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爱与性爱是叙事性文学(尤其是小说和部分诗歌)中不可回避的两个主要叙事内容。性是文学爱情主题中的必然的和合理的内涵。但是中外叙事性文学中对性的态度和表现同中有异,且异大于同。福楼拜曾经非常精辟地表达过一个观点:“小说就是一个通奸的故事。”“无巧不成书”指的是强调小说故事情节的矛盾性。而“无性不成书”则点明了性对小说故事构建的重要性。性在文学文本中是要为人物、情节、社会大环境服务的,而不能是纯性的描写,用性来弱化甚至代替对作品文学性、艺术性、审美性以及和谐性的追求。
叙事性文学中性表现形势与故事建构
(一)如何界定文学作品中的性与黄
性,包括性欲、性心理、性生理,是人的自然生命本质,是人的自然需求行为。北大曾就“何为性,何为黄”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最后大家认为:黄是纯性的,毫无美感可言的。对于艺术作品中的性描写,则应该为其披上遮羞布。笔者认为性是情欲的产物,也是自我潜意识的需求。文学作品完全可以体现性,但不可夸大性的作用的无节制地描写性。原因有三:一是性的确可以加剧故事的矛盾冲突。《俄瑞斯忒斯》、《俄狄浦斯王》、《哈姆莱特》都有关于性的描写。薄伽丘的《十日谈》里面有着大量的性描写,其本质上是借性解放来反对封建神权和宗教的禁欲主义。可以看出,适当的性表现对故事构建的主题表现有着积极作用。二是来通过作品人物对性的认知来让读者感受特定时期的社会文化环境。性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时代,往往对女性意味着个性觉醒和自我独立。她们反对具体的包办,抵抗爱情的破裂,大胆追求性自由,却不滥性,将精神需求融在性中。如被野史津津乐道的上官婉儿,这个极具争议的奴性人物,我觉得大家在有意识地黑化她来占领道德高地。三是通过对性的描写来探讨人性甚至民族性。上面说的三个层面是作者在作品中表达性的主要原因,在这样的作品中,性完全是为作品服务的。此外,性就是单纯地体现赤裸裸的性,为了市场而大写特写。《《金瓶梅》》里面对性的描写是非常张扬的,以追求性自由来反抗性压抑。但我们须得明白,这样的文学作品被读者接受,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诱发了读者潜在的性意识。作者从黄的角度来看待性,表现性,剑走偏锋地反抗礼教(后人认为)是对作品文学性的冲击与伤害。我们可以说,《《金瓶梅》》不可无一,但绝不能有二。
《文学评论》(Literary Review)杂志颁发的一项极具反讽意涵的奖项“拙劣性描写奖”(Bad Sex in Fiction Award)。作者不能把所有的性经验和性想象统统搬进文学作品中,让故事都人物时时处处充满着淫欲的味道,使得整部文学作品成为肉体的狂欢。摒弃性、拒绝性的爱情描写,必然是没有说服力的,不可能真实动人,不可能达到故事男女人物情感的和合与升华。但大量的、不加节制的、赤裸裸的,有时还是刻意渲染的,夸大其词的性欲描写,必然会使文学性、艺术性、审美性大打折扣,甚至不复存在。
(二)文学与现实的性的冲突与和合
读者对文学中的性接受起来比较容易,在窥奇、消遣、娱乐等心理的作用下,读者往往多在与故事文本的安全距离之外来进行阅读体验。这种阅读体验可以是真实的,也可以是虚拟的。换句话说,读者对文本的体验阅读并不需要负集体责任,读者读到什么和没读到什么都无关紧要,作品中的性描写只是一种刺激手段和情节需要。而在现实中,众人对性讳莫如深,大多时候闭口不谈。尤其是在中国,国人骨子里还是保守的,理智压制于情感。特别是男性对女性的态度,男性会将女性在婚姻关系内追求性自由和道德联系起来,斥责她对爱情的不忠和对家庭的不负责任,尽管这时候他们的夫妻情感早已经破裂,婚姻关系早就难以为继。而男性对于自己的出轨则有自己一套冠冕堂皇的说辞。在感情被道德绑架之后,性成了众矢之的。但我们有理由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现实中,是不是遮羞布多掀开一点点,就有人装作不敢看?
文学中的性很好地弥补了现实语境中性的隐匿,更好地让性得以延展。耶利内克(Elfriede Jelinek)被人称为色情女作家;莫言魔幻现实的《红高粱》的高粱地成了性自由与性处理的代名词;村上春树也写性,但没那么露骨.他把性看作人性的一部分,能抚慰主人公的寂寞青春;贾平凹的《废都》开篇即有大量的性描写,让人面红耳赤;段若兮的《玉米地》更是将玉米和性联系起来:富贵闻着小月头发里的香,衣服里的香/都是一株玉米的味道/他吸到嘴里的也是玉米的汁液/富贵一层一层地剥,剥……,玉米的衣服是绿的/小月的肚兜是红的/他分不清是在啃玉米还是在啃小月/他撞击小月的时候/全天下唯一的小月和全天下所有的玉米一起撞过来/……玉米的香和小月的香压进富贵的身体里/他胀满又裂开时/整个玉米地像棺材一样盖过来;余秀华的诗歌《我想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睡你》等都在文学叙事中或多或少地借助性来彰显作品的内容性和思想性。
在文学作品中,一次性描写就意味着作者、故事人物和读者共同完成性意识和性处理。作者写出作品的一刹那,作品就与作者本人无关了。因此作者不应迎合甚至讨好读者对性的阅读需求,而应该能少则少,能无则无,依据作品本身个故事内容来决定。
二、《巴黎圣母院》与《红楼梦》性爱对比研究
《巴黎圣母院》中卡西莫多和克洛德在遭遇爱情(艾斯米拉达)而不可得时,一个走向了崇高的自我牺牲,一位却走向了恶的深渊。原因在于二人心灵内质的巨大差异、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和爱情认知的影响。可以说,雨果的《巴黎圣母院》集中展示了两个男人的爱情悲剧:卡西奠多由于畸形丑陋,爱而无望,最终只能抱着心爱之人的骸骨完成爱的仪式,实现爱的愿望;克洛德因为内心的阴暗丑陋也无缘获爱,最终心灵扭曲。以我不得他人也别想他人得到的心理残忍地毁灭所爱,自己也遭报应。这是一个由于美与丑极端对立,无法和谐从而导致的悲剧。卡西莫多和克洛德对爱斯美拉达的爱情自始至终都是一种单相思,单向的追求,其结局是爱而不得的悲剧。然而在追求爱情的过程中,卡西莫多表现出无私的奉献精神,克洛德则采取了罪恶攫取的手段。 卡西莫多对爱斯美拉达的爱情中灵的成份居多。
克洛德的爱情始终与肉欲相联,也就始终与禁欲斗争相随。从最初的理性克制到无法 自制的激情放纵,直到人性丧失,沦为恶魔,克洛德的灵魂经受了极其惨烈的灼烤,却没有避免沉沦的命运。被爱斯美拉达吸引之初,克洛德 自觉地选择超越。他力图如往昔般用他的意志、理性来回避、抗拒这份诱惑;而后又请求主教下令,将爱斯美拉达逐离广场,以使心灵归于平静。但是,爱的欲望很快在克洛德的内心深处弥漫开来,形成一股不可阻挡的力量,摧毁了理性的堤防。这时 他便支使卡西莫多掳取姑娘 ,纷至沓来的还有深夜尾随,在妒火中刺杀情敌;继而为了隐匿自己的罪行,嫁祸于姑娘,使 其被捕,惨受刑罚;姑娘身陷图圄,他借机要挟,诱逼她用爱情换取自由;当他倾吐、跪求爱情而断然遭拒时,便利用权势和阴谋两度将姑娘送上绞架。在爱情的追求中,卡西莫多散发出灵性与善性之光,它们遮蔽了他丑陋的躯壳,闪耀着一种纯净的灵魂之美;克洛德恰相反,原有的善性与理性之美逐渐褪尽,进而衍化出狰狞的恶行。在人性的走向上,二人呈现出上升和沉沦两种迥异的向度。
性是满足,是发泄,是得到,是见色起意。但爱是克制,是守护,是成全,是权衡利弊。雨果很好地把握了这一点,用情爱与性爱来探讨人性,这在文学作品中很难把握。从这个层面来看,《巴黎圣母院》无疑是成功的。
《红楼梦》与《金瓶梅》不同,没有直白的性行为和性心理细节描写。但是与性有关的内容却不少,从主子到奴才,从男女关系到同性行为,都有涉及,对于当时社会的性问题充分地反映了出来。《金瓶梅》中有的多数性关系基本上都能在《红楼梦》中找到。但《红楼梦》这部作品写作定位远远高于《金瓶梅》,为了考虑到尽可能多的读者,无法像《金瓶梅》那样太过直白的进行性行为或者性心理上描写,《红楼梦》中的性内容描写只是做到满足故事情节,能够充分表现人物性格为止。其他人不说,与贾宝玉相关的性内容描写:一、宝玉到秦可卿卧房休息,进入警幻梦境,警幻仙姑秘授他云雨之情,与可卿仙子云雨一番。这里暗写了秦可卿的乱伦情结。宝玉初遗后被大丫头袭人察觉,随与袭人又偷试一番。这里为袭人做房里人做的铺垫(并没有写性的细节,最后只提了一句“幸得没人看见”)。 二、明写,宝玉与秦钟、蒋玉菡等男子同性之恋。当然,由于宝玉的身份,与这些人仅是感情,没有实质的性行为。但无论写哪个人都仅是为了满足故事情节发展做的铺垫。而不是像《金瓶梅》那样,为了吸引市井受众的色情欲望而描写。 三,明写宝玉撞破秦钟和小尼姑的好事,宝玉撞破茗烟与万儿的好事,也都是为了故事情节将来的发展做的伏笔。四、除了明写宝玉与袭人的性关系外,其实还有一些暗示的手法来表现宝玉与这些丫环们的关系。如金钏怂恿宝玉去抓奸贾环与彩霞。晴雯多次借机挖苦宝玉与袭人关系。但都是为了故事情节发展或者表现人物性格。
贾宝玉对女性发表了自己离经逆道的独到见解:“原来天生人为万物之灵,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为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得浊臭逼人。”后来随着宝玉逐渐长大,他的思想也日趋成熟,他又发现“女儿”也是不断变化的,所以又有女儿由出嫁前的“无价宝珠”到出嫁以后变成“死珠”再最后竟变成“鱼眼睛”的看法。这表明,他在成和或逐渐认识到在封建社会中受压迫最深的就是女孩。因此,他在行动上才表现出了对女儿不同一般的温柔体贴。就连宝玉追求的爱情婚姻也是建立在这种反叛思想的基础上的。他早已将追求婚姻自主和个性解放的思想昭然明世,他在梦中叫骂“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什么‘金玉良缘’?我偏说‘木石姻缘’”。甚至拉着袭人的手把对黛玉的满腔情都倾诉了出来。
曹雪芹善于阐明那些道不明有无法归纳的“情”,《红楼梦》开篇即说“情天情海幻情身,情即既相逢主必淫”。但是他对性的描写是克制的、理性的,有明确目的的。《红楼梦》很好地体现了“食色性也”的传统思想,且自觉的构建“淫而不秽”的文学语境,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因此也跳出了了《金瓶梅》大量写性的巢窼,取得更高的文学地位。
综合来看,我们有理由相信:“真正至纯至美的爱情,要么得不到,要么全死掉。”文学本质上是悲剧性的,正所谓“愁苦之词易巧,欢愉之言难工。”文学作品中的情爱与性爱是并驾齐驱的,且情爱更有穿透力。然而,为了使得悲剧更容易被广大读者接受,作者常常会在故事末尾耍心机:虚构式圆满结局。如卡西莫多和艾斯米拉达相拥长眠;梁祝化蝶而飞;董永鹊桥相会;刘兰芝与焦仲卿成为连理枝……他们在前世今生和今生来世中成了文学意义上的情爱。
我建议文学作品(尤其是叙事性文学)里面,性的描写到床边为止。文学叙事最好隐匿性的直接的、具体的描写。性自始至终为故事服务,而非故事凭借性来体现。性是文学作品的调味品,绝非文学作品的主食。文学之所以为文学,审美性必不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