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日休假在家，不曾出过院门，最远的地方便是大门胡同里的柴火堆，也因着母亲着急烧火做饭才去的。母亲怪我，应多出去走走，我便以天气太冷为由推脱着。
家里时不时有乡亲邻里过来串门，见我在家，总会问我结婚否，工作如何之类的问题，大多时候是不乏礼貌地回应着。
冬日清晨的日光来得很晚，但也在几声鸡叫中，东边慢慢地泛白了，那日光先是洒到那高高的西山之上，再慢慢地到西墙根。等喜鹊叫起来，该起床了，掀开门帘，呀，满院都已是阳光了！
天气好，串门的也多了起来。先是来了个大妈，不一会又来了个大婶，她们便和母亲拿了小板凳，坐到了南墙跟拉起了家常。有说有笑，就像老闺蜜在聚会，算一算，平均年龄，也有五六十了吧。
我拿起手机，要拍下这画面，被发现，她们都笑了，整整头发、衣服，要我给她们拍。在镜头下，虽已历经半百人生，但依然有些小姑娘般的娇羞。给她们看照片，都说，哎呀，老了老了，不上相了。
阳光格外暖，我便也坐到了旁边。她们谈论着，进了腊月这两天，谁家杀了猪，杀了多少斤。提到一位叔，说他家的猪杀了将近400斤，目前排名第一。还说，年初买小猪的时，大家一起挑选，谁都不想要那头小猪，说是长得丑，结果人家要了，谁知特别好喂。用我妈的话说，无论白天黑夜，什么时候喂，那头猪都会吃，而且不管生的熟的，一概收入腹中。最后她们一致认为，是这家叔走运，命好。养什么猪也是命定的呀！
说着说着，大婶突然黯然起来，低沉地说，她家老妹子前一阵没了。气氛冷了下来，母亲和大妈都很吃惊，觉着年龄都比她们小的，早些见，还是硬朗朗的一个人，怎么突然就没了。
大婶说，是感冒引起的，没太当回事，输了一天液，第二天一早起床上完厕所后，回来，就倒下了。大婶说得很平静，望着不知名的远方，脑海里定都是她老妹子的影子吧。三人感伤了一阵，似乎对生老病死已然接受，都说这是命，人的寿辰是老天爷定好的。
大婶说，老妹子去了，也将常年困扰她家二姐的病痛带走了，如今二姐好多了。听着这话，不禁觉得有些邪乎，但我还是选择相信。
两位长辈把焦点转向我，问了我的工作什么的，最关注的还是我的婚姻大事。母亲也在一旁插着话，怪我还不结婚，又列举了村里的比我小的那些妹妹们，孩子都好几岁了。我只能附和着，说着，快了快了。
她们竟都提议，要给我在村里办婚礼。大妈说，到时候她把我家的鸡鸭猪都弄到她家，让我妈专心准备；大婶说，到时候她会来帮忙收拾家里，贴喜字、贴喜联，保准红红火火的。我推脱说，在家里不会很麻烦吗？妈说，一点儿都不麻烦，现在村里办婚礼，也是包给外面的饭店，他们会把锅碗瓢盆，吃食以及桌椅都带过来，只要告知他们要几桌就可以了。
如此，我也有几分期待了，若自己结婚，全村里乡亲都来参加，吃着流水席，听着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与乡亲们说笑着，那也定是美满的吧。
家里的水缸没水了，水管又冻了，父亲要去一个大伯家挑水，要我跟着帮忙去接水，说是下午1点钟，那家就要开始杀猪了。
我本不愿去，在家散漫得很，连脸都懒得洗，穿着母亲做的花棉裤，黑不溜秋的大棉鞋，还围着个大围裙，若出门，怎么得拾掇拾掇，又觉着麻烦。怎奈父亲一个劲儿地催，母亲和她的两个闺蜜也附和着，我只好将大围裙脱了，就随父亲出门了。
路虽不远，还好也没遇到什么人。到了门口，院子不大，铺着洋灰地面，房子虽小却也刷了白灰，一扇小门上挂着厚厚的花门帘，在满院的阳光下，格外显眼。
一口两臂长的大锅架在三块大石头上，锅下放了大劈柴，大伯正蹲在锅旁点火，我打了声招呼，便随父亲进了院子。
这位大伯高高的个子，衣服虽旧些，确也整洁得体，七十几岁了，可看起来却像五六十岁的。这家大妈去世的早，也没有儿女，大伯一个人生活。一会儿忙这，一会儿忙那，为杀猪、还有杀猪宴准备着。虽一个人，日子却也过得体面！
中午了，杀猪的帮手们陆续来了，也都很热情地打着招呼，说是上午刚刚杀了一头，也刚刚吃了杀猪宴，先歇歇，便坐在南墙根的阳光里东南海北地聊着天。
这七八个人中，大都是三四十岁的壮劳力，其中三个是我们村的上门女婿。村里的年轻小伙子，都去哪里了，又在哪里奔波呢？
想起父亲经常说的话，再过几年，村里没有养猪的了，更没杀猪的了。
会是如此的吧。
见他们准备开始了，父亲便不挑水了，来帮忙做饭的大婶让我留下，吃肉。我帮不上忙，觉得不便留在那里。便随父亲离开了，刚出院落，一声清脆的猪叫响彻在这老村落里，击在冻得硬邦邦的泥土地里，又蹦得老高，让蔚蓝澄净的天空荡荡漾了。
随即便是嘈杂的热烘烘的应和声：拿盆接血，拿柴烧水，拿菜开宴……
父亲说，那家大伯的猪杀了180斤。
这年，有味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