皱纹已坐客我们的容颜，一晃三四十多年的时光过去了。
杨柳拂面的小路上，一群斜挎着花书包的小孩正去上学，没有院墙的校园里小鸟在枝头叽叽喳喳地鸣叫。
吊在树杈上大圆帽的铁钟响了，穿着补丁衣衫的孩子们个个嘻哈着，追赶着跑进教室。砖头垒的桌子和凳子，东倒西歪，黑白斑驳的黑板，支在教室前方。
冬日里的校园，枯枝败叶，树杈上的老鸹窝，有两三个。
校长吆喝着，撸起袖子喊我们，叫我们用枯树枝在操场上写着生字。十几个小孩，揩鼻涕的袖口油晃晃，撅着屁股咿咿呀呀的写、划着一撇一捺竖折弯钩。
写语文，算数学。校长站在前面巡视着，不知谁放个响屁，大家吃吃的笑。
“安静，安静。”校长喊着，一切都静下来。
学校开表彰大会。当时我没考好，业务主任让我发言。我记得很清楚，写发言稿时，“灰心丧气”的“丧”字我不会写，业务主任一笔一画写给我看。大会上我拿着发言稿念“这次我没考好……我不灰心丧气……我下次一定考好。”念着念着哭了，哭得还很伤心。
会后，主任亲手为我戴上“红花少年”的徽章。
那个红花少年，骑着永久牌自行车，弓着腰，脚蹬踏板，风一样穿行在乡间的黄土路上。高杨、泡桐，田头整齐的麦苗，还有弥漫鼻息间混着青草的味儿，充盈着我的中学生活。
我的语文老师，高而瘦，带老花镜的金老师；温文尔雅的王老师；满腹经纶的石春良老师。石老师是作家，我上学时，他已经小有名气，他特别喜欢《红楼梦》。上语文课，石老师给我们讲《红楼梦》里的诗文。记得石老师讲“葫芦僧判断葫芦案”这一课，教室里鸦雀无声，我们都陶醉在石老师的讲课之中。
石老师常在写作课上把我的作文当作范文，念给全班同学听，我心里喜滋滋的。
记得上初中，我们疯迷金庸的武侠小说。侠士、仗义、结帮，让我们暗暗仿效。
我和班里玩得好的有：石春红、岳志峰、王宏伟、张钊、县西大河的解俊卿。
我们选择晚自习逃课，去岳志峰家举行结拜仪式。学校离岳志峰家近，不大会儿就到了。我们在他家堂屋聚会，当时商量割腕滴血，饮血酒。后来，有人提议，饮血酒不好，只喝酒，每人一小半碗酒。仪式开始，我们横着站一排，双手端着酒碗举过头顶，面对关公、张飞、刘备神像，跪拜、饮酒。
一九九一年八月，我和娘正在棉花地里逮虫子。不知二哥啥时间从鹿邑到的家，二哥高着嗓子在地头喊我的录取通知书下来了，还是正取。
那年，我离别了故乡的小路；离别了村庄周围翠郁的绿树；离别了村中那个夏天能捕到小鱼儿的池塘。Ade木栅栏院里的花，Ade扯疯的发小玩伴，Ade屋檐下的麻雀窝，Ady院墙外黑紫的桑椹。
一九九一年九月，二哥领着十六岁的我，交了九百多块钱的学杂费，领了床单、被罩、毛毯；洗漱的茶缸、脸盆、毛巾、香皂、牙刷、牙膏，开始了我的师范生活。我分到九一五班。班主任孙永兵老师，为人温和亲切。
晚自习我常和曹凯、张峰、申涛、李付亮沿着湖边公路跑步，跑得汗流夹背，跑得气喘吁吁。跑走了冬天，跑来了春天，最终跑散了一班的老同学。
淮师三年，我迷了三年东西南北方向。当时去报到，校车在一个路口接待，我坐上车，车开进校门往里，在教学楼后边拐了个弯，调了个头，我就迷了方向。
我一直认为淮师校门朝西，同学说不对，朝南。我三年愣是没迷过来，不知咋回事。
三年淮师，每年班里举行元旦晚会，那个场景，记忆犹新。曹永喜表演一个人走路摆胳膊，正常一前一后；违返常规的，两只胳膊同时向前或同时向后摆，滑稽可笑。我们都被他弄得前俯后仰，笑出了鼻涕、笑出了眼泪。
三年淮阳师范，我没当家教挣钱，为家里减轻点负担，想想真是后悔。
每年寒暑假，我辗转在汽车站，来回奔波在回家、来校的路上。
匆匆，忙忙。眨眼的功夫，四十多年过去了。皱纹随着岁月悄悄爬上眼角、眉梢；满头的发，已不再是那个追风的少年。
告别了洋火、洋油、洋糖的封号；告别了大哥大、Bp机、传呼机的联络；满街跑的车迎来了崭新的新时代。
回忆童真烂漫的时光，回忆追风的少年，幸福而又温馨，想起来不免又好笑。是啊，人人都有一段难忘的过往，只不过有人掩藏在内心深处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