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刘禹锡开始到清代结束，传世的竹枝词总数，比全唐诗都要多。这说的还是文人创作，不包括民歌。
竹枝词是巴蜀一代的民歌，当年刘禹锡因为“二王八司马”事件之后多次被贬南方。作为一个诗人，刘禹锡对被贬之地的民歌特别感兴趣，不仅大量收集，还效仿创作。最后一次被贬到夔州，接触的就是“竹枝词”。
竹枝词作为一种诗体，是非常特殊的。一般说诗体，都是只讲体式特点，但竹枝词还有兼顾内容、风格。
从体式上看，就是不讲究格律的七言四句，乍一看如同七绝。内容一般表现山川风光、风土民情、劳动生活，风格呢清新明快，还带有谐趣、俏皮。——这些都可以视为民歌色彩。
刘禹锡创作竹枝词，是对民歌竹枝词的模仿，多少已经带有了文人情绪，成为有文人化倾向的一种新诗风。这种新诗体很受士大夫们的喜欢，象刘禹锡的朋友白居易这种本来就喜欢民歌的人，更表现出很大热情。
由于文人的参与，慢慢地就把格律多多少少引入进来了，所以尽管是按七绝格律来写的，但格调还是民歌味道，文人们仍愿意将作品称为竹枝词。
所以到了这里，竹枝词就有了三种形式，一种是纯民歌，一种是文人创作，一种是民歌格调的七绝。这些都被视为竹枝词了。
七绝到了送达，创作上达到顶峰。貌似七绝的竹枝词自然也不寂寞。像宋代的七绝高手杨万里、范成大，都有竹枝词的创作。尤其诚斋体，基本都可以视为宽泛地竹枝词的格调。
元代“铁崖体”的创造者杨维桢，更是对竹枝词情有独钟，推广和创作都下过很大的功夫。在任地方官期间，大量创作歌谣，其中就有竹枝词。并且，他的竹枝词受到很多人的唱和、效仿，直接参与者有一百多人。杨维桢把这些作品结集，就是后来的《西湖竹枝词集》。又由于这本诗集，你是“西湖竹枝词”，我是“锦城竹枝词”，竟然出现了很多以地域命名的竹枝词。
清代的王世祯显然受到这本诗集和元代这一盛况的影响，没到一地都要写竹枝词，并冠以当地的名号，比如《广州竹枝词》、《西陵竹枝词》、《江阳竹枝词》等一大批。作为清代诗坛领袖，王世祯个人影响极大，竹枝词可谓风靡一时啊。
这种风气流布甚广，几乎凡是著名的地方，都有冠有本地名号的竹枝词的创作并结集。到了民国时期，甚至“日本竹枝词”、“伦敦竹枝词”都出来了。这真的是一大文学现象。
不过，一首有民歌格调的七言诗，只要不合律，都可以视为竹枝词。而民歌格调的七言绝句，怎么去判断是不是竹枝词呢，这真是个问题。一般来说，除非作者自己标注是竹枝词，大家才可以认定而不去否认。
竹枝词自带民歌风，所以在官员失意、流放被贬，或者世道没落，文人情绪低落而转向山林民间的时候，竹枝词就成为他们抒发情感、反映民风的一种选择。
关于竹枝词的研究，也比较热门。比较新的著作，可以看看复旦大学的孙杰老师的著作《竹枝词发展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