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齁
我出生那年，亲戚拿筐挎来只狗崽，说是母狗一窝下了七八个，家里缺吃的，养不了了。
那是条柴狗，天生骨架大，送来的时候身形和分量于我相仿，黑黢黢一团，取名小巴，后来叫大巴。
母亲说我断奶那会特别能爬，撂地上转身就出溜远了，连小狗都跟着学会了爬。
父亲纠正说不是狗学我，是我学狗。不管谁学谁，反正在我们那拨，下河摸鱼我狗刨一流。
有一点父亲咬定，说是狗带会了我走路。我对此嗤之以鼻，我是人养的，怎么可能？母亲附和说差不离真是这样。
那会还是村集体，不单干，大人去生产队下地，小孩子多数散养。因为我常跟大巴滚在一起，有时候狗脖子一挣，就把我从地上带起来了。可能我忽然的直立让大巴懵了圈，它每次都老老实实呆在原地不敢动换，一任我扶着来回蹒跚。
这么着，一天两天，我便走得人模狗样了。
往后放了胆，跌跌撞撞跟着跑，跑不过就拽狗尾巴，狗尾巴极敏感，冷不丁就把我抽个嘴啃泥，加上狗东西不走正经道，我经常鼻青脸肿地陪大巴一起挨骂。
母亲念过旧式女中，文化比父亲多，对人畜共处还是有一些卫生常识的。母亲一贯反对我骑着大巴狼窜，摔着不说，虱子、跳蚤什么的容易传染。我记得母亲怀着老二，挺个身子胡同里追，骂疲沓了捞回来拧着耳朵打。我于是仰天嚎啕。大巴每每添油加醋地冲母亲汪汪叫，末了却只会在母亲的呵斥中伏地乞怜。
或许男人骨子里天生狼性，父亲对此不以为然，甚至对我骑狗遛弯负有一定的教唆责任。
我们那一带当年差不多家家户户都养狗护院，但村里壮如大巴的几乎没有。那会穷，营养差，我似乎永远长不过吃屎的大巴——等我高过它站着了，它坐着比我高；等我高过它坐着了，它立起来比我高，扑我玩似的，一来一个倒。
壮年的大巴，一身毛发乌黑油亮，顺着摸溜光水滑，逆着摸倒刺一样扎手。酒坛大的脑门上，徒生两道黄眉，顺时垂，警时竖，毛色分明，衬着一双牛玲瞪眼不怒自威。大巴干仗，胡同里没一个对手。大巴出街，周围的“小弟”纷纷夹起尾巴小心做狗。
老家土院柴门，院门靠墙有一蓬老茶树，树下根枝丛生，略为修剪，垫上麦草就是大巴的窝，闲来无扰，它便白天黑夜守伏在老茶树下。
回放当年，最具画面感的记忆是：侧卧在树下的大巴袒着四肢，折了耳，眯了眼，兀自嗅着阳光的味道，仿佛用心内守、思考狗生。而一旦有人打胡同过，从第一步踏上胡同口的地皮，大巴就支起一只耳朵，雷达一样锁定目标，耳廓跟随渐近的脚步缓缓转动......当中它若摇起尾巴，指定是熟人。倘是生人，它会睁开眼，昂起头，竖起双耳，鼻翼微颤，此时连蝴蝶的扇动都逃不过它的警觉。要是来者渐行渐远，大巴便解除戒备，重回它的慵懒。如果是生人停在门外，甚至做出拍打晃动柴门喊人等任何举动，后果只有一个，那就是魂魄出窍！受过惊吓的人对大巴突然扒上柴门探出脑袋那巨大的狂吠分贝终生难忘，胆小的直接一屁股跌地上，大多数害怕那半拉柴门挡不住咆哮的大巴而尿流落荒。
父亲防备摊上事儿，从生产队找来截铁链绑在树下，白天拴着它，晚上撒开。自那天起，我主动揽了一样活——雨雪天解狗链，好让它躲去圈棚或蜷在屋檐下。
大巴虽然彪悍，但它从未伤过人，连撕裤脚、挠道子的情况都没有，它的防御反应仅仅是出于威慑，这就是俗话说的“露牙的狗不咬人！”相反，许是自小缺少狗爹狗妈的宠爱，它与人的互动极为默契。父亲让往东它不往西，让撵狗它不咬鸡，忠诚度之高让我的童年凭添了些人仗狗势的骄横。
大巴最能帮手，是我上小学那几年。
老家一带丘陵山地，学校在村后一面坡上，几间“教室”由生产队的牛圈修缮而成，泥墙，木窗，石条桌凳，梁上结着蛛网，旮旯里泛着牲口的骚气。课业不重，但得晚自习。农村不通电，大伙都自带煤油灯。
从家去学校要翻越一条冲积沟，沟深崖陡。夏季偶发山洪，可以不上课。平日只剩一条掩在茅苇中的细流，连着洼处几汪漂着青苔的绿水，算是给两岸庄稼和菜地蓄了点水源。
沟底相对平缓的地方，裸露着过路人攒下的垫脚石。小孩子步短，得瞅准了蹦着过，但这种情形只出现在雨季，其他多是枯水期，下面荒草烂苛、滩石嶙乱，沟沿上还散落着一些年代久远、已经塌陷出棺材板的坟莹，夜里没人作伴无人敢走。
恰巧下游这段就我一个人单蹦儿。父母老师不放心，嘱咐跟同学一起走上游。我从未当回事，散了晚自习油灯一吹，抡起布袋书包就往夜里冲。不是我胆儿肥，是因为有大巴等我在沟那头，一年俩学期，雷打不动。
其实我打小就没怵过夜路。年轻时谈恋爱，拉着女友哪黑往哪钻。上军校我不大服管，考地形教官恶心我，把坐标定在墓地，我照样一个人半夜摸进坟场把标记抄回来。
当年最难忘的是隆冬，夜里八九点，从学校出来，抄着袄袖，踩着冻土，一勾清月照着两旁的冬麦地，老远就望见大巴蹲坐在对岸崖头，身影虎踞，熠熠目光透彻寒夜。
待我一屁股出溜到沟底，捂紧书包蹦过布石，呼哧带喘地攀上沟沿，大巴便起身，一摇一摆地领在前头走。它的每一次摇摆，尾巴都刚好扫到我的裤腿，这一点我印象极深，那感觉就像两个至信的人手拉手。我们就这么保持着一尾巴的距离，一前一后走过了数个春秋。
临近小学毕业，也就是我11岁那年，大巴偶尔会缺席“接课”，害我半夜野地里到处找，回家见它卧在窝里不做声，后来这种情形越来越频繁。
父亲说大巴老了。
我说怎么会？它才跟我一般大。
父亲说狗命就是短。
一语成谶！
事情发生在70年代末的一个夏季，当时联产承包的春风还没吹到我们那。一天上学路上，村头大喇叭忽然传出“积极响应无产阶级打狗号召彻底消灭狂犬病”的通知......
我掉头就往回跑。
父亲还没下地。我疯子一样在他面前满头大汗地叽里呱啦着急跺脚。父亲却只顾埋头卷烟——他早就在社员会上得到了消息。
我带着哭腔问父亲咋办。
父亲说还能咋办，反正它也老了。
我蹭着鼻涕泡说那等你老了呢？
父亲把烟掷在地上：放你娘狗屁，老子啥时候咬过人？！
我昂起头迎着父亲：它也没咬过！
.......
那是我第一次逃课。我带着大巴在岭上不吃不喝呆了一天。
天擦黑的时候，我蓦地想起村外那些平时闲置、冬季储菜的地窖。我带着大巴钻进庄稼地，路过一个不知谁家的草垛，撕出捆干草抱上，选个偏僻的菜窖给它铺出个窝。
离开大巴的时候我跟它说了很多，大体是老实呆着不许叫唤我会回来送吃的一类......大巴感觉到了不对，局促不安地盯着我看，但它终究不明白这背后有什么反常。我折来刺槐掩上窖口的时候，听见它在里面挠着夯土发出几声哀鸣。
那几天喇叭里反复滚播上头指示，村头村尾血雨腥风，狗的惨叫成为我记忆里最凄厉的声音。许多人家直接把狗皮搭上墙头晒，惹来成群的苍蝇盘旋嗡嘤。
倒是上顿下顿的大锅狗肉，让全村老少开足了荤。
生产队长带着打狗队来家好几趟，有一趟还赖着等了半晌。
父亲解释说狗送出去了，不养了。
那些人摆弄着带血的挠钩说这事得有人证明才行。其实送不送结果都一个样，上头指示全县一盘棋，不留一条活狗。
队长说全村数你们家狗大，打别人不打你家的说不过去。
父亲哀求能不能再容两天，我们一定把那狗东西找回来。
那些人摔门走的时候，父母一直陪着笑。我揣着一颗怦怦乱跳的心咬牙切齿！
当天夜里，父亲把我从被窝里薅起来。母亲在炕的另一头边拍打刚睡下的老二、边奶着俩月大的老三叹气。
父亲结口钝腮，说得把大巴交给他们了，队干部说不交秋上就不分口粮，爷爷奶奶还有咱们，就指着口粮过，这事不了，一大家子咋活？
我默不作声，眼泪鼻涕流了一脖子。
第二天一早，我正往布袋书包塞地瓜。一旁父亲表情复杂地看着我。突然，院门外“汪汪”响起两声狗叫。
是大巴！
在那段鸡都不敢打鸣的日子，这两声狗叫宛如平地惊雷炸了街。
无法形容大巴见到一家人的心情，它不停地转着圈，在每个人身边嗅来蹭去，喉咙里发出阵阵呜咽。
狗通人性，的确，可要它一连几天躲在黢黑的菜窖里，就算是个人，又能憋得了多久？
再者说了，让一只狗去通人性的“恶”，恐怕更是难为它！狗若有“三观”，所有的人都善、都可以成为他的主子，它可以效忠每一个人。但我们却用畜生般的恶，去对付一个心存向善的畜生，这就龌龊了。
我恨不起那些取一条狗命都要上纲上线的人，我只恨不听话的大巴，好不容易把你藏好就去给你送吃的了你咋自己跑回来了呢？你不知道这里的人都想置你于死地啊！
大巴顺从地跟父亲去到老茶树下，父亲用铁链拴好它。
堵在胡同口的打狗队放心地围上了院门。
见到一队撅头棍棒，大巴似乎意识到什么，它拖着铁链狂躁地怒吼起来，不停地跃起冲撞，挣得茶树哗哗作响，一时泥芥四溅，树叶横飞。
有那么一刻，我多希望大巴能挣断铁链、撞折树干，但是它没能做到。
一如父亲说的那样，它老了，老得毛色暗淡杀气不再，老得裆里沾满了尿泥草籽都浑然不觉，老得一袋烟功夫便余力耗尽、口吐白沫......
大巴不再挣扎，它吐着舌头蹲下来大口地喘息，干瘪的腹部剧烈起伏着，两只眼眶噙满了泪水。
父亲推了我一把，说你出去吧。
生产队长岁数比父亲大，对我说你别恨大爷，大爷我也是执行上头......我挡开他伸过来那只在我看来沾满狗血的手，狠狠地甩了他一句“去你大爷的！”
我在二叔家呆了好几天才回家。
院子里垫了黄土，茶树下隆起一个新丘。
来年，老茶树焕发了一样疯长，惊奇的是半腰横空鼓出个瓢大的树瘤，像极了大巴的狗头，依然朝着柴门的方向。
打那，我再没怎么养过狗——当大巴成了那个年代的牺牲品的那天起，我就知道我过不了这个坎。
四十年过去了，我与大巴的情结，不管过去还是梦里，始终没能逃出那一尾巴的距离。而如今，每每看到周围的人们侍狗如宠，看到周围的狗们媚主求荣，我就想起摇着尾巴昂首走在我前头的大巴，日日夜夜，寒来暑往。
二〇一七年一月十五日于广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