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中国人易得红眼病，特别仇富。估计下这个结论的人应该是富人或其代言人，而且是被仇过、或正被仇、或怕将来被仇的富人或其代言人。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已颠覆了所有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出生者从教科书接受的思想，虽然没忘什么是剩余价值，但不会再对剥削讳莫如深、疾之如仇。曾经是劳动最光荣，劳动致富造就了当初“万元户”的辉煌，可现在，劳动致富只是美好梦想，如天际绚丽的云彩，可望不可及。艰苦朴素曾是光荣传统，可现在拉动内需刺激消费，整个一炫富时代。
稍具社会发展史知识的人都知道：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尽管社会财富不断被创造，但任何时候财富总量都是一个定值，成员间的分配总是呈现此消彼长，在实现共产主义之前，利益冲突和矛盾始终存在，仇富只不过这种冲突和矛盾的体现而已。
从陈胜、吴广的“王候将相宁有种乎”到太平天国的“一律平等”，口号虽有不同，“等贵贱，均贫富”则始终是史上历次农民起义的核心指导思想。因此穷人仇富是有着进步意义，也有深层次的社会原因，每当穷人极端仇富之时，则通常是社会贫富差距过大、平等极其缺失的时代，并最终导致了社会动荡和政权更替。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制度，已让社会财富的天平发生重大倾斜，期盼着“共同富裕”的人们渐渐知道，与“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谋求“共同富裕”，无异于与虎谋皮。
但窃以为，国人仇富的根本原因并非是贫富不均，而是富人的唯利是图、富人的为富不仁、富人的吝啬。
有人说，现在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日益增长的民智和官商们日益堕落的道德之间的矛盾。说真的，这话也不是毫无道理。富人们的钱如果来得堂堂正正，不昧着良心赚来，不靠偷税漏税、官商勾结垄断经营等见不得人的手段取得，即使象比尔·盖茨那样富可敌国，也绝无人去恨。西方国家的人在富起来之后，首先要通过乐善好施和厉行节俭来改变自己的政治地位和获取社会的尊重，自己舍不得花钱，但给社会捐款则争先恐后。相反，中国人在富起来之后，首先是要通过摆阔甚至是斗富来获取世人的艳羡，不但如此，他们还会借助于财富而带来的便利对穷人进行直接或者变相的欺压和掠夺。
要改变中国人的这种仇富心理，首要的不是穷人要改变什么，而是富人要改变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