能给你造成某种深在的悲哀，然后还徒然地消耗了你的若许脑力。
因此，作者说，本书仅供精神贵族享用，所谓“精神贵族”是指这样一类人：他们对文化的渴求不限于取乐或谋生等低层需要，而是有兴趣追究超然于现实生存或支配着现实生存的高层疑问，其情形俨如衣食无忧的富翁断不肯再为获取一口粗食奔忙，而是更有雅兴去赏玩翡翠钻石的璀璨一样。
假日里，让我们撷其中一文《平庸者伟岸》，只是几笔随感，却多少可以看出东岳先生的哲学思想。
文｜王东岳（哲学家，《物演通论》、《知鱼之乐》作者）
英雄者辈看见平庸的人们像鸡鸭觅食那样只顾一味地趋利求生，蝇营狗苟，低级趣味，便忍不住想要或厉声或委婉地教训他们一番，说什么人生在世，须得奋发创新有所建树才不算枉活一场，庸人闻之，多少也会有点儿惭愧，灰溜溜地仿佛自己做错了什么。
这种场合之滑稽，简直就像是病人在训斥医生不够健康。须知，真正做错了的正是那些气壮如牛的造势英豪。
这话还得从头说起，让我们先来看看“创新”或“建树”原本究竟是怎么回事儿。
“创新”并不是人类独有的本领。倘若没有自然物演的步步创新，人类又将从何而来？姑且不提无机界怎样造化了生命，只需考察一下生物进化——也就是生物的“变异”现象——如何“建树”了它们的未来，一切都会水落石出。
其实，生物最重要的属性首先是遗传，因为生物诞生时它已极度弱化，死亡的结局接踵而来，所以它必须借助于某种类似接力传递那样的方式，使得短暂也能够永恒，这就是生物遗传增殖机能的初始意义。
遗传过程本身有一项基本要求，那就是，它必须能够忠实不走样地拷贝自己的基因编码，否则，畸形累累，何以传嗣？
所以，任何变异其实就是畸胎，或者说，是病态的畸变，历来是淘汰的对象，成活和传续的概率极低。
好比某人生出了一个长有三支鼻子的宝贝儿子，纵然他嗅觉异常的敏锐，一时也不忍舍弃，养活下来，恐怕最后还是找不见老婆，这创新的成果终于不能发扬光大。
除非刚好有那么一天，靠一支鼻子所能找到的吃食已被人们搜罗尽净，而那位三鼻怪胎还没有老死，且只有他还能嗅到隐藏极深的果腹之物，无奈之下，长着单个秀鼻的美女只好纷纷屈尊下嫁给他。
经此一番自然选择，三鼻长者才有可能儿孙满堂，丑类横行，相互之间不以为怪，加之单鼻汉们早已做了饿殍，至此才让那原先不被接受的创新品种终成正果，源远流长。
不过，万一那位三鼻长者一不小心又生下了一个四目畸种，想来他一定会毫不手软地立刻掐死这个孽子，免得又落个丢人现眼活受罪的下场，因为那位老人应该深知，再闹出一个令全体双目人统统饿毙的时来运转之局，可能性实在是微乎其微了。
也就是说，三鼻人种必然照例堕落为一个庸人群落，重新开始扼杀一切离经叛道的创新异端。
这实在不能只怪庸人们过于保守，因为庸人们的确仅仅充当了一个自我保健的医师角色。
这句话的意思不光是说变异者多为畸病的祸种，应予剔除，更在于那变异创新的后果着实令人不敢恭维。
首先，变异者一旦得逞，总是翻脸不认祖宗，甚至摇身化作让老前辈全然无法应付的天敌。
这种情形最早见于作为后续一切生物之鼻祖的原始蓝绿藻，它们的进化变种，就是专以收割蓝绿藻为食的真核单细胞浮游生物，结果把老佛爷弄得从此一蹶不振；时至今日，此例不改，君不见，信息文明的新秀们目前正在把工业文明的老行当挤入末路？
其次，任何创新而成的后来者，总不免流于外强中干，乍一看张牙舞爪，实质上生存力度一代不如一代。
譬如，蓝绿藻静悄悄地独霸地球长达20亿年之久；它的远代子裔恐龙却只嚣张了不足2亿年就突然间销声匿迹；
后来的高等哺乳动物就更为不济了，它们总体上的问世纪元才不过9000万年左右，居然全如匆匆过客，你来我往，绝灭纷纷，如今早已所剩无几；
尤为不妙的是，我们人类作为一个最后也是最高尚的创新生物品系，迄今还不足500万年就已呈现出一系列衰竭前的过盛危象。
如此看来，庸人们不肯创新，不求进取，岂非慧眼独具，大智大德？
由此也可见得，人性中天赋的保守素质，其实就是生物遗传守旧律令的自然延续，正如人性中天赋的激进素质，照例不过是生物变异进化律令的自然继续一样。
不同点也许仅仅在于，变异创新缔造了存续，遗传守旧维系了存续。
换成一个争论不休的老话题，也可以这样说：英雄创造历史，群众维护历史。试问个中功德，以孰为著？
实际上，在任何一个同类群体里，异变分子或失稳因素——可视同人类中的创新个员或躁动英豪——总会被压制在某一极其有限的范围之内存在。
在人类群体中，作为稳定层面的平庸者也一定会在统计学上正态分布的钟形曲线坐标里构成主体成分，亦即平庸者必定占绝大多数。
我们应该为此而感谢上苍，须知这可真是自然界赐予人类的一个生存保护机制，它的客观涵义是，即使人群中的每一分子全都竭力想让自己成为超凡脱俗的革新明星，真正的成功者终归是凤毛麟角。
出于同一缘故，革新者的命运通常不佳，他们的毕生努力大多流于枉费心机，纵有个别崭露头角，恐怕亦将免不了备尝失败的酸楚，商鞅变法遭车裂，王安石数度被贬谪，伽利略老来遇囚，孟德尔功成寂寞……
凡此种种，大抵都是这一自然机制从中作祟的结果。
话说回来，再看平庸者的生活层面，他们尽管人微言轻，艰难度日，却一定反而保持着较高的生物稳定性和较低的生存风险率。
如果不信，你不妨粗略地分别计算一下历史上各类英雄和普通民众的平均寿命及其非正常死亡率。
当然，这个结论也许并不十分重要，如前所述，平庸者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他们是任一同类群体得以稳定衍存的决定性力量。
然而，在各个领域，人类眼下正表现出创新率明显增高的迹象，也就是那个原本十分高耸伟岸的钟形平庸分布曲线正呈现出渐趋矮化萎靡的倾向。这种情形大概也是自然演运史发展到某个临界阶段的必然结果，对此恐怕谁都无可奈何。
我在这里只想提醒人们不要犯糊涂，以为这样正好显示了我们文明的生机勃勃和前途无量。依我之见，这可不是一个好兆头。
* 本文选自王东岳随笔文集《知鱼之乐》，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