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恳求你，请问现在几点钟？”
“你应该问我现在是什么时候；森林里没有时钟。”
（莎士比亚）
“晚安。”
输入这两个字，按下发送键，你被刑满释放了——作为社畜与薪奴。
你卸下精致妆容与笔挺领带的“枷锁”，一头扎入了各式垃圾快乐中不能自拔，从这个屏幕到那个屏幕时，我们把时间切割成越来越薄的薄片，直到它从指间流逝殆尽。
尽管我们脑子深处还是有个时钟，或者说是第二日重回“社会监牢”的倒计时，在滴答作响。
于是你采取了反击。
肥宅快乐水、甜食、肥皂剧、无脑综艺、一人份豪华宵夜、酒精……这些物质让我们的血糖飙升，迎来多巴胺的温柔抚慰，并麻痹了我们的烦恼、悲伤与忧愁，让我们遁入了一个由化学变化所引发的幻想世界。
在这个“欺骗性现在”的时间中，那恼人的“滴答滴答”似乎停止了，一切都令人欢愉惬意。
虽然最后你在沉沉睡去之际，脑里和胃里又一次充满了空虚与懊悔，像往常那样——
“我发誓，明天开始一定要早睡早起……”
夜复一夜，日复一日，周复一周，年复一年。从深夜到清晨，从幼儿园到退休，我们为了节省时间而匆忙过活。但效果甚微。因为只要是生活在现代社会，我们的生命时间从一出生就已经处于经济法则。在这套时间经济学的支配下，每一个人生阶段都按照标准化履历表在行进着：某人从何时起到何时止是儿童，从何时起到何时止是青年，从何时起到何时止是成年；哪些时间要准备服役或者哪些时间要用于孩子的生育和教育；什么时间离休或退休。
从法律上，这些都是强制性的；从伦理上，你对这一套时间结构也再熟悉不过，听听：“什么年纪该做什么事。”
用线性的方式来体验时间——持续向前，持续做事和完工，持续忙碌，持续加速，持续增加动力，直到不晓得要如何停止。
这套社会时钟而不是自然时间，最终把我们从“生活的人”（human beings），变成了“做事的人”（human doings）。
“休闲时间”：现代消费社会的腹黑心机
“996”“007”还是“247”？
不，这些咒语般的数字不是你考虑的范围。
你能掌控的，只有今天是否再偷喝一杯珍珠奶茶（备注：少糖多料）、周末凑几个人去开黑，或是趁“618”还是“双11”去勇敢清空（小部分）购物车。
只是千算万算，你还是算不过这个现代消费社会的腹黑心机。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不是思想——而是劳动，将人与动物区分开来。人不是理性动物，而是劳动动物，其生命被分成两个区域：用于生产的时间和用于再生产的时间。
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周末”的概念依附于“工作日”，也就是说，周末是一种被动的消遣，却又是必须消磨和驱赶的。
因为只有你休息好了，才能继续去上班——“周一忙day，周二求死day，周三未死day，周四受死day，周五福来day，周六洒脱day，周日伤day”……网友的黑色幽默总是透露着事实的真相。
社畜的休息时间的价值还不止如此。
马克思的女婿保尔·拉法格（Paul Lafargue）在1883年出版的《懒惰的权利》一书中提出了这样的理论：资产阶级必须由勤奋变懒惰，因为工业社会不仅依赖于生产，还依赖于消费。
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则在1933年所写的《消费的概念》一文中指出，每个社会都必须应付两大主要问题：用于自我保存的生产和用于种族繁衍的生产，这体现了所有社会体系发展的起始点——消费以及对剩余产品和能量的摧毁。
也就是说，所有所谓的“休闲时间”——下班后、周末、年假、黄金周，除了作为让我们恢复劳动能力而存在，其实是一种经消费社会所精心算计的“专供消费的时间”。
这意味着更多的日用品、休闲活动、娱乐项目、信息资讯相争夺人们膨胀的视野和扩张的时间。
这些由我们在工作日里生产出来的产品，迫切地要求我们在休息日去销毁。
它们都是为了被摧毁而建设起来的——“一切坚固的东西”——从我们身上的衣服到织出它们的织布机和纺织厂、操纵机器的男男女女、工人们所居住的房屋和小区、雇佣工人的工厂和公司，一直到将所有这些人和物包容在内的城镇、地区乃至国家。
消费与摧毁，就是生产本身。
作为社畜，劳动越多，生产越多，我们的个人时间被压榨的就越多，消费的也越多。你会从有积蓄变成月光族，再从月光族开始欠花呗和信用卡，最终成为“隐形贫困人口”——每个月消费可能几千上万，但是一分积蓄也没有。
最终，我们每个人都是在空转，把属于现时的不安与欲望像垃圾处理一样寄存到“未来”，企图从那里透支一点个人时间自由。
时间加速之谬论
“没时间”“来不及”“再不……就老了”“感觉每天时间都不够用”……很多人一直在追着时间屁股后面跑，被带得气喘吁吁还要拼命追，但从来没有赶上过时间。
他们总是在想办法节约时间，省下的时间却用来失眠、焦虑与彷徨；他们总是匆忙地从一个事件赶向另一个事件，从一个信息赶向另一个信息，从一个情景赶向另一个情景，走马观花般地穿梭于“生命的诸多可能性”之中。
这让我们认定了一个“事实”：生活在加速着。
人们把加速解释成现代性的主要推动力，它们猜想到处存在着一个速度的提升，就像火车、网速与资本那样。随着这个加速，越来越多未来被消耗，而过去的贬值速度也越来越快。
这种不断挺进的“创造性破坏”引起了另一种文明问题：过时，即技术老化、废弃物产生。
就像不断推陈出新然后被淘汰的数码产品那样，为了避免成为现代社会机器的“废弃物”，人类也必须活得更有弹性——必须不断重新学习，比我们自己生产出来的产品过时得更快；必须对职业变化与社会地位的起起落落预做准备，因为“经验”越来越显得无用武之地……
所有人都被卷入残酷的割喉战里。
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在加速，这只是一种根植于“错失之恐惧”的疲于奔命感。
正如时间本身不会不够，它自己也不会加速。诸事物加快起来，是由于它们没有什么支撑，没有什么东西把它们保持在一种稳定的运转轨道上。
一切就都拥挤到现时之中。这样的现时中就会形成诸多起减慢效用的淤积。我们的时间像雪崩一般往各个方向溃散，带来了紊乱和不适感。
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将那种普遍的忙乱现象归结为这样的一种无能：“无法体会止息、悠远和从容。……时间由于缺乏意义上的重力和锚定，便永不停息地、没有目的地匆忙奔去。”
只有时间上的完结形式，才能创造出一种持续，一种有意义的、充实的时间。
最终，睡眠——良好的睡眠也会是完结的一种形式。睡着的人其实可以说是一个时间的游戏者、漫游者，也是时间的统御者：“睡着的人在一种自我环绕的圆圈中，使时间点的流动、使年代和世事的秩序紧绷起来。”（《追忆似水年华》，普鲁斯特）
一场关乎时间主权的战争
对于两个世纪以前的人类来说，天空曾是唯一的日历。人类大多依照大自然的时间来运作，与黑夜白昼、四季、潮汐及其他天地的循环同步。
我们也只有在身体出事的时候，才会注意到内在规律如何支配我们的身体——如果我们的生活违反了内在的“节拍器”，只是遵循着外在的、社会的、抽象的时间。
正是因为日益深刻地卷入全球统一时间，人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不仅存在日历上的公共时间，而且存在个人感觉上的和身体上的私人时间。
这意味着，我们希望能在一定程度上掌控时间的连锁进程，希望实现对自己的地方时间的“时间主权”。
德国政治社会学家彼得·格罗茨（Peter Glotz）在几年前就预测说，未来西方工业国家的文化战争的战场，会是在数位资本主义的不断加速与人们对于放慢脚步的要求之间拉锯。
那是关乎时间主权的利益以及各种属己时间的捍卫，这也是诸如历史上“八小时工作制”的劳工运动与今天互联网世界“996工作制”讨论的历史意义。
我们必须开发且保护个人时间，也要和公共的、经济的时间取得平衡。
慢下来，并不是解决方案。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逃脱对速度的集体狂热，从这种狂热的观点看来，放慢速度的策略实际上既可悲，有是防卫性的。那些所谓的放缓政策并不能消除这一时间危机，它们甚至掩盖真正的问题。
当然，在过去几十年来，中国人的职场生活显然变得更有弹性。依据自己内在的节奏的自由选择空间越来越大，可我们是否善用选择空间，则不无疑问：对于自己的属己时间，我们往往还是不够坚持。
柏林科学院哲学教授赫尔曼·吕伯（Hermann Lübbe）认为，对于发达国家的人们而言，他们有一种时间会越来越多，那就是“如果不自己做决定，就什么事也不会发生”的时间。
也就是说，个人时间越来越多，却都被花在电视或网络上，被那里面的时间节拍器控制住。
也就是说，当真正获得一种旷无边际的时间自由时，许多人或许更喜欢呆在公共的、经济的边缘。
因为他们一旦走进个人时间的迷宫，可能看到令人心烦意乱而茫然若失的东西。
由于我们是社会存在，因此比如降生于一个时间结构本身不断变化的社会，并要学习在社会时间中生存。我们需要的，不多不少就是一个新的时间政策，一场社会的时间管理革命。它涉及个人时间的保护及发展机会，不管是在心理、文化或经济上。
就个人而言，我们其实已经可以做些什么，只要我们不再只是把“没时间”的问题推给客观世界的种种压迫。
我们必须清楚自己在为了什么东西疲于奔命，是什么事情偷走了我们的时间，我们把时间浪费在什么东西上面，而我们原本应该把它用在什么地方，如何更加善用它、享受它，什么时候应该顺其自然。
我们可以借此培养新的观照方式。
而社会层面，“浮士德式的发展模型”或许是一种解决方案——为了生产力的长期发展，而不是为了眼前的利润。
这种发展模型不让企业家和工人把自己的生命浪费在零碎的、片段的竞争性的活动之中，而要努力把它们整合在一起。它要在历史上创造一种新的私人力量与公众力量的综合。
我们应当努力追求一种不稳定的变动中的平衡，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所描述的“智力的悲观主义，意志的乐观主义”。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