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嗨喽，教授，你好吗?” 一位修长健硕的年轻人，站在我的教室门口，向我挥手招呼。他的声音隔着口罩透出，低沉悦耳。
开学四周了，我每天对着空无一人的教室上直播课。忽然看见有学生真人现身，实感意外。忙问，“你是我的学生吗？哪门课的，国际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
“我叫泰勒˙布朗，是工程系大四的学生。可以来旁听你的国际经济学吗？”
泰勒的一双湛蓝色眼睛，显得特别灵动，那是他脸上唯一裸露在外的部分。他背了一个深蓝色的大书包。书包的带子扯开他那件靛蓝色波罗衫的领口，露出肌肉饱满的前胸。天青色的口罩协调起他身上各种色调的蓝，让人感到安稳，沉静，好像微风，吹进空荡，燥闷，又带点伤感的走廊。
面对我询问的眼神，泰勒解释说， 他的实验室在四楼，每天上下楼梯，都能听见我在教室里的说话声。隔着落地的玻璃门，他还看到我手臂挥舞，在教室里来回踱步。他原以为屋里坐满了学生，结果发现空无一人。他好奇，什么课会让一个人的教室，同样的活色生香。
见我右手端着一杯刚泡的西湖龙井，左手拿着一摞图表，泰勒礼貌地替我推开门。他四面瞅瞅这间只摆了九个座位的教室。教室的一边是三扇落地大窗，后面摞放着十几把撤下的椅子，黄色的胶带把椅子缠绕一圈，黄胶带上是粗体黑字，请勿挪动。天棚上装了三个摄像头，一个对着黑板，一个对着白板，一个连接计算机的大屏幕。墙角挂了四只方形的喇叭，黑板上面还悬着两只圆形的。这是疫情后的教室模样，座位之间两米距离，摄像头和喇叭四周高挂。
就是这样，泰勒成了我的学生，教室里唯一的学生。我的那些“唱独角戏”的落寂和挫败感，也因为有了一个学生，瞬间消失了。
三月中旬那会儿，疫情袭来。州长一声令下，麻省封城停课。学生们几个小时全部撤离了学校，一周以后所有课程转成了网授。整个春季学期，我每天对着电脑，干巴巴地一条条地往下念，做成录像发出去。看不到学生的笑脸，听不到他们的提问，没有了考试，没有了问卷，当然也就没有了答案。对着黑漆漆的电脑屏幕上课， 比一个庞大的乐队对着空无一人的演奏大厅还要悲催。音乐响起，尽管没有观众，乐手们会很快沉浸在曲目当中，忘记了无人聆听的尴尬。而一人一机一讲稿，受挫的感觉远不止尬尴了，还有担忧，心虚，不确定……
所有的人都没料到，疫情居然把秋季学期扰的不能恢复正常。现在，一年级新生和四年级毕业班返校上课，其他学生还得躲在家里上网课。虽说我应该在家里上课，可我一个人照本宣科，学生隔空择时地去看录像，实在不是我想要的课堂。我向学校申请回教室上课，哪怕是没有一个学生的“空城计”，也要在教室里面唱。老美同事们很诧异，“没有一个学生，出门又有感染的危险，为什么呐。别人抢着躲在家里，你倒好，非要来学校。” 最后，我去校长那里立下了“生死状”，才获准了一间不大的教室。
我又可以像早先一样，站在讲台中间，手里拿着一支长长的蓝水笔，在黑板上写下重点，画图表，推导公式，随意地跟学生们有问有答，摄像机，加上看不见的信息系统，把这一堂堂的经济课，散发出去，送给守在另一端的学生面前。尽管这已经是最有效率的教学方式了，可是望着一排排的空座位，加上我的隔空提问，时常无人应答，我还是会感到懊恼和沮丧的。
泰勒来了之后，虽说增加了一些不便，像讲台前面放上一个透明玻璃的屏风，老师学生必须都戴上口罩，终究还是有了课堂的气氛。泰勒埋头写笔记，也举手提问题。一次他问道，“为什么把博弈论运用在两国厂商的相互竞争上面？” 没等我回答，我头顶上的喇叭里就响起了碧安卡的声音。碧安卡是经济系的善辩高手，从理论到实证，言之有据地解释着她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其他学生头像下方的麦克风，也纷纷打开，热烈的讨论一直到了下课的时间。
上个星期我们第一次考试。泰勒做的图表精确，计算无误，拿了全班最高的96分。我赞叹说，“泰勒，像你这么好的学生，当年来学经济多好。”
泰勒笑着说，“一直到上个学期，我都是个经常逃课的家伙。有时间就去健身房，要么和同学去打美式橄榄球，去北边缅因州滑雪。三月份停课以后，我才发现，我很喜欢那些电路设计，还有各类的需要动手的实验课，甚至这门经济课，我也很感兴趣。”
“看来，我们都像都铎的小说《最后一课》里面的那个小弗朗茨。到了最后一节法语课上，小弗朗茨才意识到法语是多么的优美，来学校上课又是多么的快乐。我也是一样，停课以前，特别盼望节假日，可我现在特别怀念学生们坐在教室里上课的日子。”
好几个星期，泰勒总是按照规定戴个口罩，我一直没有见过他的“真面目”。前不久，泰勒端着一杯龙井袋茶来到教室。课间休息了，我们各自端起茶杯，拉下口罩，喝几口水。我这才发现泰勒是一个多么阳光大气的英俊小伙。泰勒举起他的纸茶杯，隔着讲台前的透明玻璃屏风，和我干杯。我的瓷茶杯碰到玻璃，发出了一串清脆的声音。他的纸杯却好像唤不起玻璃的共鸣，还洒掉了半杯茶水。他迸出的那个笑脸，仿佛能够点亮半片教室。
今天星期五，正好是9月11日。我一上楼梯就看见泰勒站在教室的门口。泰勒穿着黄色的全身防护服，护目镜，长手套，还戴着白色的N95口罩。我忍不住地笑了，“外星人呵，你想这付装备去参加今天的波士顿纪念马拉松吗？”
泰勒笑着摇摇头。笑声从他严实的口罩里面挤出来，失去了往日的爽朗。他接着说， “我们电子工程课的一个同学，新冠测试结果呈阳性，已经住进医院了，昨晚又上了呼吸机。我们全班同学加老师今天要住到学校旁边的旅馆里，隔离两周。”
尽管泰勒竭力表现出平静，我还是听出他声音中的颤抖，看到了他眼睛里的恐惧。我僵硬地立在那里，脑子短路，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咚的一声落下。我只看到泰勒的口罩，随着他说话，夸张的鼓起，又深深地凹进。是口罩里面空气稀薄吗？还是他说话格外的费力气？我不能判断。在那个瞬间，我忽然觉得病毒可以离我们这么的近，生活可以如此的无常，年轻的生命也会同样的不堪袭击。
“9月25日，我们才能解禁。请为我签一个听课许可，我可以从远处看你的直播。”泰勒放慢了语速，一字一顿地说。
我一直目送泰勒走到楼梯的转弯。他忽然回过身来，挥挥手，高声说，“Hakuna Matata 不用担心。” 这是电影《狮子王》里的一句台词。上次他把绿茶洒了一地，我边擦水迹，边玩笑地说起过这句非洲马塞人的谚语。
我走进空无一人的教室，把已经上网等待的学生们，逐个签进教室。我停顿了很久，不知道该说什么，最后，才从心底掏出来两句话，送了出去，“从今往后，我又是只有你们了。我们要上好每一节课，不枉我每天冒险来学校教书，也不枉你们在病毒依旧泛滥的今天，还能够继续读书。”
学生们的头像哗哗地传上来，很快把巨大的电脑屏幕都占满了。我听到了他们每一个人的声音，也看到了他们每一个人的笑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