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 往事
我等着父亲说下去，他却忽然问我：“你知道我为什么参加党卫军吗？”
我摇摇头，不明白这跟我的亲生父亲有什么关系。
“约瑟夫没有跟你说过？”
我又摇摇头。“我们没有谈过这个问题。事实上，约瑟夫从来不跟我谈论过去。”
“那就是了，所以你不能理解。那你知道我跟约瑟夫的关系？”
我点点头。心中揣测着难道果真是段三角恋情吗？
“你知道这很难，这在德国一直都是违法的。”
这一点我是知道的。曼弗雷德死后的一个时期，我过得十分艰难。我想搞清楚自己错在哪儿，想搞清楚曼弗雷德为什么没有坚持住。我们都说好了要相互鼓励，相互支持，坚强面对的。但是，他却因为我迟迟未到，以为我抛弃了他，在实在无法忍受痛苦的情况下，喝得酩酊大醉，结果发生严重车祸，不治身亡。所以，我在大学图书馆查阅了大量资料，知道德国在1870年制定法律175条款，规定：“任何一个男性，对另外一个男性或动物做出猥亵行为，或同意参加这类性质的活动，将被判刑。”根据德国法院的记录，1894-1914年间，每年都有数百人遭受这条法律的打击。1919-1933年期间，德国法院根据这个“175”条款，宣判了9万起同性恋案件。而且，直至今日这一条款仍然没有被废除，男性间的同性性行为仍然属于刑事犯罪。我不明白父亲为什么现在跟我说这个，是教导我，还是为自己辩解？
“一次大战以后，情况有所好转，据说当时的德国至少有120万男同性恋者。”
父亲眯起眼睛，停顿了一会儿，似乎在回味当年那段幸福时光。
“那倒是个好时期，你们可以堂堂正正地相爱了。”我不无揶揄地说道。
“没有，约瑟夫坚持保密。当年为这事，我们没少吵架。一般情况下，他几乎都听我的，但是在这个事情上，他一点不让步。起初，我以为是他没有勇气，或是觉得愧对我的父母，但是后来我才明白，他这样坚持，其实是在保护我。”
“保护你？”
“那个时期，国家政局不稳，而且175条款并没有被废除，所以公开同性恋身份怎么着都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在大学里，你也没暴露吗？”
“那时的柏林和巴黎、伦敦一起成为欧洲三大同性恋中心。大学里确实有很多同性恋社团。那些社团的成员大都很激进，很活跃，热衷政治、社会活动。而我，你知道的，我不容易交朋友，又对政治不感兴趣，我始终不是纳粹党员，而且，我心中只有一个约瑟夫。我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相关的组织和集会，所以，没有人知道或确定我爱的是男人。”
算起来，父亲是1931年夏天开始在柏林大学医学院学习的，到1938年拿到博士学位，整整7年时间。如果他真的始终忠诚于约瑟夫的爱情，还确实挺叫人感动的，也当得起约瑟夫如此待他。
“你们一直严守秘密，那奶奶他们是怎么知道的？难道是维尔马？”我几乎把探寻自己身世的念头暂时搁在了一边，而对父亲和约瑟夫之间的事越来越感兴趣，因为这事始终困扰着我。
“不，我真的要感谢维尔马，她是最先知道这事的，但她自始至终守口如瓶。此事向父母公开，是因为我自己。从32年起，就陆续有人来提亲，后来我实在是烦了，一急之下把真相告诉了他们。母亲还好，只是很伤心。而父亲……”父亲微微一笑。“我当年跟你一样，甚至比你吵得更凶。我们谁都不让步，我就打算跟父亲断绝关系，又是约瑟夫制止了我。我要他跟我一起去柏林，他也拒绝了。我用分手相威胁，可他不为所动。我气急了，最后一走了之。”
“你不会真的不想理他了吧？”
“当然不是。我回柏林不久，就明白约瑟夫是对的。我太狂妄自大了，太目空一切，对周围发生的事漠不关心，差一点就铸成大错。”
“怎么？”
“你知道，那时候已经是1934年的夏天，而在33年的2月，发生了‘国会纵火案’。”（注：国会纵火案：1933年2月27至28日夜间，也就是立法议会换届选举之前8天，德国国会被烧了。纵火嫌犯很快被抓获，是一个名叫马里努斯·冯·德尔·卢贝（Marinus Van der Lubbe）的荷兰籍青年，并且证明这个危险的年轻人有同性恋倾向。）
“我知道。”
“34年的6月又是那个‘长刀之夜’。（注：1934年6月28日，希特勒亲率党卫军飞往慕尼黑，以纳粹冲锋队首领罗姆企图发起军事政变为借口，将其逮捕，并在三天后未经审讯将其处死。当夜希姆莱率领党卫军将1500名冲锋队头目扫射而死，这就是纳粹历史上著名的“长刀之夜”。铲除罗姆还有一个原因是冲锋队日渐公开而疯狂的同性恋活动，希特勒曾下令“要竭尽全力立即赶走所有触犯第175条的成员”。）在这两起事件中，希特勒利用人们对事件中当事人的同性恋身份的鄙视与憎恶转移视线，达到自己的目的。”
“从那以后，一切都变了。政府关闭了所有的同性恋酒吧和夜总会，几乎所有公开的同性恋者都被捕了。局势日益紧张，往往只需要一个检举，一张照片或是一份通讯地址就可以把你抓起来，审判，服刑，进集中营，最后是死亡。那时候，不要说同性性行为，就是两个男性之间的拥抱都是违法的，都可能引来牢狱之灾。后来，我想想都害怕，如果约瑟夫当时意气用事，跟我一起去了柏林，那我们两个男人住在一块儿算什么，一定是在劫难逃。”
“还真多亏了约瑟夫。”
“是的，只是我没想到，我差点从此失去了他。”
“怎么？”
“因为我跟父亲怄气，互不相让，我四年没有回家。而等我回来时，约瑟夫已经走了，再重聚就是40年的事了。”
一下子说了这么多话，父亲有些气喘。
我帮他喝了些水，又测了一下他的脉搏。“要不要休息会儿？”
父亲摇摇头，突然转了话题。“可惜，你没有见过你爷爷，要是见了，你就知道什么才叫傲慢，什么才是固执了。但他是个好人，敢说敢当，嫉恶如仇。他虽然跟我一样，也不关心政治，从不参与党派之争，但他是迈森巴赫男爵，在世袭的土地上，不仅享有特权，还负有责任。战前，你爷爷有好些犹太朋友，他们是律师、银行家、医生。当他们受到纳粹迫害，被剥夺工作、财产、住房时，别人都躲得远远的，你爷爷却公然站出来，为他们奔走，找关系，想办法。但是在那样的形势下，这样做不仅救不了他们，还会连累自己。因为犹太人的财产、住房都被纳粹党的恶徒们私人占有。最后，连我们的凯撒庄园也被人看中了。
“他们首先以军队名义征用庄园里的所有成年马匹，你爷爷想尽办法也没用，约瑟夫实在放不下他的那些马儿，便跟着一起去了。接着是庄园。他们以帮助犹太人为名，把你爷爷抓了起来，但是你爷爷的爵位又让他们无法随便处置。于是，他们对你奶奶说：可以用庄园作保，换回你爷爷的自由，不然，就再也见不到你爷爷了。这时候我才知道家里出了事，急忙赶回来。但是怎样能够既救出你爷爷，又保住庄园呢？这个时候，是教授帮了我。”
我知道父亲的博士导师是著名的航空医学家胡贝图斯•斯特拉格霍尔德(Hubertus.Strughold)教授。
“是胡贝图斯•斯特拉格霍尔德(Hubertus.Strughold)教授？”
父亲点点头。
“你爷爷出来了，一病不起。庄园保住了，我却不能再置身世外。为了不再发生这种事，为了保护父母，保护庄园，还希望能够想办法让约瑟夫早点回来，我加入了党卫军。”
这些事，我从来不知道。父亲在他的回忆录中也没有提到过。在回忆录中，他没有为自己当年加入党卫军的动机做任何辩解。他在回忆录中说：“不管什么原因，都不能成为参加党卫军的理由，参加党卫军是我在自愿的情况下做出的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由此在以后的日子里参与并犯下的累累罪行是无论如何都不可饶恕的。”
“这就是你为什么参加党卫军？”
“是的。”
“你以前从没有提过，回忆录里也没有。”
“为什么要提？为自己辩解吗？几百万人死了，面对暴政，有人选择反抗，而我却为了自保，与之同流合污，我还能有什么理由为自己辩解呢？”
“那你为什么要告诉我？”
父亲看透了我的心思。“我不想求得你的原谅，我不会为自己辩解，我只是要告诉你当时的真实情况。”
“你后悔吗？”
“后悔，当然后悔。但是……事情总是那么奇怪，仿佛上天的有意安排，假如我不参加党卫军，我就不会见到他，你的亲生父亲，傅昭。”
父亲又陷入沉思，眼睛始终望着那些兰花，嘴角挂着那丝微笑，仿佛他望着的不是花，而是人。
我虽然心中着急，但却不知该说些什么，只能等着。
良久，父亲开口问道：“你说你看过我的回忆录？”
“是的，我希望对你多一些了解。”
“谢谢你！海因茨！那你知道在去达豪之前，我并不了解那里的情况？”
“是的。”我点点头。
“这一切都是事实，并不是我在为自己辩解。”
“我相信。”
“谢谢你！海因茨！”
父亲感激的目光叫我心痛。实际上当初看的时候，我是蔑视而又矛盾的。一方面我以为父亲这样说是在为自己开脱，另一方面我又不相信父亲是个天生的侩子手。但是现在，我似乎应该相信他。
父亲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过，由于成绩优异，父亲在拿到博士学位以后，仍被留在了斯特拉格霍尔德教授的研究小组里。他的工作是搞医学研究，研究在飞行员遇险后出现高空缺氧、溺水窒息、体温过低、心力衰竭等状况时该如何救护，以挽救更多的生命。所以，参加党卫军并没有让父亲的生活发生任何变化，只不过在拥有科研人员身份的同时，他还是一个党卫军的中尉。这种状况让父亲觉得心安理得，并且持续了将近一年。
渐渐的，他们的研究停滞不前。因为缺少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不知道人在出现上述危险时的生命体征和临界指标，接下去的工作根本无法进行。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人体试验。但是人从哪里来？赫尔曼·戈林元帅绝不允许他的任何一位飞行员参加这种极其危险的试验，那么是否可以征集其他志愿者？
1939年9月1日，德军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拯救更多飞行员的生命变得异常迫切，于是，德国空军、党卫军与柏林的航空医学研究所一起合作，希望早日攻克这些难题。这个合作的直接好处就是解决了试验对象的问题。
1939年10月，战争开始一个月后，父亲接到调令，让他去位于慕尼黑西北16公里的达豪集中营报道。（注：达豪集中营Konzentrationslager (KZ) Dachau是纳粹德国所建立的第一个集中营，位于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州达豪镇附近的一个废弃兵工厂，1933年3月22日，达豪集中营建成启用。1945年4月29日，美军解放达豪集中营。达豪集中营曾先后关押过21万人，其中3.2万人死亡，犹太人越5000人。）党卫军已经在那里为这个研究项目建立了一个“设施精良”的实验室。而父亲的双重身份使他成为最合适的人选。也就是说，父亲在去达豪之前，并不知道那里正在发生的事情。
“我记得很清楚，我出发去达豪集中营的那天是1939年10月 9 日，是10月的第二个星期一。”
“等等，你是说10月9日。”我突然打断父亲，叫道。这不是太巧合了吗？
“是10月9日，怎么啦？”父亲不解地问我。
“今天是10月9日。”
“10月9日？今天是1966年10月9日？”
我连连点头。“没错，你不知道吗？”
“是吗？还真是巧啊。我现在都不看日历了。这么说，整整27年了，就是27年前的今天，我第一次见到了他――你的亲身父亲。”
我觉得自己快要窒息了。父亲的面颊更红了，嘴唇反而有些苍白，太阳穴上突显的血管微微跳动，深邃的蓝眼睛闪闪发光。我知道他太激动了，应该去休息。但是我也很激动。我拿起约瑟夫放在茶几上的药瓶，看了看，倒出两粒来，递给父亲。
父亲吃了药，喝了水，看了我一会儿，开始回忆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