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学政张家骧任职时间为什么那么短暂

根据《清史稿》的记述，张家骧先后任过山东学政和山西学政，但没有说明时间的接续情况，而《清史列传》记述张家骧说“六年，提督山東學政，旋调任山西學政。八年，丁父憂。”这说明张家骧太公担任山东学政的时间很短暂,短暂到什么程度？为什么会这样？过去一直没怎么太注意，这些天似乎突然有所领悟（请参阅本博客 《清史稿》中的张家骧 (2010-06-03 05:12:55) 《清史列传》之张家骧 (2010-08-03 08:37:22) 等文）。

有一个资料提示了自1840年到1899年近60年出任山东学政的进士情况，我们来大体看一下：

    1840年（道光二十年），道光十六年庶吉士，江苏镇洋人李汝峤；

    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道光二十三年侍讲学士，江苏吴江人殷寿彭；

1846

年（道光二十六年）道光十五年庶吉士、太常寺卿、云南昆明人何桂清；

1848

年（道光二十八年）道光二十四年庶吉士、翰林院编修、广东高要人冯誉骥；

1852

年（咸丰二年）道光二十七年庶吉士、翰林院编修、湖南长沙人徐树铭；

1855

年（咸丰五年）道光二十五年庶吉士、翰林院编修、河南罗山人吕序程；

1858

年（咸丰八年）道光十五年庶吉士、湖南长沙人郑敬谨；

1861

年（咸丰十一年）河南罗山人尚庆湖；

1864

年（同治三年）咸丰六年庶吉士、翰林院编修、浙江鄞县人赵佑宸；

1867

年（同治六年）同治四年榜眼、广西临桂人于建章调任；

1870

年（同治九年）道光二十七年庶吉士、广东东海人潘斯濂；

    1873年（同治十二年）同治九年福建学政，浙江瑞安人黄体芳；

    1876年（光绪二年）散馆授编修，浙江会稽人钮玉庚；

1879

年（光绪五年）光绪二年庶吉士、翰林院编修、广东南海人戴鸿慈；

    1881年（光绪七年）光绪二年翰林院编修，湖南长沙人张百熙；

1883

年（光绪九年）同治四年庶吉士、翰林院侍讲、安徽休宁人汪鸣銮；

1885

年（光绪十一年）同治十三年状元、翰林院侍讲、江苏元和人陆润庠；

1887

年（光绪十三年）同治十年状元、翰林院讲学、广东顺德人梁耀枢；

1888

年（光绪十四年）光绪二年庶吉士、蒙古族赐籍满州正白旗裕德；

1891

年（光绪十七年）同治十三年庶吉士、河北遵化人秦澍春；

1893

年（光绪十九年）右赞善、天津人华金寿；

1897

年（光绪二十三年）光绪十二年庶吉士、翰林院侍讲，浙江钱塘人姚丙然；

1899

年（光绪二十五年）光绪十二年庶吉士、蒙古正黄旗人荣庆。

这个资料显示，担任山东学政的人中，没有山东人，都是外省人，这符合清代异地为官的做法，还有两位蒙古旗人，当然也是进士出身。其中，1864年的山东学政就是我们前文提到的张家两位太公的好友、鄞县人赵粹甫（佑宸）。当然，不独山东学政如此，在福建学政的列表中，我们看到了同样的情况，前后任职者分属不同的省份，都不是福建人。

   从这两个资料看，各省学政的任期似乎在三年左右。在前述山东学政中，绝大多数都是“任”，只有1867年的广西临桂（今桂林）人于建章是“调任”。这个资料上没有提到张家骧，但根据《清史稿》和《清史列传》的记载，张家骧太公确实担任过山东学政，另有一个材料上记载张家骧1867年任山东学政，而且标明了离任的具体时间是1867年9月23日，说明张家骧这个任职时间确实很短暂，似乎不到半年。而据《翁同龢日记》同一天的记载：“张家骧放山西学政，于建章调山东。”印证了这个离任时间的说法是十分精确的。在这段日记中，翁同龢没有提到其他人任学政的情况，一般学政任命时都是很多人一起公布，《翁同龢日记》往往会罗列十多个人以上，但这一次，只提到张家骧和于建章两位学政的任命情况，似乎说明这是个特别的安排。

   为什么朝廷把张家骧调任山西了呢？在山东干学政有何不可呢？因何非把于建章调来山东？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吗？经过查证，于建章原任山西学政，没有到任即调任山东学政，显然是和张家骧进行了对调，而张家骧和他的情况正相反。

我们从《同治朝上喻档》中查到一个资料，1867年（同治六年）7月28日,有关各省学政任期的情况（见上面），看这样子，学政满三年，或者虽不满三年，但办完岁考的就可以更换了。同治六年应该更换的就有“顺天、安徽、江西、浙江、福建、湖北、湖南、河南、山东、陕甘、四川、广西、贵州、江苏、山西、广东、云南”共十七个省的学政，其中山东和山西原任学政分别是赵佑宸和林天龄。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在同治三年任命的一批学政。《翁同龢日记》1864年9月1日记载说：“是日放各省学政,丙辰同年居其四”。次日：“顺天学政庞钟璐，河南欧阳保极，山东赵佑宸，陕甘钟宝华，四川杨秉璋，广西孙钦昂”等，这些人都是上述提到的应更换的学政，包括赵佑宸和林天龄。

   这个奏章上去只三天，同治皇帝就任命了新的学政，其中就有山东学政张家骧和山西学政于建章，《同治朝上喻档》同年8月1日上喻（见下面）中还有一个大名人张之洞（湖北学政），帝师夏同善（浙江仁和人，今杭州人）任了江苏学政，但是没过几天又换成了鄞县人童华，不知何故。时过25天，同治皇帝又颁布了一个新上喻，同年8月26日（阳历1867年9月23日）“上喻，于建章著调任山东学政，张家骧著调任山西学政，钦此。”同治皇帝搞这样的对调有什么意义呢？是多此一举吗？有必要吗？

我想来想去，之所以把张家骧和于建章对调，可能是与各省学政前后任的安排规则有关，我们在前述资料上看到，无论是哪里来的山东学政，前后任职者都是不同省份的人，如1852年的学政是湖南人，1855年的学政是河南人，1883年的学政是安徽人，而1885年的学政变成了江苏人。而唯有1864年的学政是浙江人，而1867年的接任者张家骧也是浙江人，甚至同是宁波府人，更甚至同是宁波府鄞县人，结结实实的一个同乡学政，都去了相同的省份任职。这样的人事安排是不是有点不合适了呢？会不会影响到官场，特别是学官任职的公平公正呢？是不是朝廷突然发现并意识到这是个问题呢（虽然似乎问题不是太大）？需要调整一下？

或许正是这样的缘故吧。

   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

   和于建章相似，张家骧任山东学政应该也是没有到任就转任山西了。但是他显然没有干满三年（应该是干满了两年），因为同治八年（1869）十月二十日其父亲张善元去世，他回家丁父忧了。

   山东学政张家骧异常短暂的学政任期如下：1867年8月1日（阳历1967年8月29日）至同年8月26日（阳历1867年9月23日），满打满算，不足一个月，而且太公没有到任，有些资料没有记载到他，也就可以理解了。

   事情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