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白先勇的创作历程中，有两种交织的截然相反的性格特点造就了他的多变——对世界“无常”的人生哀婉和对生命的眷念与热情。
无法完全将两者的形成原因剥离开来分析，而是应该看到，白先勇早年经历了战乱年代的背井离乡，异乡的迷茫惆怅和思乡情切、地位差异、新旧时代交替的混乱为幼年的他带来了巨大的认知差异，作为忧郁情感为白先勇与生俱来的敏锐观察和敏感情绪增添了孤独的色彩，白先勇认为自己的人生观是一种本能的感觉，而不是需要借助契机来发现的。因此这样的天赋也体现在了他的文学创作之上，他曾表示：“‘沉郁’很要紧。……杜甫的《秋兴八首》，可能还有一些李商隐的东西，他们的那个意境，我觉得是中国文学境界的顶点，我的最高分数给的是这些。我想我的风格可能在有意无意地追求那种境界。”
另一方面，他的孤独感还来自于自身，他在童年患病期间曾被隔离，这对本就心思细腻敏感的他来说无疑是一种折磨，应该在他意识到自己的性向属于“边缘人”范围之前，他便有了这样的孤独寂寞。他坦言：“我想对我个人来说，如果客观地讲，当然我还是比较幸福的，家庭啊，事业啊，学业啊，表面上都是很顺遂的，表面上。但是我感觉到，就包括我自己，人总是有一种无法跟别人倾诉的内心的寂寞跟孤独。这是我深深感觉到的。”
白先勇的创伤体验在他意识到自己的“边缘性”，得不到理解和尊重的情感状态中达到顶点，生于忧患的性格、颠沛流离的童年生活和备受争议的性向交织形成了他的文学创作风格。因此对于同性恋群体的描写几乎贯穿了白先勇的创作历程。
他前后写成了以《月梦》、《青春》等早期表达对同性恋情的美好与家国希望的早期同志小说，长篇带有黑暗与绝望色彩的小说《孽子》以及后期的《Danny Boy》、《Tea for Two》。可以看到，即使白先勇自己深受被边缘化的痛苦，他仍然致力于书写“把人类心灵中无言的痛楚变成文字” ，这是他的性格中的另外一半：对人生充满热忱与眷念。
他的积极态度体现在他的文学创作中，表达了为边缘人群重建道德的意识。
“用边缘视角讲述创伤故事是同情态度的必然要求。”——魏广振《创伤体验叙述研究》
他在小说中并不进行道德批判，他认可社会作为群体生活需要规范，但普遍的规范只适用于大部分人而无法照顾到小部分人，但社会却倾向于以适用于大部分的道德规范强硬地禁锢边缘人群，而对于边缘人群而言，他们无法控制的感情迸发不可避免地冲破规范的限制，以至于整个群体产生了巨大的痛苦。看起来白先勇一方面认可普遍的社会规范，一方面身为边缘人群中的一员，也有抑制不住的关心和反抗，似乎是这样的矛盾让白先勇在创作中无法明显地对已有道德进行批判，而是体现为对新道德重建的愿望。同样地，他的积极还体现在他对于他边缘人群身份的认可和骄傲，在别人对此耻于承认时，他已将同性恋作为他叛逆个性形成的功臣。
他这样的看似对立的性格集中在他的代表性的长篇小说《孽子》里得到了统一——既充满了绝望与黑暗，又看到不断朝前追寻的历程。
作为白先勇唯一一篇长篇小说，《孽子》完成了白先勇在同志小说创作上的一个转变：从个体情感描写扩大到对整个群体进行观察和定义，不光是同性恋之间的感情，更是剖开了身为同性恋者，与同伴、亲人、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甚至还有身为同性恋者家人之间不同态度的差异对比，可以说，《孽子》在视野上拥有了质的拓展。
《孽子》的第一部分“放逐”只有短短不到百字的两章，以李青的视角开始描述自己的身世——因在校与人发生淫亵行为被勒令退学和被父亲赶出了家门。
“而父子又扩大为：父代表中国社会，具体说来是中国社会的一种价值观，一种对待下一辈、对待同性恋子女的态度——父子间的冲突，实际上也就是社会与个人间的冲突。” ——刘剑平《情与孽的缠绵》
显然这是白先勇站在世俗角度看到的不被社会所接受的边缘人群的“被放逐状态”，白先勇曾表示，在《孽子》中他主要描写的其实是父子关系。
于是在第一部分，我们就已经看出了端倪。在之后主人公阿青的描述中，还有诸多占据了“父亲”这样的管理者角色的人——杨教头、王樊龙的父亲、傅老爷子。白先勇身为“孽子”们的同行者，自然深知传统道德与他们性向的边缘之间的矛盾，并且深受封建价值观与自由思潮相互排斥和竞争的痛苦，正是他的初次意识到自己的边缘性之后的痛苦摸索经历在他写作之时重构成一种创伤体验，他将创伤体验化用为了作品中的创伤故事和核心主题。
可以说，《孽子》中的几个主要角色身上，都可以看出白先勇对于过去探索自身同性恋身份和整体社会文化价值观的一部分。
阿青对弟弟隐藏的执着感情、跟家庭的矛盾都是悲剧，但他是这个黑暗王国中最具有人性温情的一个角色，即使身处混杂的边缘人群中，他还是一如照顾弟娃般照顾身边的人，而他最后反抗了杨教头的卖身命令，令人感到一丝慰藉。
王樊龙和“野凤凰”阿凤之间畸形、疯狂又炙热的感情是文中几对主角间最突出和最令人唏嘘的故事，王樊龙的极端爱恋和禁锢与阿凤执着追逐漂泊之间的矛盾显得惨烈又理所应当——是否敢于接受自己的身份并正式内心的情感，将其当作认真的感情对待？还是拜服在现实脚下甘愿沉沦与放纵？阿凤的行为更像是一种逃避的接受，将放纵和不安分当作了恐惧的借口，于是他最终被相比之下勇敢得多的王樊龙误杀了，即使王樊龙之后失去了爱情、亲情甚至家乡，他在美国过着黑暗的日子，仍然坚持着自己。
在吴敏身上，则可以看到白先勇对与茫然失措的边缘人群在寻求稳定和安宁慰藉的敏锐嗅觉，即使张先生并不重视他，甚至把他当作备用选项，他也毫无怨言，只因为在张先生身边他能够获得暂时的家的安稳。吴敏并不特殊也不极端，他是整篇小说中色彩最平淡却又最苦命的角色。
连小玉都比他好上几分，小玉追求的是一种父爱的缺失和在迷茫生活状态下对一个稀有的固定目标的追求：
“‘我也不一定要他认嘛！’小玉冷笑道，‘我那么不要脸？’”
小玉一边表示对认爹的不屑，另一边却又表达了对他父亲的渴望：
“他死了么？他的骨头总还在吧！”
“我去把他的骨头捡回来，运到我们杨梅乡下去……以后清明，我便可以真的替他去扫墓了。”
这一点上倒是跟吴敏有一些相似。
老鼠和乌鸦之间的关系与“龙凤”二人类似，只是不像那样极端，也许是因为两人都知道只有对方才是自己心中唯一可以最终依靠的对象，即使双方再怎么互相折磨，也互相分不开，他们必须互相折磨也必须互相取暖。
最能表达白先勇的感情的角色莫过于傅老爷子——这个真正意义上的父亲角色，与他的“孽子”儿子们的关系表现了白先勇意识中重建的道德的样子。傅老爷子在他的亲生儿子同样因为同性恋情曝光而自杀后由施压者变成了保护者，这一形象与阿青的父亲、王樊龙的父亲都形成了对比，也告诉了世人，只有这样相互理解和保护的新道德体系下，边缘人群才会得到真正的拯救和自由。傅老爷子后半生对孤儿院和阿青们的照顾也得到了回报，生命最后的旅程和身后事都由这些黑暗中的“青春鸟”代替着儿子的位置陪伴着，全文最令人深省的对话就发生在傅老爷子和王樊龙之间，梳理了家庭中父与子的关系，也阐明了社会规范里道德伦理的改变之必需。
创伤性体验与叙述对于作者来说有着与边缘人群共建生命的意义，通过从边缘视角出发，关注并重视少数群体的创伤，用文学话语的形式构建一个桥梁，将共同的情感放在世界、作品、接受者之间共享，并通过不断增加的阅读者进行传播，从关注创伤人群的角度来看，创伤体验从根本上能够与其他形式的文学角度进行区别的原因，是它能够最大程度上地将边缘人群与多数人群紧密联系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