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日，日本警方逮捕涉嫌在公寓房杀害9名女性并分尸的嫌疑人白石隆浩。据报道，白石供述其自“”今年8月下旬搬到现居所后杀害了9人。有4名未满20岁的女性，另外4人20岁左右，还有1人在25岁至30岁之间。”
回顾我国近年来马加爵、周克华和王书金等一批引起社会热议的杀人犯，冲动、易激惹、冷酷、无同情心等类似描述频频见诸报端。马加爵打牌争执就能起杀心，并亲口供述之所以杀害没有任何过节的唐某，只因为他妨碍了自己的杀人计划，“他恰好那时在寝室，如果是别人，结果也会一样”。又如王书金接受采访时还表示“聂树斌的母亲不该恨我”，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没有表现出多少悔恨和内疚,属于典型病态人格。
虽然对这些杀人犯，周围很多人早就觉得他们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但这与刑法关于精神病人发病期间实施犯罪不负刑事责任的规定不同。精神病人思维过程已完全混乱，对客观世界的知觉已经异常，往往伴有幻觉、妄想之类的症状，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事后也不会否认自己的行为。
例如，2013年8月，吴江检察机关办理了一起杀夫案。有严重被害妄想的王某，总怀疑丈夫对自己下毒。一天清晨，丈夫一个正常的起床动作被她解读为要加害于己，遂用铁棍猛击丈夫头部致其死亡，经鉴定为精神分裂症后，该院提起强制医疗。
像王书金这类人格偏离正常的人，不存在智力问题，也没有幻觉、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状。他们之所以违法犯罪，甚至杀人，大都是基于生气、报复、财色、除掉目击者等一些现实的理由，有的事先还做足了准备，完全能够辨认自己的行为。王书金本人也曾交代，他在后来的案件中之所以不再留活口，就是为了防止事情败露。
仅仅靠惩罚对这类人群矫治的效果不明显，无法有效约束他们日后的行为，就像白宝山说的“我出去就要杀人。如果判我20年，我出去杀成年人。如果判我无期徒刑，我减刑出去，杀不动成年人了，我就到幼儿园去杀孩子。”吴江检察机关在办案中也不时发现，有的人明知累犯会从重处罚，但还是一犯再犯。像王书金3年的少管所改造生涯，非但没有让他改过自新，反而选择采取更为残忍的作案手段。有研究表明，与普通犯人相比，病态人格者在被释放后再次犯罪的可能性要高6倍。
不过，“王书金”们也远非无药可救，如果能及时进行心理治疗，很多的悲剧或许就不会发生。虽然矫治难度不小，但近年来不断的实践探索，让集体治疗、环境治疗、认知行为治疗等一些行之有效的心理治疗方法脱颖而出。通过研究对比，得到充分心理治疗的罪犯释放后的重犯率仅为7%。为此，我们必须进一步改进当前对人格异常罪犯的惩教方式，务求精准有效，才能从根本上扭转他们的反社会行为和态度，帮助真正回归社会，重建正常的人格和幸福的人生。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病态人格者早年经历过一系列创伤，让他们更加缺乏正常的情感体验，道德程度更低，也更容易走上犯罪的道路。如王书金回顾自己不幸的童年后说道：“我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什么原因他清楚，他是家里的顶梁柱，弟弟妹妹的教育他没有尽到一点责任，光靠武力是教育不好人的”。
因此，最根本的方法是让预防走在前面，积极营造重视心理预防的社会氛围，切实保障每个人健康成长的内外部环境。对于那些存在家暴等行为的家庭，必须立即出手纠正，发挥心理预防支持系统作用，使那些受伤的孩子能得到有效的呵护和治疗，确保心理重新恢复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