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的家庭都一样，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列夫托尔斯泰的著作《安娜卡列宁娜》开篇的这一句话精炼凝缩地道出了人世间诸多家庭的不堪命运。
仿佛是遭受到某种恶毒的诅咒，一个本来完好的家庭被笼罩起愁惨阴森的雾霾，生活在这个环境里的人主动地，或者被迫地开始自我折磨，并且互相折磨，到最后，终于走向了《红楼梦》式的“大难临头各自飞，树倒猢狲散”的凄凉收场。
这里面就包含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托尼莫里森的《秀拉》，还有杜拉斯的小说《平静的生活》，更别提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文学家们，无论中外古今，仿佛都青睐以一种“家族史诗”的视角来展现堕落而消极的时代氛围或者人性特质。
曹禺的话剧《北京人》，就是这样一部通过刻画一个“沉闷不堪，堕落压抑”的三代人的“老北京家族”，来袒露黑暗腐朽的时代里家庭性和人性惨遭异化的情状的凄凉画卷。
他自己曾说过：“写《北京人》时，我的诅咒比较明确些了。那种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是早晚要进棺材的！他们在争抢着寿木。而这个人世，需要更新的血液和生命。”
如果对文学稍稍敏感一点的读者不难看出，曹禺的这一部话剧对《红楼梦》的借鉴色彩昭然若揭。
无论是它的若隐若现的主题——抒发对华贵丰盛的往昔，颓唐败落的今日的物是人非事事休的悲哀，一代不如一代的哽咽心酸，人的群体在封建家族的汹涌氛围下的浮浮沉沉，挣扎隐忍或者自甘堕落的命运，还是话剧当中“有声有色”的人物形象的安排与设定，比如泼辣凌厉，其实未尝不可怜悲哀的曾思懿，俨然就是一个“曝光过度”的王熙凤，陈奶妈和小柱儿就是几次三番进大观园的刘姥姥和小孙子，而袁圆则颇有几分明朗乐观，活泼俏皮的史湘云的色彩，曾文清与愫方表兄妹情深意笃，却终究沦落成一对阴阳两隔的苦命鸳鸯，不是“宝黛悲剧”的借尸还魂又是什么？又或者是话剧的结局——曾家俨然是连空壳子都不剩了，死的死，病的病，疯的疯，离开的离开，完全顺从了“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的世事成空的宿命轨迹，这些因素都可以让人轻易捕捉到《红楼梦》的影子。
所以我是不吝于称《北京人》为一部袖珍版的《红楼梦》的，不过是一个老气横秋的故事，换了一副相对簇新的皮囊。
也许正因为《红楼梦》自身的充沛的完整性与恢弘的艺术性，恰好故事又是发生在北京，于是后来人但凡是写到北京的家庭，总免不了受它的翻云覆雨的掌控。或者说，人类的命运，其实无论千年百年，并没有多少彻底的改头换面。
那些波折坎坷，那些苦难深重，那些斤斤计较，那些爱恨情仇，那些贪婪自私，那些惨淡经营，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其实都是一样的无从幸免。
也许是话剧体裁本身的原因，它自然做不到像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那般的富有深沉的史诗情怀，与苍茫的历史厚重感，但是曹禺依然运用自己“秋风萧瑟，冷汗涔涔”的笔，带着风声雨声叹息声，血水汗水和泪水地将一个家族的哽咽命途娓娓地展现给了读者。
作为这个三代之家的“领头羊”，六十三岁的曾皓却表现出一种过分苍老的状态，一年年地给楠木棺材刷上新漆，仿佛是急切地等待着死的宿命降临，别人不催逼他，他自己也在声声气气地催逼着自己。
他就像一切年老体弱的人一样，成天自怨自艾，苦口婆心，过分敏感，心情抑郁，揣测着子子孙孙们对他的阴谋算计，其实他自己是没有多少值得算计的东西，但他也不能够公之于众，否则他在儿孙眼中最后的一点“威严”也无法保留了。
他是不敢太相信亲情的庄严质地的，这无法不令人觉着苍凉和可悲。
人老了就有这一点可怖，他仿佛开始回复多愁善感的年轻时候，变得愈发的吹弹可破的神经紧张。自己首先否定了自己，然后顺带着觉得所有人都将他视为眼中钉。
他没有多少盼头，对子子孙孙，他也不敢心怀多少盼望了，他们只会令他觉着满目荒凉的失望，他只唯愿顺顺利利地死，死了躺进那口等了他若干年的棺材里去。
除了一个愫方，她是善良的，温柔的，可亲的，也是软弱的，慈悲的，忠诚的，即便她是外戚，即便她三十上下了还未婚，即便她未尝心里没有苦楚，即便他自己心里也是明白的，然而人是脆弱的，贪婪的，自私的，并且当他年老体弱的时候，更是“无法无天”地自私得彻底起来。
他不惜“扼杀”一些愫方能够把握的嫁作他人妇的机会，给她委婉含蓄地施加精神压力，只为了她任劳任怨地服侍他，为她不管不顾地做牛做马，让他有生之年继续感受着些些红尘人世的温爱，不是不残酷的，不是不自私透顶的，一个人的私心，葬送另一个人的青春与幸福，想想都觉得寒意透顶，虽然他也是可怜的，他知道这躁动不安，乌烟瘴气的曾院里，就独独她一个愿意为他披肝沥胆的人，所以这一根活命稻草他舍不得放弃，他看似时时刻刻等着死，其实骨子里未尝不想敷敷衍衍地生，而她是他的最后一点希望。
我想到过日本导演小津安二郎的《秋刀鱼之味》，同样的一个女孩子，既不能够割舍陪伴孤独的老父的情意，又不能够不像一个合格的女孩子，成为一个男人的妻子，同样的一个老人，既不舍得陪伴自己许多岁月的女儿，又不能够让别人觉得是自己为了一己私欲而葬送别人的幸福，同样的矛盾拉扯，但是《北京人》在缓缓撕开人性的面纱的时候，显得更晦暗与衰飒一些，因为对曾皓，越是同情理解，就越是无法原谅。
愫方是一个人生氤氲着浓烈的愁惨色泽的女人。合上书页的时候，我回想她，只觉得模糊，朦胧，瘦弱，苍白，寡淡，而悲哀，她不像一个人，更像一只鬼，做鬼也不称职，做鬼她还想着舍己为人，太过神圣伟大的人一向令人觉得恐惧，因为她时时刻刻返照出别人的自私，无情，冷漠，和不堪，这其实也是一种隐形的罪恶。
最开始的时候，因为她的地位，我把她想象成另一个林黛玉，寄人篱下，忍气吞声，但后来发现，林黛玉都比她活得有气度有滋味，至少她还能够享受着恩泽，虽然不见得不打点折扣，至少她还能时不时地使点小性子，因为有宽容怜惜的人，至少她还有点健康有趣的生活方式，得空吟吟诗抚抚琴，而愫方完全是一个“老妈子”般的角色，为人“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周全体谅着曾家上上下下的人，以让别人开心愉悦为己任，至于自己的七情六欲，总是次要的，她必定是耶稣中意的一类人，但我总看着看着觉得她可怜得可恨，甚至连同情都忘记了。
她爱着曾文清，但是又不能够光明正大地表露出来，小心翼翼地，古典含蓄地，甘心情愿替他做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活寡妇”，她还声声气气地说：
“他走了，他的父亲我可以替他侍候；他的孩子我可以替他照料；他爱的字画我管；他爱的鸽子我喂；连他所不喜欢的人我都觉得该体贴，还喜欢，该爱……为着他所不爱的也都还是亲近过他的！”
一个人过分卑微地爱着，那么久而久之，她自己总会慢慢地变得卑微起来，因为日久天长她习惯了这样的对待，习惯了以仰视的目光去观照周围的人情世故，让她重新扬眉吐气地站起来，豪气干云地抒发一口恶气，她也是做不到的，她就是笼子里那一只叫做“孤独”的鸽子，她的翅膀早已被囚禁在笼子里的漫长岁月渐渐地腐蚀干净了，她再也飞不起来了，她是绣在屏风上的一只华丽的鸟，再怎么美丽也是死的。
曾文清又是那样软弱而无能的一个男人，他是从头至尾都没显露出挣扎的迹象的，他也是一个森森的鬼影，没有一点活下去的精气神，窒闷阻塞的生存环境压榨了他，要命的鸦片烟压榨了他。
在曾家这个阴盛阳衰的环境里，他就像一只瘠薄的纸鸢，在水面上虚弱无依地漂流着。那个三番四次宣言着“我要是个男人”就如何如何的妻子时时刻刻衬托着他的不济事，他的无能，日久天长地磨损了他的残留的一点男儿汉的骨气。
他目睹着周围的风声鹤唳，与乌烟瘴气，他真正心如死灰，对人生没有一丝一毫的眷恋。这种人活着，简直比死都可怕。
他唯一有所努力的一回是他渴望带走他的表妹去南方，但是最终内外交困的情势终于使得那句话化作凄凉的晚风里的一声叹息。
他没有多少实际的为爱挣脱的行为，除了悲哀地寄托怀抱，念着同病相怜的陆游唐婉的断肠诗。他也只能往那些痴痴怨怨里寻寻觅觅一点凄凉的抚慰，整个人恹恹得就像半阙宋词。
活着对于他来说是艰难的，爱情对于他来说也是艰难的，从婚姻里他也没能获得多少安慰与乐趣，然而生活的恐怖的真相如果不是血肉淋漓，他就能避免则避免，抽抽鸦片也未为不可，总之一切能够让他暂时超脱此刻的沮丧与消沉的行为他都乐于接受，他就是中国版的林惇希刺克里夫，但是当一切都汹涌而来的时候，他必然走向崩溃，那只是迟早的事情。
他最终吞了鸦片烟死掉，真是情有可原，真是理所当然。
曾思懿与曾文清的婚姻悲剧，是这部作品里面绝望的爱情的一个组成部分。
她这个心直口快，霸气十足的女人，说话声音响亮，决策起来雷厉风行，别人都忌惮她三分，那又如何呢？她如果踏踏实实地幸福着，又何必精明凌厉地诸般如饥似渴。
男性的无能，催促着女性的“自我颠覆”，而女性的自我颠覆，无形中也促使着男性进一步无能，这样的婚姻状态，成为西西弗斯的巨石，无限循环，直到有一个人终于无法忍受这样的命运，率先做出了抽离的决定，才能告终结。
她就是一个更加躁动不安的王熙凤。然而外人只看得到王熙凤的光鲜亮丽，又有几个人能够看到夜阑人静时她的逼上梁山的苦口婆心。如果有一个称职的丈夫，也不至于会有妻子在前头指点江山的机会。
虽然一个人的性格不能说不是天生造就的，曾思懿或许本来就是一个“泼辣货儿”，但是这样低靡堕落，乏力困顿的家庭环境，使得她的性格得到势在必然地发挥与强化。
曹禺是狠心的，狠心地在话剧的最后，还献给了她一个尚在孕育的孩子，一个一出生就注定沦为孤儿的孩子。虽然曹禺自己说他想要在剧本里灌注新的血液，但是我无法读到这新的血液可能的未来会是活力四射，扭转乾坤的，也许就是偃旗息鼓，载浮载沉。
他聪明地没有点明，任读者去浮想联翩，自己没有定下结论，却埋下了阴郁的基调。
至于她的儿子和儿媳，两个一生的幸福都葬送在“包办婚姻”里的苦命男女，最终也是沮丧不堪地收场。那是封建制度最具有代表性的，也是极其令人齿冷的一环。
曾瑞贞嫁给曾霆的时候，还只是一个正处于花季的少女，曾霆也不过十七八岁，这样两个对爱情还有婚姻懵懂无知的男孩儿女孩儿，没有一定的感情基础，他们只是活在封建家长的期盼与控制的话语之下。
在生活里渐渐地迷失了自己的本性之后，为了寻找到失去已久的生存动力，曾霆爱上了那个浑身散发着活泼的“人性”的快乐姑娘袁圆。
与其说曾霆是爱着袁圆这个人，倒不如说他是羡慕她身上散发出来的那种原始的，质朴的，未经压制的快乐的气质，他向往着她那种放肆生长的，不曾被社会人伦刻意扭曲或者监禁的自由灵魂。
袁圆是一个热衷于探究原始时期的“北京人”的“人类学家”的女儿，这在某种程度上使得她的身上流淌着某种卢梭作品当中的“爱弥尔”式人物的可能。
她追求自然的天性，不愿意受世俗社会的条条框框所拘束，所挤压变形，故而她在这个因循守旧的，固步自封的，“有礼有节”的老北京家庭里显得格外的刺眼与突兀。
这也构成了这部话剧里面有关人的存在命题的最鲜明的矛盾。正是因为她的不拘一格，自由自在，才益发地映衬出曾家其他人人格扭曲，天性受到压抑的可悲与荒诞。
人的存在的哲学命题，是西方现代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尤其关心的一个领域，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还有T•S•艾略特的《荒原》，更不必提赫赫有名的荒诞派戏剧赛谬尔贝克特的《等待戈多》，这些作品都浓墨重彩地刻画出了人自身生存的荒诞处境，人的前途的晦暗不明，但是也大同小异地，作家们并不能给予处于这种颠倒的，混乱的，疯狂的，悲哀的人们以一个明晰的，光明的路径，他们只是将笼罩在人类灵魂深处的疾患指正出来，但是解药却无法熬制出来。
曹禺的戏剧里，就有这种强烈的西方式的存在性的困顿与迷茫，无论是《日出》，还是《北京人》，比如陈白露，方达生，还有愫方和曾瑞贞，他们都在一种混沌的，绝望的，哀伤的，或者阴郁的，扭曲的，麻痹的氛围当中生存，他们不约而同地沉沦，无可奈何地隐忍，只是有些人最终选择了“新生”，而有些人一如既往地沉溺。
曾家的女婿江泰是一个挣扎着的人，他看到了生存的荒谬，他也看到了身边人的荒诞性，他讨伐着周围的一切，质疑着，叫嚣着，渴望打破这种困境，但与此同时他也过分懂得自己的局限性，他是悲哀的，因为他的聪明不足以支撑他过上安稳太平，自由自在的生活，所以他自我拉扯，同时也折磨着身边的人。
他与妻子曾文彩又是一对婚姻的殉葬品，虽然曾文彩是一个十足十的，忍气吞声的中国传统妇女，她始终崇拜着她的丈夫，无论他多么卑劣，多么可恶，多么目无尊长，多么脾气暴躁，她就是一个完完全全被封建思想浸淫得透里透的女人，显现出极端的疲乏性——她当然有自己的思想，但是她的那一套思想完全是受着别人的左右，她的父亲，她的丈夫，还有或许从三纲五常里学来的东西，她作为一个鲜活生命应该具有的“自我”早被侵蚀得所剩无几。
她是一个彻头彻尾悲哀的人，她的悲哀甚至让人有时候忘记她的悲哀，因为她在那里头活得“毫无不适感”。
在这部作品里，你无法找到一段圆转如意的婚姻关系，或者一份喜乐美满的爱情，每个人都在隐忍挣扎，都在屈辱受挫，每个人折磨每个人，每个人让每个人承受压迫与不堪。
曾瑞贞终于不堪重负地跟随着袁任敢父女离开了这个让她窒息和忍辱负重的地方。她还终于劝服愫方也跟着她一同离开。
虽然谁也不知道他们将去往何处，就像谁也不知道娜拉离开丈夫以后该去向何方，就像谁也无法预料戈多何时会来，甚至于他是个什么东西都不能够定义，他就像人活下去不得不接受的某种运命，某种谁也说不清道不明却一直兢兢业业地期待着的“希望”，但是她们离开的这个“动作”冥冥中就予人一种“弃暗投明”的幻觉，这是她们与自己的命运，与沉闷的家族体系决裂的一个行为。
至少他们努力着挣脱，这是人们愿意看到的。如果只是一味地忍辱负重，一个人会轻易看穿了，也接受了一种苦难的人生，意志渐渐地消沉下去，活着也就成了一种无限的自我束缚与自我折磨，他的人性的光彩也会一天一天地暗淡下去，直到化成历史的尘埃，是真的没有一丝一毫鲜活力量的尘埃。
故事结束了，棺木终于被人搬走了，不甘于沉沦的人挣脱了，不耐于活着的人轻生了，新的生命会来到，然而希望终究是渺茫的，本就千疮百孔的家更加沉沦不堪，谁也不会希望会有翻天覆地的转机，到头来还是一声凄凉的哽咽，曹禺作品骨子里的凄凉令人时而觉着望眼欲穿的颓唐。
他关注着人的困境，人的生活，人的生命，但是读完他的作品之后，一个人会轻易间生出灰凉的挫败感的情绪，这在某种精神层面与张爱玲的小说有异曲同工之妙。
张爱玲是细细密密的阴惨惨，曹禺则是狠辣辣的狰狞可怖，他全然是将人性的灰暗与惨败，人生的颓废与疲惫赤裸裸地展示出来，让人去瑟瑟发抖，让人去无语凝噎。
时代固然是无法跨越的藩篱，但是各自的取舍与抉择，最终也难辞其咎。作品大观园里的男男女女，历史的悲哀化作苍茫的烟云束缚着他们的言语举动，但是归根究底，他们还是毁灭在自己人性的泥沼里，他们自己掐死了自己，然后顺带着掐死别人。
他们只是为了活着，他们眼光中形形色色的“活着”最终决定了他们的命途，从这一点出发，我暂且想象不出，有哪一个作家，能够展示出人类更加“不堪地”活着的境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