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看到《激荡三十年》这本书时候，书架上方介绍“中国企业三十年”，直觉又是一本冷冰冰的企业管理类教条书籍，而我只是个关注淘宝、美食和明星八卦的普通姑娘。不想读，因为我生已晚，对那段“激荡”的历史并没有多少印象，也不愿关心。
一个月之前又看到这本书，继而开始认真的读起来，是源于我的一个书友，他说“你应该读这本书，不冷血，好多故事。”这句话吸引了我，我喜欢故事。
是真的，这样一本冷峻、严肃的描述中国经济三十年变革的书，读起来真的很轻松。我很喜欢作者吴晓波的写作方法，从小处着眼写大事件，从小的转折讲述时代变迁。
书的开篇就用了联想创始人柳传的小故事：他“先到传达室拎了一把热水壶，跟老保安开了几句玩笑”然后“从写着自己名字的信格里取出了当日的《人民日报》”，看到报纸上有一篇养殖的文章“让我激动不已”。作者通过这个有趣的小故事，引出了时代变迁的前奏。
听说过牛根生、王石等人，他们都是了不起的大佬，在不同的行业过着他们顶尖的精英生活，我一直觉得，他们生来就是来领导这个行业的，他们本应该有着高瞻远瞩的目光，运筹帷幄的本领。
但是书里写道：“在内蒙古，一个叫牛根生的青年遭遇父丧”，“生下来就被卖到了城里，据说仅值50元钱。”“在那里他一干就是16年，然后便创办了蒙牛集团”。
然后写温州13岁的南存辉，“因贫穷而不得不缀学”成了一个补鞋匠，20年后，他创办的正泰集团成为中国最大的私营公司之一。
王石，在27岁时，还在建筑工地的简易工棚里“枕着一本翻烂了的《大卫.科波菲尔》”，“之所以到深圳，是由于1977年我从兰州铁道学院毕业时，被分配到广州铁路局工程五段”“工资每月42元”
原来，就像我们发现偶像明星们也需要上厕所一样，这些大人物原来也有各色的当初。
但就是我们觉得很有趣的这些“当初”，随着中国经济的复苏而发生变化，“春江水暖鸭先知”，他们更早的看清了这一点，这也许就是这些人的高明之处，也是那个时代的特殊性使然，在这些故事里，我看到一幅幅中国这块肥沃的土地上，压抑很久马上要破土而出的力量。
上学的时候，因为喜欢的学长读经济系，我也试着去读过一两本经济学书籍，都是用数字和公式讲解一个时代，高深莫测的讲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我真的看不下去！这些东西离我太远，与我这种小老百姓没有半毛钱关系。
而王石，柳传志这样的人，只是远远的在电视上，在励志文学里激越的出现，与我生活相差甚远。
而我却喜欢这样活生生的小故事，一个一个响当当的名字，一件件电视里的传奇故事，都在这本书里得以呈现，很真实，也很平和。而我却真的读出了在遥远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你初，中国在发生的变化。
这就是作者的高明之处，他把客套的，节制的文字写出了故事性和趣味性，发掘事件和人物生活中的一个个小切片，和一件大事联系起来，吸引了搞经济的学者，也吸引了我这样不关注严肃文学的人。
“写作就是讲故事”，人们都喜欢故事，街上围观车祸的，楼前讨论吵架的，路边水泄不通观看打小三的，都是因了故事而来，或惊醒身边人或者告诫自己，或引作谈资津津乐道，人们对于故事的关注远比经济论坛上的数字要多。
但是在写作过程中，我们却忘了这一点，急于把我们的观点，领悟罗列出来，急于证明“我是对的”。或者，啰啰嗦嗦的讲自己的人生，全然不顾读文章的人在自己的生活里烦燥，根本不想理你，那你的文章就是死的，只有故事，才能让文章是活起来，让读者有兴趣读下去。
写作，更应该注意趣味性，比如《激荡三十年》里，写李嘉诚“穿着一件紧身的蓝色中山装，不无局促地站在一大堆也同样穿着中山装的中央干部身边，天安门广场是那么的大”，我们眼里的李嘉诚，是“连续15年蝉联华人首富宝座”的神人，而在吴晓波的笔下，他是站在一大堆干部中间那个局促的人，很有趣。
写年广久，“他不知从哪里偷学了一门手艺，炒出来的瓜子竟非常好吃”，“他们父亲被街坊称为‘傻子’，他自小也被叫做‘小傻子’，于是索性叫个‘傻子瓜子’得了”。每读到这里，我都想笑，一个畅销的休闲食品品牌，起名原来这么随意。
想把文章写的有故事感，有趣，不容易，你得有故事，要成为一个有趣的人。那就要在生活里处处留心，把这些故事积累起来，记到本子上，刻在脑子里，再写到文章里，增加文章的颜值，和可读性。
只有让我们文字活起来，有故事有趣味，才能让读者在铺天盖地的可读物中找到你，发现你的才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