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老师:蜜读团队
他们十年饮冰、难凉热血；他们心怀阳光、执着勇敢；他们是文学的信徒，书海里的书虫，梦想的践行者。志在开发让人更轻松、更简洁、更高效的阅读方式。
本次解读的书是《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本书是历史学家钱穆的专题演讲合集，分别就中国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的政府组织、百官职权、考试监察、财经赋税、兵役义务等种种制度作了概述。文字凝练，内容扎实，不失为领略中国政治制度概貌的一本好书。
我想，很多读者都和我一样，对历史的认识依旧停留在高中历史课本上。自毕业以后，我脑海中大部分历史知识都荒废了，只剩下一些细枝末节，模糊不清的部分。看完这本《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我又重新拾起了一些有趣的历史片段，像“三公九卿”“三省六部”这些从前课本上的名词，在脑海里又一次鲜活起来。
除了详细地为读者普及古代政府的政治制度，本书最重要的贡献是为读者细数了中国古代政治中的利弊和得失。
钱穆是我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生活的年代恰好是中国政治制度频繁变革的时期。当时，大批有识之士都在为“解放”中国，为“废除封建制度、建立民主共和”而努力。然而，在人们反思中国落后的同时，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全盘否定传统和历史，认为中国过去几千年的政治制度全都是封建糟粕[p。
钱穆先生认为：我国古代的政治制度有得有失，但绝不像别人所说的那样一无是处，完全“专制”。我们不能因为它有弊病，就把历史全部抹杀。
看完这本书，你会明白中国很多“看似封建落后”的制度背后，其实有着深刻的意义，它们的贯彻有的是不得已而为之，有的则带着良好的初衷。而且钱穆先生一再表示，任何制度存在一两百年之后都会出问题，我们后来看到的充满弊端的制度，在最开始运用之时也是好的，只不过它们在时间的推移中，没能随机应变，变得越来越僵化，越来越脱离现实。
看待历史要用广博的目光，千万不可将历史全盘否定。只有学习历史的长处，借鉴历史的短处，才能对当下改革有积极意义。这次我们就一起阅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在那些古老的政治制度中穿梭遨游，静看历史的演化与变迁。
汉代（公元前 202年－公元 220年），是继秦朝之后出现的朝代，在中国历史上极具代表性，扮演了承前启后的重要角色。在了解汉代的政治制度时，我们将从政府组织、选举制度、赋税制度、兵役制度四个方面来讲。
说起汉代的政府组织，和我们想象中不太一样，并不是皇帝一个人说的算。表面上皇帝是国家唯一的领袖，但实际政权并不在皇上手里，而是在宰相手里，宰相才是政府真正的领袖，负责一切实际上的政务。
汉代的中央行政制度为三公九卿制，这个历史课本上就曾讲过。三公为丞相、太尉和御史大（dà）夫，丞相管行政，是文官首长；太尉管军事，是武官首长；御史大夫主管监察，并辅助丞相掌管政治事务，相当于副宰相。
九卿分别是：太常，掌管祭祀鬼神和教育事务；光禄勋，掌门房，兼掌敕 [chì]诏及吏僚人事，就是掌管下诏书，以及选官和安排活；卫尉，掌管宫廷卫兵；太仆，掌皇帝出行的车马，兼掌全国武装兵器和驿站；廷尉，掌管法律；大鸿胪，掌礼宾，兼掌外国及属国交往，相当于外交部；宗正，掌皇帝族谱；大司农，掌全国经济；少府，掌皇室财政，兼掌官营手工业作坊。
汉代地方政府的行政制度为郡县制，地方上有 100多个郡，一个郡管辖 10至 20个县。郡的最高长官为太守，县的最高长官为县令。古文《桃花源记》中“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这里的太守就是郡内的最高长官，相当于现在的省长，但管辖范围比现在的省小得多。
汉代的中央和地方政府需要大批官员，那这些官员都是怎样选派上来的呢？下面来看看汉代的选举制度。
汉代的选举制度，历史上称为“乡里选举”。“乡里选举”最开始分为两种：一种是新皇登基时从各地招纳贤才；另一种是有特殊才能的人毛遂自荐，譬如政府今年要派人出使匈奴、西域，需要通外语，能吃苦，善于应变的人，政府会下诏征求，只要认为自己有此才干，就可以来报选。
后来出现了一种定期的选举，就是选举孝廉。历史书上称为“举孝廉”，孝廉指的是“又孝顺又清廉”，其实就是品行好的人。汉武帝元光元年初，下令各郡每年要推举孝廉一到两人，为国家物色人才，这些被举荐上来的品行贤良者便可以做官。
再来看看汉代的赋税制度。
汉代的税收是比较合理的，轻徭薄赋做得很到位，一般百姓收获了一百石 [dàn]谷子，只需要纳粮三石[dàn]多一点就行，真挺少的。也就是说，收税比例，只有 3%左右。甚至在汉文帝时期，曾全部免收田租，长达十一年之久。
但汉代的税制有一个大弊病，就是当时政府的土地政策比较趋于自由主义。土地的所有权属于农民，你怎么用、种什么，政府都不管，只要按时纳税就行。当土地属于农民时，就可以自由出卖，一旦土地可以买卖，就容易形成兼并。
富有的地主买来贫民的土地，让贫民成为佃农，收取高达十分之五的租金。佃农收获了一百石粮食，其中五十石要交给地主，而地主只需要向朝廷纳粮一石半多一点就行。所以，政府的租税愈轻，地主愈得便宜，农民却得不到丝毫好处。而朝廷也没有采取相应措施，比如禁止土地买卖，来防止农民受到地主剥削。
然后，就是汉代兵役制度。
汉代兵制和现在的韩国一样——全国皆兵，每个壮丁到了 23岁都要为国家服兵役。汉代的国民兵役分三种，一种是到中央作“卫”兵，一种是到边郡作“戍”卒，一种是在原地方服兵“役”，每个国民都会轮到这三种。各个地方会根据当地的地理形势，训练不同的兵种，每年为期一个月，北方训练骑兵，南方沿海训练水师，中原训练步兵等。
除了服兵役之外，壮丁还要服力役，就是替国家义务做劳工，像现在修公路，建高铁召集民工一样，只不过在古代这是一种纯义务劳动。
了解完汉代的政治、选举、赋税和兵役的概况，我们再了解了解汉代政治上的利弊得失。
在政权方面，汉代虽然主张皇权、相权分立，以避免皇帝独裁，但如果碰到一个有雄心才干的皇帝，就很容易破坏规矩，侵夺相权，汉武帝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汉代并不像现代的西方国家，无论皇帝怎样好，宪法上也规定他不能过问首相的事。
在赋税方面，虽然朝廷对农民的赋税很轻，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困苦。土地在乡间形成兼并，富者田连阡陌，穷者无立锥之地，得利者是地主，而非农民，这使得政府减轻赋税的政策，全然失效。
最后兵役制度上也有流弊，中国地广人多，虽说分区训练不同的兵种，但每年一个月的操练根本不够，军人素质往往不达标。中央政府的常备军，只需服役一年，数额也仅有七八万人，表面上是全国皆兵，其实并不够用。遇到打仗，各地调遣，山高水远也很不方便。所以全国皆兵制，虽然军队数量多，但训练简陋，调动不便，其实有名无实，一旦出了问题，还是解决不了。
唐代（公元 618年—公元 907年），是继隋代之后的大一统王朝，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朝代，也是公认的中国最强盛的朝代之一。
唐代的中央政府组织相比于汉代有很大的变化，从三公九卿制变成了三省六部制。汉代由宰相一人掌握全国行政大权，而唐代则把相权分别操掌于几个部门，由许多人共同负责。
三省六部制中的三省分别为：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此三省职权会合，才等于一个汉朝的宰相。中书省的长官为中书令，副长官为中书侍郎；门下省的长官为侍中，副长官为侍郎，下级官员为给[jǐ]事中。尚书省的长官为尚书令，副长官为尚书左仆射 [yè]和尚书右仆射[yè]。
在职责上，中书省为决策机构，负责草拟和颁发皇帝的诏令；门下省为审议机构，负责审核中书省颁发的政令是否有效、合理；尚书省为执行机构，负责执行中央的政令。
假如皇帝决定做一件大事，会先由中书省这个决策机构，将皇帝想要推行的事起草成文件，然后由门下省来负责审议这个文件是否可以执行，对国家有什么影响，审议完成之后，政令通过则发到尚书省去执行，未通过将被退回中书省。
三省中的尚书省是政府里最大的行政机构，它下面又设有六部——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吏部主管人事及任用之权；户部掌管民政户口和财政；礼部主管宗教、教育事宜；兵部掌军事；刑部掌司法；工部主管建设。六部各司其职。
除三省六部之外，政府还设有御史台，这是一个独立办事机构，负责监察事务，相当于汉代
“三公”中的御史大夫。唐代的御史台分为左右御史，左御史监察朝廷中央政府，右御史监察州县地方政府。
唐代的地方政府和汉代不太一样。在唐玄宗时期，全国有 1573个县，比汉代多出两百多个县。县级以上不再是郡，而是“州”，州设刺史，为地方的高级行政长官。
我们先来看看唐代的考试制度。
汉代的选举为举孝廉制度，到了唐代，这种选举制度已经完全被考试制度代替——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科举制。科举制从隋朝大业元年（公元 605年）开始实行，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为止，经历了 1300年。
历史上，科举制度的意义在于开放政权，打开仕途大门，让有才华、有学识的人进入政府。想参加科举考试的学子，可以先到自己所在的地方政府报名，然后统一参加中央考试。比如，我们经常听到秀才进京赶考的故事，就是科举制的体现。
科举考试由尚书省的下属部门礼部来举行，考试及格，便为进士及第。进士及第就有资格做官了，至于实际的分发任用，还需要经过吏部再次考试。吏部考试重于学子们的仪表、表达能力及行政公文的能力。简单来说，礼部考的是才学，吏部考的是办事能力。
接下来讲讲唐代的赋税制度。
“租庸调”制是唐代施行的赋税制度，其中“租”是指配给农民田地耕种，等到年老后再还给政府。农民拥有土地耕种权，每年要付给朝廷一定的租额。这种租额并不高，收获四十税为一，较之汉代的收获三十取一，更为优减。
“庸”即是“役”，就是百姓对国家有义务进行劳役。唐代规定每人每年需要服役二十天，比汉代每人每年服役三十天减少了十天。“调”是一种土产贡输，各地百姓要将他们当地的土特产贡献给朝廷，大体上是一些丝织物和麻织物。
我们从汉代和唐代的赋税制度可以看出，历史上的中央政府并不是一味昏庸无道、只想着剥削百姓，政府也是尽可能地减少税赋，希望百姓过上好日子。至于后来没有达到好的效果，是因为政府忽略了很多实际情况，没有及时发现赋税制度的弊端，也没能及时进行改革，导致没有从根本上使百姓获益。
但政府的初衷是好的，制度一开始施行时也是良性循环的，只不过时间一长，几十年上百年之后，就会积聚很多问题。这也正常，没有一种制度能长盛不衰，作为后来人，我们不能因为一项制度的崩坏就全盘否定它。
再来看看唐代兵役制度。
汉代的兵役制度是全民皆兵，唐代则不是，因为中国国家大，户口多，不需要全民皆兵。全民皆兵，反而容易有名无实，训练不精。
在唐代，当兵可以主动报名，谁家有壮丁当兵，朝廷便免除他家的“租庸调”税。各州报名而来的兵丁会集中在一个叫“府”的地方，“府”相当于现在的军区，这些兵丁也被称为“府兵”。国家并不会给府兵提供粮草，但允许除当兵之外，府兵可以务农为生，政府不收田赋，他们可以在农忙间隙操练。所以，唐代养兵，不花一分钱。
最后我们来看看唐代政治制度中的弊病得失。
唐代的政府组织实行“三省六部制”，这种制度实际削弱了相权，加强了皇权。中国地大物博，疆域辽阔，必须得统一，但却不适宜中央集权，太过中央集权容易导致专制。
唐代的科举制度虽然继往开来，但也有诸多弊病，当时科举考试录取名额虽然有限，报名投考却没有限制。后来报考人数不断增加，录取名额也不得不逐步放宽。全国的知识分子，求官者多、得官者少，政府无法安插，只有扩大政府的组织范围。
唐代又是重官抑商，因此所有人都想当官，以为当官是唯一的出路。政府不鼓励工商业，经商的人就少，知识分子全想着去做官，仕途充斥，造成了政治组织的臃肿，读书人成了多余的政治脂肪。
而唐代的租庸调制必须有均田制的配合才有效，均田就是人人都有土地耕种，一旦均田破坏，租庸调制就会失败。武周后由于人口增加，土地又不断兼并，公家已无土地实行均田制，男丁所得土地不足，又要缴纳定额的租庸调，使农民无力负担，大多逃亡。
唐代府兵制度的弊病在于，军人地位低下，哪怕是将军也只是空有荣誉，而没有实权，功勋卓著的军人不能大展宏图，最后还是要回乡下种地。无仗可打时，府兵常常要给政府充当劳役，干苦活还不受人尊重。
唐朝后期，军队和政府行事散漫，士兵战死无人管，给家人的抚恤金也不到位，弄得人心尽失。久而久之，当兵的人越来越少，以致到后来，唐代兵源枯竭，需要雇佣匈奴士兵来打仗的地步。
宋代（公元 960年—公元 1279年）是上承五代十国下启元朝的朝代，分北宋、南宋两个阶段。宋代的商品经济、文化教育、科学创新都有着良性的发展，民间富庶，社会经济空前繁荣。
宋代的政治制度基本沿袭唐代，建树甚少，过失颇多。相权较唐代更加衰落，三省只剩下中书省留在皇宫，门下、尚书两省都移到了皇宫外，不再预先了解政府的最高命令。中书省在皇宫内单独取旨，称政事堂，和管军事的枢密院同称为“两府”。
唐代宰相有财政大权，到宋代，宰相的财政大权也被剥夺了。财政权分别掌控在户部司、盐铁司和度支司三司手里。此外，皇室为了削减相权，还剥夺了宰相的人事任免权，由专门的组织“考课院”来决定。
虽然君权上升，相权衰落，宋代最高政令的决定权握在了皇帝手里，但宋代的帝王并不是一味专制独裁，皇族家训要求历代皇帝要优待学士，不能随意诛杀朝官，所以，北宋皇帝虽然权利大，但都比较不暴虐、不专制。
宋代的地方行政不如汉唐两代。地方政府分为三级，最高一级称为“路”，集庆路就是当时南京的称号；中级为“州”、“府”；最低一级为“县”；官名也改了，分别为“知州”、“知府”、“知县”。电影《九品芝麻官》里，周星驰扮演的包龙星就是一位知县。
唐代各“路”的首长为观察使，他们不算是正式的地方行政长官，但因为是中央派下来负责监察的，所以要比当地行政长官高一级。在宋代，“观察使”这个职位变成了“监察司”，每一“路”上面有四个“监察官”。唐代地方官只需要应付一个观察使，而宋代地方官却要应付四个“监察官”，办事、做人自然很难。
下面我们来看看宋代的考试制度。
大体上沿袭唐代，但远比唐代严格。宋代的考试制度增加了糊名之制，就是考官把收上来的考卷装订在一起，封上学生的名字，以免被阅卷者看到。我们现在的高考就属于糊名之制。
在宋代，糊名是为了防止考官们徇私舞弊而设置的。但考试成绩只是一日之短长，很多考官心里想把自己的得意门生带入仕途，却因为糊名，找不出该人的试卷，而该人可能很有才学，却因为考试当天没发挥好而落榜。所以糊名之制虽然让考试更加严格了，但有时反而得不到真才。
唐代的科举考试要比宋代更复杂，上面我们讲过礼部考完才学后，吏部还要考察办事能力。仅凭礼部及第，不会立刻获得任用。宋代因为经历五代长期的黑暗，人们不爱学习，朝廷为了奖励学子，只要进士及第，不经任何历练就可以进入仕途。总的来说，宋代的科举考试更重要，更严密了，但却并不是更有效。
宋代的赋税制度大体上也是延续唐代税制，但特殊的是，宋代的差 [chāi]役法剥削了一部分富人。
在宋代之前的五代时期，军队每到一个地方，地方就要给军队提供房子、粮草、马料、给养等，即便地方不愿意，也得提供。
军队来往频繁，地方政府支撑不了庞大的开支，就把这个事推到了地方的富户身上。一个富户支撑整个军队的开支，用不了三五年，家财就散尽了。一个富户垮了，再找另一个，这使得地方上没有一个能兴旺的家，兴旺了，派差[chāi]便轮会到他。这就是差[chāi]役法。
宋代一直沿袭这种方式，后来王安石发现其中的弊病，准备变法——军队开支依然由地方出钱，但改为每家摊派，而不是光吃一家富户，如此可避免地方上的私家为政府办公差而破产。但这件事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因为要民众摊钱，岂不是又要增重民众的负担？司马光极力反对这种方式，导致王安石变法最后未能成功。
本章最后，我们来了解一下宋代的兵役制度与国防弱点。
宋代军队分两种，一种是禁军，一种是厢军。禁军是经过精挑细选的，身体素质、样貌都比较优秀。禁军挑剩下的一些不太合格的人，便组成了厢军。厢是城厢之义，厢军专门驻扎在各地方城厢。他们并不需要上阵打仗，只在地方当杂差 [chāi]。地方政府有什么力役，就叫他们去做。
宋代养很多兵主要是为了防卫，因为宋代的国防非常薄弱，当时的疆域版图比现代中国版图小得多，中原地区为宋朝，河北、东北、内蒙古等地都属于辽国，西藏为吐蕃 [bō]国，云南为大理国，宁夏地区又为西夏王朝。
宋代的首都位于河南开封，开封地处平原，一览无余，四周没有好的防卫系统，完全是“四面楚歌”的位置。所以，宋代政府养兵是为了防止周围部族侵略，但朝廷不会主动征讨四方，因为一旦输了，就容易“诱敌深入”。
宋代因为国防薄弱，不得不多养兵，但多养兵也会出现很多问题。国家养兵越多，就越不好管，队伍容易产生内乱。此外，宋代虽然兵多，政治上却重文轻武，这就导致了一个很矛盾的局面——宋代用兵，但又看不起兵，军人没用武之地，政府冗兵冗吏，国家负担逐年加重，因而积聚了更多的问题。
明代（公元 1368年―公元 1644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建立的大一统中原王朝，是继汉唐之后又一个黄金时期。明代代表着中国近代史的开始，同时也是世界近代史的开始，但中国明显在后来的五百年中，落后于世界，至少就政治制度来说，是退步了。
在明太祖朱元璋时期，他废除了宰相一职，此后明清两代，再无宰相，政府所有的决策权都由皇帝一人掌握。
宰相没有了，中书、门下两省也废除了，唯一剩下的尚书省也是形同虚设，它原来的属下六部各自独立，不再由尚书省统领。唐宋时期的御史台，在明代改为了督察院，专掌弹劾纠察，督察院和六部并称为七卿。
明代中央政府经过这样的改变，大权就集中到了皇帝手里，但朝事冗杂，皇帝分身乏术，为了减轻皇帝政务上的操劳，便专门设立了一个皇帝秘书处——内阁。内阁大学士相当于皇上的秘书，这个职位品衔不高，但权利很大，一切奏章政事都要经他们之手。
明代早期，内阁并无实权，但到了明代中期，内阁地位开始抬升，内阁大学士的权利也日益增大，尤以万历年间的张居正为甚。有时，皇帝和内阁间不常见面，有什么事就需要通过司礼监的太监来传达，慢慢地，太监也开始弄权了，还会与内阁互相勾结，张居正就曾经联合内宫太监冯宝搞掉了自己的对头高拱。
明代的地方政府采用行省制度，目的还是为了集权，让地方政府的权利握在中央手里。明代的行省称为“承宣布政使司”，长官为“承宣布政使”，一个承宣布政使司为一个行政区域，明代全国共有 13个承宣布政使司。
明代地方政府的弊病在于官太多，除了承宣布政使之外，还有“提刑按察使”、“指挥使”、“总督”、“巡抚”。官虽然很多，办实事的却很少，大多数官的存在都是为了管其他的官，一级压一级，真正关心老百姓的官微乎其微。唯一贴近百姓的官是县令，但县令人微言轻，也办不成什么事，平时还要应付各级上司，根本没有功夫管老百姓。那谁来管百姓的事呢？这里我们要提及一个名词：胥 [xū]吏，胥吏是一种基层的办事人员和差役，衙门里的师爷就是一种胥吏。
胥吏官虽小，影响力却很大，他们管的事儿多：处分、田赋、典礼、人命、诉讼、工程等，都由胥吏来管。但官场上的人根本瞧不起胥吏这种不起眼的小官，这些胥吏也就大都自甘堕落，极尽徇私舞弊之事，地方政府的官场底层逐渐涌起一股浊流。单田芳讲评书时曾讲过很多类似的民间故事，明清时期，民间很多冤案都是因为胥吏从中作梗，使好人遭陷害，坏人逍遥法外。
明代的考试制度和唐宋很不一样。唐宋两代的考试，由学子先在地方政府呈报，然后由地方呈报给中央，进行科考，考取后就是进士及第，这种考试只需要考一次。到了明代，报考的人数更多了，考试次数也随之增加了。学子要先在府县考，录取了就是秀才，秀才再去省里考，这叫乡试，考中了就成了举人。
各省的举人最后还要到中央去集合会考，这叫会试。会试中（ zhng）试，才为进士及第。待进士及第之后，还要留在中央政府读书，读满三年之后，还要再加一次考试，成绩好的，就可以进入翰林院，继续学习。
在明代，只要进了翰林院，就能当大官，考不上翰林院，无论你学问修养再好，也难以从政。这种制度虽然刻板，但也有它的好处，明清两代许多名人，都出自翰林院。学子们在翰林院，一面读书修学，一面获得更多的政治知识，静待为政府所用。进士与翰林，成了政府一个储才养望的阶梯，原先的科举只能物色人才，而不能培植人才，明代的翰林院则是培养人才的基地。
下面我们来看看明代的赋税制度，它总体上和唐宋没有太大区别。
主要是多了两种册籍，一种为黄册，一种为鱼鳞册，黄册登记户口，鱼鳞册登记田亩。黄册和鱼鳞册开始的记录非常明晰，谁家有了土地变更都会详细记录。两种册子施行之初很有效，不仅便利了政府收租的手续，还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民间土地兼并。
但可惜的是，黄册和鱼鳞册并不能从根本上防止民间舞弊取巧，那些地主们可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因此，册上的田地所有虽然明晰，但业主花名依然可以混淆篡改，到底仍然还是一笔糊涂账。
最后，我们来了解明代的兵制。
明代的兵制和唐代的府兵制很相似，只不过明代的军区不再叫“府”，而是分级别，大的军区叫“卫”，小的军区叫“所”。
明代不缺兵，但后期被满洲侵略，却未能抵御，这其中有很多原因。明代在前期的一两百年中，国事昌盛，四海升平，养兵但不打仗，军人素质没有经过战场的历练，逐渐松懈疲软。当开始抵御满洲外敌时，朝廷四处调兵，四川来两千，云南来三千，全国各地兵卒集中到中央，士兵们有着不同的风俗习惯和语言面貌，一时难以相容。
打开武器库，里面所藏的兵器衣装，都是很多年前制好储存在那里的。现在拿出来，铁也锈了，衣服也烂了。士兵们穿着不合身的军装，拿着钝涩的兵器，前往环境恶劣的关外，大风一刮，士兵精神沮丧萎靡，自然难敌满洲军队。这就是明代士兵无法抵御满洲士兵的根本原因。
但不能因为明代失败了，我们就苛责古人无能。我们应该根据真实的历史，把具体事实加以说明。不要说中国民族衰老了、它的文化不行了，那些空洞话。我们要分析那时的具体情况，要找出历史材料，来说明当时究竟失败在哪里，这样远比一味指责要强得多。
清代（ 1636年―1912年），又称大清帝国，它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君主制王朝。康雍乾三朝励精图治，创立了中国历史上长达 150多年的“康乾盛世”，极大地扩充了版图，疆域面积高达 1300余万平方公里，同时君主专制也发展到了顶峰。
钱穆先生讲到清代政治制度时，表达了一个观点，就是清代没有真正的政治制度，只有压制人的法术。法术是一种出于私心又不知节制的扭曲的制度。清朝的私心来自于“部族政权”，一切从满族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国家子民身上出发。
清代之前，中国属于“士人政权”，权力掌握在士大夫、文官的手里。到了清代，政权则全部掌握在满族手里。看清朝的历史会发现，清廷偏爱满族大臣，汉臣在朝堂上人微言轻，有能力的汉臣，如康熙年间被派去收复台湾的姚启圣，在关键问题上也要受到满族钦差的压制，可见，清代的政权始终都是袒护满族人的。
清代的政府组织除了内阁之外，多了一个“军机处”。军机处设立于雍正时期，雍正皇帝生性多疑，他手下有很多秘密组织，如粘杆处，就是一个训练有素的情报组织和特务机关。当时，全国各地地方长官的一切活动雍正都知道，包括大臣们的私生活。
清代的地方政府官员层级很多，由下往上，从知县到知府，再到道员，布政使，上面还有总督和巡抚，一共五级。可真正到做决策时，即便是总督、巡抚也不能作主，还是要由中央另派人，如经略大臣、参赞大臣等来做决定。总之，清代不许地方官有真正的权柄。
此外，清代还在国土四处设置禁地，为的是给自己留退路。禁地包括东三省、台湾、察哈尔、绥远和新疆等地。这些禁地，不许汉人进入，很多地方直到清光绪年间才解禁。由于清政府这些私心的法术，在中国境内无端划出许多处禁地，形成许多特殊区域，所以这些地方，有的是荒落了，有的则开发的特别迟。
清政府对于外部族——蒙古和西藏地区很客气，尤其对蒙古人，更是刻意拉拢。当时满族人为一等，蒙古人为二等，藏人为三等，汉人为四等。清廷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拉拢蒙藏来挟制汉人。
清代的考试制度也完全剥削了汉人的入仕机会。考试制度的用意是开放政权，选拔真才，而清代的朝廷，绝无意于把政权开放，考试只是一种羁縻牢笼之术，只是为了让汉人尝到一些甜头，但又不会给绝对的实权。
而清代的言论氛围也很不好，几乎没有言论自由，不但大兴文字狱，还在民间各府学、县学中立有石碑，石碑上刻着不能妄谈国事，不能立盟结社，不能轩刻文字等条目，以约束学子们的言论自由。
后来，由于满族官僚越来越放肆，政治加速腐败，下层的受苦民众再也忍不住了，便展开了大规模的起义运动，民变四起，屡仆屡兴。最著名的就是川楚白莲教起义，朝廷费了很大气力才压平，嘉庆年间又出现太平天国。所以，此后满清政府即便不遇到西洋势力侵入，不久也会垮台。
在清朝末期，出现了两股势力，一是主张革命的孙中山派，他要推翻皇帝；另外一种是主张变法维新的康有为派，他要保全皇室。康有为以为只要光绪皇帝听他的，就能变法成功，但却忽略了慈禧的干预。最终因为损害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利益，戊戌变法遭到了强烈抵制与反对，最终夭折。
后来，满清皇朝被推翻，很多人雀跃于封建王朝的倒台，但却过了头。他们因对满清政权不满意，而对全部历史传统文化不满意，想把中国过去的全部历史文化一起推翻。
但钱穆先生认为：如果我们全部的传统文化被推翻，那我们国民的信仰就没有了，而政权的稳固，恰好要依赖全部社会大众共同遵守的文化信仰。我们不能因为满清的专制，就一笔抹杀中国历代政治上几千年的文治武功。
在今天的中国，也有很多人垢病我们的政治制度不够完善。但从改革开放开始，在很短的时间内，社会发生了日新月异的进步。我们也正在努力建立适合现在国情的制度，这既需要借鉴老祖宗的智慧，也需要参考西方先进的思想，我们应该相信历史是进步的。只要是合理的新生事物，我们国家终究会强大起来，我们的制度也必然会朝着合理与人性的方向发展。
到这里，《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就全部解读完毕。为了检查一下收获如何，我在这里留几道拓展思考题，供大家参考。
1、汉代中央政府实行三公九卿制，九卿中的大鸿胪是干什么的？
2、唐代尚书省下面的六部具体为哪六部？各部的职责是什么？
3、宋朝的科举考试比唐代更严格，因为实行了一种可以避免考官徇私舞弊的制度，是一种什么制度？
4、明代彻底取消了宰相，建立了皇帝秘书处，皇帝秘书处的官方名称是什么？
5、清代雍正皇帝设立的秘密组织叫什么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