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西藏的感觉
我从南山下来，融进了拉萨城中。
在江苏路一个店铺前，我站了下来，看行走的人和疾驰的车。我在山上的失落慢慢退去，愉悦的心情在脸上绽放。
一个人和一座城，就这么简单地交融在一起。
那天是第48个国庆日，拉萨比平时多了几分喜庆的气息，街面上有彩旗飘扬，几座楼房上还挂了彩色标语。我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走，看到大多数商店和酒店都是四川人开的，到处听到的也是四川话，让人不由疑惑，是不是到了四川。
这是我走进拉萨后，最明显的感觉。
我在一个小商店买了一盒烟，其实我并不需要烟，这样做只是想找个借口，和老板聊聊天。
老板是一位年轻的四川人，来自广元。他的身材太单薄了，精瘦精瘦的，让人总担心会经受不住拉萨的风。
我把自己的感受告诉了他，他笑一笑说：“这没啥子奇怪的，四川人多，离拉萨近，所以来得也多嘛。”
我不认为这是理由，四川的人是多，也可以到别的地方去，可哪个城市有拉萨这样多的四川人呢。
我又问：“是不是因为这里钱好挣？”
他说：“好挣个啥子，一天到晚，吃不饱氧气，累惨了。”
我本来还想继续问下去，但发现他并没有聊天的意思，便走了出来。
其实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当我看见一个四川女人怀里抱着小孩，肩上扛着大包小包，行走在拉萨街上时，我就明白了。因为四川人能吃苦，因为四川的麻辣火锅辣遍了大半个中国。
我站在拉萨街上，思考四川人的问题，感觉有些奇怪。可我无法回避。
我有些饿了，但不想走进川菜馆，如果吃川菜，去四川就行了，何必千里迢迢跑到这里来。可我找来找去，除了川菜还是川菜，最终只好走进青年路一家四川人开的饺子馆。
我要了半斤饺子，吃到一半时，来了两位藏族小伙子，他们高高大大的，腰间各佩着一把腰刀，甚是威武。他们一下就吸引了我，用时下流行的一句话说，他们太西藏了。我让老板娘当翻译提出和他们照张相，他们说照相可以，要给每人五元钱。
我不是舍不得钱，但这个要求确实让我一下没有了照相的兴趣。
我就那样有意无意地看着他们，他们的形象和衣着告诉我，我身处西藏。这一点太重要了，我必须从四川人的氛围里走出来，去寻找西藏的感觉。
我来到布达拉宫广场，坐下来歇息。高达13层的布达拉宫，就耸立在面前，我又一次举起了相机。
来到拉萨已好几天了，我几乎每天要来这里等待好天气，寻找好角度，拍摄它的雄伟，表达它的壮丽。
在内地，我曾不止一次望着摄影师们镜头里的布达拉宫兴叹，盼望有一天能亲眼目睹它的真身。现在我终于和它见面了，必须尽可能多地拍摄它的正面和侧面。
一对西方老人从布达拉宫走了下来，男人身材适中，女人则有些发胖。他们大约六七十岁的样子，肩并肩走着，甚是恩爱。他们来到广场，在离我百米远的地方突然停住，突然旁若无人地拥抱在一起。
我不知道，他们是触景生情，忽然找回了已逝的青春，还是突发激情，回到了过去的岁月。也许他们什么也没想，就想在这座惊世建筑前留个纪念。也许他们参观布达拉宫时太激动了，用这样的方式表达心情。也许他们早就有个约定，一旦有生之年来到布达拉宫前，就一定要相拥在一起。
他们向我走来，示意我拍照。我让他们摆出各种姿势，一连拍了好几张。这是我做的最愉快的一件事，我拍下的不仅仅是几张照片，还记录了一种人生态度。
在我原来的想象中，布达拉宫广场始终是人山人海的。来了才知道，人并不多，广场显得很空旷。我重新坐下来，看单个的游人，看三三两两的游人，看一群一群的游人。他们烘托出的愉快气氛，让我的孤独感慢慢消失。
这时，又有人来找我照相。我突然发觉自己再不能在这里坐了，再坐下去就成义务摄影师了。于是背起照相机，来到著名的八廓街。
八廓街真是好风景，一条条哈达露天挂着，在风中轻轻舞动，展示吉祥和祝福。一位外国姑娘脖子上已挂了十几条，还在不知疲倦地认真挑。
一个个藏族姑娘把一串串绿松石项链挂在脖颈上、提在手上，见到游客就兜售。我本来不想买的，可一位姑娘一直跟在我身后不断游说：“你买一条吧，回去送给爱人，或者情人都可以啊。”说完娇羞地一笑。姑娘20多岁的样子，看不出是不是已经结过婚了，情人二字从她嘴里说出来，我有些惊讶。
我答应买她的项链，她很高兴地给我挑选。她把挑出的项链挂在我脖子上，然后又去寻找新的顾客了。
她至少跟了我三四百米远，在这段距离里，我一直看着她耳坠摇曳，听着她配饰叮当。
此刻，她一转身，旋起一股风。我终于从她身上闻到了西藏的味道，从她身上感受到了西藏的气息。
大昭寺前的沉思
说实话，我是最不擅长思考的，一思考就会发现自己的浅薄。况且我还记得尼采说过的那句话，“人们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但在大昭寺前，我却禁不住陷入了长久的沉思。
这座建于公元七世纪的宏伟建筑，土木结构，别具一格。主殿三层，内藏文成公主进藏时带来的释迦牟尼像。殿顶披金挂银，壮观辉煌。
在宽大的寺门前，虔诚的朝圣者长长地伏下又起来，再伏下再起来。他们很认真地重复着每一个动作，好像地老了、天荒了，也不会停止。
他们身下是坚硬的青石，青石上已出现了一个个槽。那槽呈人形，已很深了，足以躺进去一个人。
他们有的手上戴着厚厚的护垫，有的什么也没戴。没戴的赤着两只手，戴着的护垫也早已磨破了，手掌红红地裸露在外面。
我就是在这时开始沉思的。我在想，他们这是为了什么呢？
标准答案已经有人说过一千遍，但我总觉得那不是惟一的答案，也不一定绝对正确。
车快进入拉萨时，沿路就看见了朝圣的人。他们有的赶着毛驴车，拉着行李。有的则没有赶车，找个伴，把行李背着，一步一磕头地走。赶车的不用管毛驴，它自己得得地走着，始终和主人保持一样的速度。而那做伴的，把行李背着，紧紧跟在朝圣者身后，寸步不离。
朝圣者把身子直直地匍匐在地上，在手指触到的地方画一条线，然后再站起来，走到线上，再匍匐下去。他们用身体丈量着伸向拉萨漫长的路，每一次跪下——起来，起来——跪下，似乎都会滋生出新的希望。他们就是被这些希望牵引着。
他们从很远的地方来，已经这样走了很久。他们的力气已快耗尽了，每每伏于地上，总要停顿那么一两秒，乘机呼吸一点地气，积蓄新的力量。
夜晚降临了，他们随便在路边一个什么地方停下来，冬天撑起帐篷，夏天什么也不用，就那么席地而卧。一觉醒来，天亮了，又继续上路。
小轿车不断驶过，毛驴车不断走过，朝圣者不断跪过。他们常常交织在一起，形成一道奇异的风景。
我们在一个玛尼堆前停下来，无数石头堆起一座小山，七彩经幡在风中飘扬。石头无言，经幡却在絮絮叨叨，好像在为朝圣者祈祷。
有一个朝圣者正好走到这里，他堆一块石头，念一段经文。他说的什么，我们听不清楚，只觉那神态十万分虔诚。
我们一直等他祈祷完，才开始照相。他没有立即走，坐在旁边笑着看我们。
我给他递了一支烟，正准备给他点，却发现他掏出了火镰石，我只好把打火机收起来。这是一种很原始的点火工具，一小块白硷石上放一撮艾，再用一块半厘米厚的铁片一擦，铁与石碰出的火花，就会把艾点燃。
小时候，父亲就用这东西点烟，如今早不用了，没想到现在又在这里看见了。我很亲切地看着他打火，一下、两下、三下，火终于着了。
我问他：“你从哪里来？”
他说：“阿坝。”
从四川到这里，好几千里。我吃惊地问：“你真从阿坝来，一直磕头到这里？”
他摇了摇头说：“不是的，我先坐车到青海塔尔寺，再坐车到那曲，然后才开始磕头的。”
我长出一口气，这才放下心来……
大昭寺前朝圣的人很多，也可以说是越来越多。我往后退了退，站到著名的甥舅和盟碑附近。这时我看见一位藏族妇女跪下去的同时，身旁一个男人站了起来。我一惊，他不就是我在路上遇到的那个人吗？
我真有点喜出望外，毫不犹豫地走到了他的跟前，想和他打个招呼，和他再说几句话。可他像什么也没看见似的，只管站起来又跪下。我犹豫着是否打招呼，这时那个中年妇女看了我一眼，我分辨不出她目光里是什么东西，只好惶惶地退到了原地。
太阳照过来，殿顶金光闪闪。
那个男人跪下去了，那个妇女站起来。那个妇女跪下去了，那个男人又站起来。他们和无数朝圣的人群汇聚成一股股潮流，汹涌澎湃。
那一刻，我的沉思突然停顿。
我这样告别拉萨
在拉萨逗留了几天，曾凡华和李健要走了。
天还没亮，我就送他们去机场，眼睁睁看着他们登上飞机，把失落留给自己。
我从机场出来，怅然若失。他们走了，我不知道该去何处。
我们到西藏后，就由西藏军区接待，和拉萨兵站脱离了关系，也和同来的兵站部工作组脱离了关系。
现在他们走了，我没有依托了。我是兰州军区的，和西藏军区没有隶属关系，再住下去就毫无道理了。所以我在去机场时就把行李带上了，返回后让司机把我放在了大昭寺。我在那里找了一家宾馆住下来，走到阳台上，点燃一支烟。
我也多么想坐飞机走啊！
从格尔木出发前，我就想到了军官证的重要性。那时曾凡华和李健就已经决定到拉萨后要坐飞机返回北京。我当然也想和他们一起走，谁愿意在青藏线上走两遍啊。
可是我没料到会走这么远，所以出发时连军官证也没带，而没有它就不能买机票，不能坐飞机了。
我记得我的军官证放在办公室的抽屉里，我向来放在那里的。我想打电话让同事寄来，可我的抽屉锁着。
好心的李健看我一筹莫展，曾在格尔木安慰我说：“到西藏军区找他们办一个士兵证，也是可以的。”可到了西藏军区一提这事，说根本不行。
我不能和他们一起走，曾凡华有些过意不去，他不忍心把我一个人扔在拉萨，却又爱莫能助。这一路走来，我和他已是无话不说的好朋友了，他在走之前的那天晚上还给我出主意说：“你去拉萨兵站，再和工作组一起返回。”
其实我根本没想再去找他们，也不想继续添麻烦。因为我和他们也没有隶属关系，人家没有义务管我。这一点我在离开拉萨兵站时就想到了，所以向陪同我们的高宏元干事借了2000元钱，我想这笔钱足够返回兰州了。
我走出宾馆，已没心思再转了，于是来到汽车站，一看第二天就有开往格尔木的卧铺班车，时间也很合适。可我到车上一看，心就凉了，那卧铺车破破烂烂的，我没有理由相信它的安全。
我在汽车站门口足足坐了一个小时，乘班车返回的想法开始动摇。最后我考虑再三，还是硬着头皮走进了拉萨兵站，我的理由是找高干事聊聊天。
我在聊天的时候，将自己的难处泄露给了他。他也是个有心人，又把这事告诉了王玉杰副部长。王副部长令人感动地特意走过来说：“你住什么宾馆，赶快把行李拿回来，也不用坐班车，和我们一起走就行了，你坐我的车。”
他短短的几句话，顿时让我浑身温暖。他是一个多么好的领导、一个多么好的人，让我在孤独失落的时候，有了依靠。
我什么也没说，把行李取了回来……
走的那天，我起得很早，补写了一篇日记，然后开始整理行李，我把旅行包里的东西全部掏出来，又抖了抖。没想这一抖，让我差点晕了过去——我抖出了军官证。
我看着心爱的军官证，一下愣在了那里。我始终以为军官证放在办公室，什么时候装到旅行包里了？我一路都在找它，它就是不出现，如今不用它了，怎么又突然出来了？它在给我昭示什么呢？是不是说坐汽车不安全，让我去坐飞机？可坐飞机为什么不早些出现，让我和曾凡华、李健一起走，他们现在已安全到北京了呀！如果不是让我坐飞机，又为什么在我坐汽车出发前莫名其妙地出现？
我分析来分析去，觉得怎么理解都通，又觉得怎么理解都不通。也可以说不出事一切都通，出了事一切都不通。
我愣愣地站在那里，满脑子的“天意”。这时高干事叫我上车，我没有了再选择的余地，只好匆匆装好东西，随他登上了王副部长的车。
我们一路很顺利地走着，到了他们要检查工作的地方，就停下来，工作完后再走。在五道梁机务站停留时，我看到了那天准备要坐的卧铺班车。
对于这辆车，我太敏感了，一眼就认了出来。可它此刻已面目全非了，车头被撞出一个大窟窿。
我的脑子里很猛烈地嗡了一声，那天要是坐这辆车……
我看了看，车上空无一人，没有司机，也没有旅客。我问了问周围的人，说班车是被一辆大卡车撞的，两个人受伤了。
我拿出相机，感情复杂地拍了一张照片。可是四年后我写这篇散文时，那张照片却找不到了。
经过三天的漫长跋涉，我们终于到了格尔木，在这里我可以坐火车，再不用担心安全，心里踏实多了。
走的那天，王副部长请我吃饭，为我送行。我端起酒杯，一句话也说不出……
（该文选自作者长篇散文《西藏把手伸过来》）
任 真：甘肃文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甘肃省作家协会副主席。1980年入伍，曾任《西北军事文学》主编、兰州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主任。著有纪实文学《边关》、散文集《穿越河西》、小说集《天黄有雨》以及《任真获奖报告文学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