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北方人，关于夜空，记忆中就是夏天还热闹，冬天就清冷寂寥，感觉就是厚重沉闷，踩在冻得硬梆梆的土地，感觉天空也是硬梆梆地遥远，我不敢多看。
刚来新加坡的时候，沉重的工作压力让难得的朋友聚会成为生活中令人欣欣然期待的生活亮点。那时候，我认识了一批从中国来新工作的朋友，他们多是20多岁的大学毕业生，我混迹其中成为他们的“老姐”----三十多岁的女人，离开家人出国打工，还是不多的极少数，我其实也没啥选择朋友的资格和资源，我现在回想，蔫了咕咚的我，其实还是挺有想法，当时我也不知道来到新加坡等待我的是些什么，就是很想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倒是那时候的我真实的心态。儿子当时还只有五岁多点，离开的决定，在在说明我其实真的不是一个好妈妈。
来到新加坡很快地沉到工作的巨大压力之中，我的老板也是从中国过来创业的女人，我一直感激她把我从13个应聘试讲的老师中挑选来，没有她当时的认可我就没有后来的出走----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重复无聊的状态中解脱出来。但来新加坡工作之后，是更大的不适应，从气候、从饮食、从工作环境、从工作的角色再定位和调整，整个过程充满艰辛。从室外三十多度的湿热的空气中走进二十多度的冷气房间，所有的大张的毛孔瞬间凝固，任由冷空气包裹肆虐，我心里说完了完了，我惨了。于是就很惨地大病一场，每天躲进一间没人的教室里，关掉冷气，在没有空气流动的黑漆漆的教室地板上无声无息地睡下去，老板推门叫我一声，我含糊地应着，老板才放心我还活着。
三天的昏睡后我脑袋稍稍清晰起来，于是我拎着讲义上课去了，上课后我才发现我其实是个外行，我的学生都是学前和小学段的孩子，比较之前可以讲道理的高中段的孩子，是没有道理可讲的，转身板书的当口，两三个孩子就钻到桌子下面了，我回身发现学生少了，我就到处找，孩子们就开怀地笑。我一边把孩子抓回来，一边继续在吵闹的教室里拼命大声地讲课，每天四到六小时的高分贝大喊，让放学后的我疲惫不堪，我呆坐在教室里，一动也不想动，呼吸是唯一能做的事情。
这样的困境自然不会有理想的效果，学生总数没有老板期待的上升，三四个班级人数在减少，老板叫我过去说，这不是偶然的减少，叫我努力，我静默，我不知道已经精疲力尽的我，再努力会要怎样努力才行。后来我发现小孩子有小孩子的心理特点，每节课两小时的时间实在太长了，我明白孩子不停地上厕所不过是要缓解一下一直坐着的压力，明白了为什么我做学前教育的同事要求孩子们做两道题，就出来排队批改----不过是给小的们一个离开座位活动的机会，再回去座位才能坐得住。
这样的压力，叫人疲惫不堪。我吃不下饭，休息也不好，两个月下来，我看着镜子里的我，瘦得腰快要两手可环的程度，我看着镜子里的我，两腮塌陷，我鼓起腮，做出胖一点的样子……真的，对我来说，太瘦实在不好看。
在这样的状态里，只有公共假期里的朋友聚会，才是一个可以释放自己，让自己开心起来的时刻。我拼命地找朋友，我的朋友有大排档吃饭认识的，有工作场景里认识的，有租房的同室，有马路上一眼认出是中国人跑过去自我介绍的，有地铁里听人家是中国口音就跟着跑出去抓过来的，再加上朋友介绍朋友，到了第三个圣诞节的时候，我们的聚会，已经有三十多个人了，我们跑去裕廊东海鲜批发市场买了大批的海鲜，多到把我房东的旧冰箱的玻璃搁板压塌了……有朋友笑我是“农民运动”领袖，我租来的房子，也就成了“农民运动讲习所”。
当然，我们的快乐不仅仅在讲习所里，我们还跑去新加坡各个风景点看风景，最难忘的是我们在一个公假前夜跑去了新加坡的外岛----乌敏岛，那次兄弟们早去准备，我们很晚很晚的时候才到，自行车已经租好，我们骑上车，在上下起伏的黑咕隆咚的山间小路上狂奔，我只盯着前面的兄弟的白色T恤拼命蹬着脚车……第二天早起看到真实的路况，我再也不敢骑车了。无知才无畏，这是真的。
那天夜晚，我们吃完带来的食物，就开始一组一组地聊天，一直聊到没了气力……原本就没有帐篷，我们散落在海滩上，没有城市的灯火辉煌，南洋的夜空如此湛蓝清澈如水，白云逐风而流逝，星空灿烂无比，令人炫目，我的灵魂无声飘起，在清爽的星空下自在游荡……
从此，我爱上了南洋的夜空。我一直在找一款适合我的手机，其实我明白我就是想拍摄下南洋的美丽夜空，每一次按下快门，心里的快乐就会飞扬起来，人间的苦乐已经不复存在，自由的心在夜空下升腾升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