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写《贾谊论》，大有惺惺相惜之势。苏轼与贾谊都是少年得志，都是郁郁而终，区别却在于贾谊恃才傲物，不识时宜；而苏子却圆滑乖巧，积极谦卑，且有隐忍、有规划、有耐心、有姿态。那么是什么造成他们相似的政治命运呢？
贾谊的经历我们自不必说，而苏子的经历我们却深感唏嘘，苏轼的才情不可谓不高，用心不可谓不深，但谋划虽巧，造化弄人。究其缘由，其因有三。
其一，因为父母服丧，晃晃近十年，归来仁宗、英宗已逝，庙堂早已物是人非，失去了最宝贵的政治积蓄期。
其二，一生之敌上位，在时间上占据了自己政治生涯的黄金时期，长时间远离权利中心，一方面拳脚不得施展，另一方面处处受到掣肘和打压。
其三，也是最主要的，是在世事变换中，政治思想过于理想化，立场介于两个政治团体之间，于两方都不受待见。王安石当政时，与遗老走得更进；王安石失势后，又为王安石改革的部分政见翻案，和本来政治势力决裂。这也是苏子晚年颠沛流离的本质原因。
总之，苏轼的一生在文学上流光溢彩，在政治上乏善可陈。造成如此的结局即有环境上的因素，也有他个人立场和性格方面的原因。从笔者个人的情愫分析，在一定意义上讲，苏子并不属于他的那个时代。因为，他虽然认识到贾谊在政治上的幼稚，但并没有逃脱出才子的宿命。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不仅仅因为别人对他的另眼相看，还在于他们思想认识的本身也同样卓尔不群。仅仅从理论的角度上说，可能苏轼的政见更趋于温和，更适用于宋代的社会本身。但是古往今来，政治的本质就是站队，政治没有对错只有利益，贾谊在于太急于求成，而苏子则在于太理想化了，理想的去同情政敌，最后也因此被同僚看作是骑墙派。
呜呼，哀哉！心中酸楚不为向后人道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