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遇而安》
“随遇而安”，应该是一种人生境界。而且是一种带有道家思想的超脱现实的精神境界。
“随遇而安”，主要说的是“遇”和“安”。这种“遇”和“安”绝不是指人的上升期，人的上升期往往想的是“齐家、治国、平天下”，想的是建立事功。只有当仕途和人生遇到了坎坷，人们才想到随和安。可见“遇”，并非一个人主观上的积极争取，而是客观上随之而来的遭遇。
于是我们常常安慰病人说：既来之，则安之。面对突如其来的疾病，不安又能怎样呢？只有安下心来，才能更好的治疗。
于是我们对遇难者的亲人说：节哀顺便。面对突发事件而失去的亲人，不顺便又能怎样呢？往事不可追，只能顺便。
但是，“随遇而安”绝不是一种完全消极的人生态度。它始终包含着积极的成分在其中。
“随遇而安”表面看上去像似一种对人生的“认命”，一种对命运的低头，其实在那些不甘心命运摆佈的人的心里，这是一个绝佳的休养生息机会，他们随时在等待着云开日出的那一天到来。
作家毕淑敏，年轻时曾在西藏当兵，在海拔4000一5000米的雪域高原，她经常顶着零下30多度的严寒与男兵一样急行军，一走就是40一50公里。实在忍受不了了，她真想一失足从山坡掉下去，但是青春用生命的活力把她拽了回来，是“随遇而安”让她挺了过来，让她捕捉到更多的人生机遇……
作家史铁生，18岁到陕北插队。艰苦的生活环境让他20岁就坐上了轮椅，看到别的年轻人活蹦乱跳，自已只能呆在家里，他曾几次想到自杀，是“随遇而安”把他留了下来，为我们写下那么多带有灵魂深度的好作品……
“随遇而安”，更多的时候是一种处世的心态。
对曾经的权势者而言，失势的生活是一种“随遇而安”；对曾经的财富拥有者而言，失财的生活是一种“随遇而安”；对曾经的美人而言，迟暮的生活是一种“随遇而安”；对曾经健康的人而言，与疾病共同生活是一种“随遇而安”……
同样的生活经历，不同的人之间感受也不相同。
同样是作家，同样被打成右派，当记者问道这些年的艰苦生活是怎么过来时，丁玲说是“逆来顺受”，汪曾祺说是“随遇而安”。后者的心态显然比前者积极许多，事实证明汪曾祺在他的“右派”生涯中的确找到了一种苦中取乐的随和安，平安的度过了那段被改造的苦难生活。
作家梁晓声也说：人在任何时候，都可能有两种生活态度：积极的生活态度或消极的生活态度；过着两种不同的生活：快乐的活着或沮丧的活着。
“随遇而安”，看似消极，其实是一种面对困难的积极生活态度，它能让我们虽遇到逆境，仍能快乐的活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