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里面有self-defeating的概念，本文中用来表达的自我溃败的含义。所谓的困境在于，无论是理论，亦或者是实践，都显示冷战结束后，如果曾经有段时间，美国的霸权战略，无论是网上还是线下，确实取得过一些进展的话，那么促成其取得进展的核心要素，就是在制度以及道义层面，所具有的优势；亦或者，更加直白地说，就是在某个时间节点上，美国的霸权战略，以某种不自觉的方式，与那个时间点上历史前行的方向，与生产力发展的内生需求，达成某种的一致。但作为自发的结果就是，最终美国延续自身的战略惯性，又在国内政治过程偶发性因素的影响，必然的偏离了正确的方向。
所谓的自我溃败，首先表现在，2016年以来，新一任美国政府的决定毁伤了美国霸权的制度与道义优势，亦即约瑟夫奈等学者时常提及的美国软实力的制度与道义基础。从实践看，美国霸权在冷战后最显著的优势，确实并非其强制力，而是其一定程度上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源自对硬实力使用的自我约束，如在对外干涉问题上曾经有过的“鲍威尔六原则”，又如在全球网络空间治理议题中曾经以美国主导下的制度性合作所重新阐释和建构的“多利益相关方”原则。这里的微妙均衡在于，通过对美国自身实力的谨慎使用，对自身行为的有限约束，交换以对美国主导下全球治理游戏规则接受，从正面直接硬性挑战这种规则的成本，在实践中近似是无法承受的。
但伴随阿桑奇、斯诺登等一系列事件的冲击，伴随以美国互联网自由战略实践事实上的挫败乃至反噬，以及最终到了本届美国政府用行动从美国主导下的制度性合作立场上决定性的后撤乃至彻底的转向，美国自己，而非美国认定的所谓战略对手或者是挑战者，彻底的刨掉了这种理想化的道义优势。后续美国及时重新回到制度性合作的轨道上来，人们的疑虑，与负面记忆，也将带来结构性的限制。
第二个自我溃败的表现，是美国尝试挑战美国网络空间霸权的事实性的基础，即基于效率最大化而形成的全球产业分工与布局。冷战结束之后，所谓冷战红利的消费，使得一种事实上符合效率最大化的产业分工布局，在全球形成了，信息通讯技术领域，尤其如此。美国具备的技术创新禀赋，导致了其占据产业链的最上游，并且在最终利润的分配过程中，事实上拿到了大头。当然，这部分，是通过企业间利益分配的方式完成；需要指出的是，这需要在所有进入产业链的国家内部，进行第二次的分配，以均衡全球化成本和收益在国内不同人群之间的分配方式。美国采取了新自由主义倡导的放任方式，导致的结果是内部的收益和成本的非均衡分配，削弱了国内支持这种全球分工的民意基础；美国国内的竞争性政治过程又将日益集聚的不同群体的不满情绪转化为了选举结果；这种结果产生的决策群体，对中美之间力量对比，在贸易平衡和5G产业分工两个最具视觉吸引力的指标上，用最情绪化的方式，做出了看似符合短期理性需求，实则在中长期产生堪称致命负面影响的方式，做出了一系列的决策。这种决策的真实后果，除了短期的直接刺激和压力，在中长期，破除了在产业链分工上的基础信任，挤压乃至迫使各方寻求替代性的技术和产业能力，而这种能力，最终的结果，就是在中长期内，相对稳健且决定性的消除美国的禀赋优势。
第三个自我溃败的表现，就是国内政治氛围形成了战略上的棘轮效应，压缩了进行灵活战略调整的空间，降低了美国战略应该具有的弹性。明智的战略研究者，对中美关系以及大国战略博弈的一般规律有认知的研究者，都会意识到进行灵活应对与调整的必然需求。但是在美国国内极化的竞争性政治过程面前，这种调整事实上在短期内变得不可能。而随着时间的延续，最可能出现的结果，很可能就是美方自己最不希望看见的结果，等美国开始能够调整相应错误的决策时，原先享有的比较优势，可能已经大幅度的磨损；对美国的认知，也已经产生了某种普遍且难以逆转的负面变化；这不仅压缩了战略调整的空间，也对美国最终希望护持的目标，即美国的霸权，产生了难以逆转的实质性的负面影响。这个趋势，以及可能的后果，事实上对一些相对理性务实的观察者来说，已经不难看到。也正因为如此，一个看似戏谑的所谓“川建国”的昵称，已经在中美双方的舆论场产生了超过预期的传播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