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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支书家出来,马二径直去了三爷家。他知道,尽管三爷一贯地飞扬跋扈,对待坏分子铁面无私,因“下得了手”而闻名全乡。但出了这种事,他必定左右为难,犯错的可是他亲哥哥的亲儿子呀。他又是老党员,按常规得参加这次处理马兴文的会议,常言道,自家的刀削不到自家的把,若真让他到会表态,那确实太难为他了!——队里过去栽在他手里过的人,正在幸灾乐祸等着看老者的笑话呢!换位想想,野猫拖着谁家的鸡谁不心疼?不如让老者回避了,这既符合组织原则,又可堵住社员们认为三爷包庇侄儿子的嘴,于上于下都可交代。
第二天,马二就开始组织社员们抢收抢种,闭口不提马兴文偷玉米的事。起初几天,社员们还多多少少会谈及此事。可忙了几天后,由于连续的劳累和分玉米的熬更守夜,大家唯一顾及的就是如何尽快忙完收种,好美美地睡上一觉,再无人提起马兴文的事了,好象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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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当事人马兴文却不一样。开始几天是内疚和自责,觉得一时的冲动,自己给自己脸上刻上了一个“贼”字,认为自己再活在这个世上已没有多少意义。还是通过妻子的劝说后才不致寻短见。后来呢听说大队支书插手了这事,便是整日的担忧,不知道要被整到什么地步。本想找三爷和马二问问情况,可是一个是害怕,不敢去问,一个呢是关系太好无颜启齿,不好去问。便整天忧心忡忡、没精打采,背着重重的包袱参加抢收抢种,加之被劳累和熬夜的折磨,昔日阳雀般的歌声没有了,与同龄妇女们打情骂俏的笑话消失了。每天独来独往、寡言少语,完全变了一个人。
秋收抢种一干就是一个多月。正当社员们无事可做,又要想起马兴文这件事来聊以度日之时,马二开始行动了。
他首先把生产队妇女主任和会计的媳妇找来吩咐道:“马兴文掰来那箩玉米一直摆在公房里头,恁么多天可能也干得差不多了,你们两个就出点义务把它用手抹下来,好找个时间处理一下。”
“抹下来整什么?”
“你们这些婆娘问那么多干什么?你们只管抹下来,我们自会处理!”
待抹出玉米籽后,两人又来问马二咋个整。马二又吩咐:“你们把它干干地晒出来……”
二人只好照办。
待玉米籽晒好后马二又吩咐二人:“你们用口大锅,用点砂子好好地把这个玉米籽炒成玉米泡,今天晚上我们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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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领命去办后,马二先去了大队支书和三爷家,请两位老领导届时列席处理马兴文的会议。然后伸着脖子通知了全生产队的各家当家人,晚上到会计家参加处理马兴文偷玉米的事。
马兴文听了通知后,整天坐卧不安,六神无主,不知道要遭到如何地整——以往批斗人的情景老在眼前晃来晃去,他一心只盼着老天一直莫黑。
当晚掌灯时分,社员们都陆续地到了。早到了而去隔壁窜门聊天的马二,也十分准时而自信地进了会计家。只见会计家两间尚无钱装修的敞房里,各个角落里都挤满了人,因板凳有限,百分之八十的人是蹲着。昏黄的油灯下,除靠前点的外,其他的连谁是谁都辨不清楚。
三爷来了,但没有进会计家的屋,一个人离得老远的咂自己的旱烟。
马二走到正中间,清清嗓门说道:“今晚上通知大家来,主要就是处理马兴文掰生产队玉米的事。先找个簸箕来,把那个所谓的贼玉米倒出来。”
待玉米倒出摆好后,他又继续说道:“刚才,我们生产队的几个负责同志碰了一下头,对马兴文这个‘贼玉米’,我觉得这样叫好听,就这样叫吧!对这个事情我们形成了一个处理意见,现在我给大家宣布一下——”
“马兴文同志,由于没得饭吃,头饿昏了,去掰了我们生产队的玉米,大家讲这是‘偷’,所以我刚才就叫它为‘贼玉米’。但这‘贼玉米’他并没有拿回去,还在这儿,一颗不少。他偷了公家的——也就是我们大家的玉米,是犯了错误,要批评、要教育,但是被偷的玉米还在,就说明我们大家的利益还没有受到损害。针对这种情况,本着我们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我们允许人犯错误,也要给人改正错误的机会,不能借此大做文章,一棒子打死。因此,我们决定对马兴文同志进行批评教育,帮助他认识并改正错误,并保证下不为例的处理,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大家觉得怎么样?”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