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曾说，梵高的最后一幅画“奥维尔教堂”反映了他最后的信仰—上帝，这简直让人笑掉大牙。
其实早在梵高着手绘画之前，他心中的上帝就已经死了。梵高早年也曾是心怀苍生，悲天悯人，看到世间的穷苦困顿，立志要成为一名牧师，去慰藉那些无处依靠的灵魂。不过，当他来到矿区博里那日布道后，上帝便慢慢开始枯萎了。
那里的人只有两条路，不是在暗无天日，煤灰飞扬，毒气肆虐，且闷热如烤炉的地下层挖煤，就是因矿难或者肺病一命呜呼。越接近他们的日常生活，梵高越是觉得自己的布道苍白无力，空洞无物。他渐渐地连自己都不能说服自己。
亲眼目睹了一起严重且大规模的矿难后，梵高终于彻底明白，关于上帝的那些话，其实全是孩子气的借口和推脱，是受了太多苦难的人的自欺欺人之言。
所以对他来说，博里那日之后，再无上帝。
迷茫无助之际，他只是呆呆地望着矿工们继续早出晚归。不经意间，他掏出纸笔开始描摹他们。日复一日，一笔一划之间，不但矿工们的面目渐渐清晰起来，他自己的心也跟着敞亮明朗了。
虽然上帝是不存在的，但那句名言—上帝关上一扇门之后，总会在别处重新开启另一扇门—倒是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自此之后，他开始以描摹平民大众，自然风景为业。当然非科班出生的他，一开始的作品都还完全不像样。寄居在父母家时，父亲问，如果到头来你的作品还那么糟呢？梵高回答，艺术家就得冒这个风险。
其实他所冒的风险远不止于此。因为他只专心绘画，完全没有其他谋生手段，所以他的日常生活全靠弟弟提奥接济，可尽管梵高勒紧裤腰带，日子还是过得入不敷出。所以他常常好几天断粮，只靠一点劣质咖啡充饥。物质的匮乏在他看来倒还是其次，在他渐渐对自己的绘画才能开始怀疑，想请教行家指点迷津的时候，得到的却尽是摇头与叹息。
换做一般人，可能就另谋出路了吧。可是他的确不是一般人，他不转弯，他不转弯，他就是不转弯。
他没日没夜的临摹前辈的作品，徒步几小时去拜师学艺，一而再再而三地重画。
等到他觉得自己略有火候之时，他来到了弟弟提奥所在的城市巴黎，那是印象派聚集之地，只不过彼时这画派还并未大行其道。弟弟说，印象派是颠覆传统，开启新世界的未来之星，而梵高的画技虽然还需磨练，但画风却与印象派主张不谋而合。
在接触了好几位印象派画家后，梵高又开始质疑自己了，他觉得跟他们相比简直就是龟兔赛跑，他的画一会儿像高更，一会儿像塞尚，一时间，画跟人都找不着北了。可是就算这样，他还是继续在这条道上一根筋地跑着，绝不转弯。
后来他又搬去了夏日太阳炙烈，冬日西北风呼喝的阿尔。在那儿，大夏天的，当地居民都闭门休息，街上少有人影，他却连帽子都不戴地一连几个小时在毒头烈日下作画，冬日，风刮得人摇摇欲倒，他呢，还是硬把画架叉进土里作画，那画，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简直就像喝醉酒后画的。
长期在这种恶劣的天气下作画，再加上饮食不当，失于调养，而且作画时常常兴奋过度，激情泛滥，最终，他的精神病犯了，他割下了自己的一只耳朵。
在精神病院里，他又大开眼界，每天都有稀奇古怪的病人发病，最不能让他忍受的是，照料病人的修女们每天嘀嘀咕咕的祈祷默念，这无形中总让他想起博里那日的那些惨淡岁月。
最终他又搬去和弟弟弟媳一块住了。在那里，他其实已经身心俱疲，没有力气与欲望再作画。提奥的生活也捉襟见肘，受了弟弟十多年资助的哥哥不想再成为弟弟的负担，于是，他开枪自杀了。
之后他的画在拍卖所拍到几千万都与他无关了。一次次拍卖其实是世人对自己不自知的嘲讽。现在我们都说他是天才画家，其实看过他穷困潦倒的生活，受尽冷眼嘲讽的遭遇，笨拙幼稚的绘画开端，不断质疑自己却又不转弯的勇气，我们或许可以认为，成就天才虽然需要天赋，但更重要的是强大的承受力，不受旁人左右，为自己的坚持担待到底的毅力与勇气。
不过，只有这些，也许天才还是要覆灭。好在梵高还有弟弟提奥。
在博里那日，提奥看到那几张幼稚且毫无章法的素描以及哥哥视绘画如重见天光一般的激情，就决定资助哥哥，使其可以心无旁骛地专心作画。这一资助，就是十多年，直至梵高陨灭。就算他拿着哥哥的画给绘画界伯乐鉴定却遭到否定的时候，他也没有劝哥哥另寻他路。
而当梵高刚刚来巴黎，受到印象派冲击，开始灰心丧气时，提奥说，你要耐心，你要给自己时间，过个一年你的画就顺了。当他下班回来累得精疲力尽时，兴奋的梵高还要拉着他讲他的绘画心得，和他讨论绘画理论，甚至半夜，梵高都会把他拉起来，天花乱坠地夸夸其谈。这些，提奥都包容了。
最后，当梵高从精神病院回来住在奥维尔，提奥受到解雇威胁，而且儿子重病，自身也难保之时，他也不忘挤出绵薄之力资助哥哥。
虽然说提奥对哥哥十多年的资助终也抵不过哥哥一幅画的价值。但提奥的深情与法郎是雪中送炭，而如今的高价拍卖却只是锦上添花，无炭取暖，则人有性命之虞，而无花点缀，锦却依然自有其熠熠之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