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政协文史委和文史馆的专家们到东山考察古代书院，挑选了南溟书院和东门屿黄道周读书处作为实地考察对象。原来，为了留存历史，延续文脉，市政协文史委编写了漳州系列历史文化丛书，已经出版了《漳州古代儒学》，今年计划编写漳州古代书院。江馆长说，东山入选有南溟书院和崇文书院两篇专文，还有东壁书院和黄道周读书处两篇词条。古代铜山作为所城单位，入选数量算多了。明年编写漳州古代卫所，还会再来。
大家一起来到南溟书院，站在栏杆前眺望，海湾对面的南屿向右边划了巨大的弧线，犹如大海天池，“南溟者，天池也。”这是书院名称的来历。天池的左边是荡漾的大海，右边为密集的市区。南屿以南，远处静默的苏尖峰如一抹黛色，晕染在厚重的天幕上。正值阴天，浓云密布，北风劲吹，不是观景的好时节，专家们还是连声说漂亮。
专家们来之前已经做了功课，对南溟书院的历史早已了然于胸，他们的目的是实地考察，有所新发现。南溟书院是朝廷批准建立的第一座官办书院，匾额为建立者蔡潮所题。2005年重建时，原匾已经遗失，现在新匾是从黄道周书法中集字而成的。
据记载，原来的南溟书院“厅事三楹，房舍东西，辟六间，规模不宏，足供讲肄。”即后面有三间厅堂，中间天井，两边各有三间教室。现在三间厅堂被打通，供奉朱熹、孔子、黄道周三位圣人。两侧的教室被改建为立柱回廊。天井中间的青石阶陛上，陈列几案香炉，使得整座书院看起来像庙宇。
古代书院有教学和祭祀的功能，科举制废除后，书院的教学功能转入新式学堂，只保留了祭祀，形成了庙祀独存而文教不修的现象，这是南溟书院看起来像庙宇的原因。
专家们在东边门外魁星楼下发现石碑，那是光绪七年（1881）诏安知县雷其达重兴南溟书院时竖立的碑记。江馆长搬来专业工具，现场拓片。这碑记在陈立群《历代石刻》有收录，即《重兴南溟书院碑记》和《拟续捐南溟书院膏火记》残碑。这是民国以前南溟书院最后一次重兴，由于县志没有收录碑记内容，鲜有人关注。
在东面院墙脚下，还躺着几块残碑，是明朝漳南道俞士章的立碑，碑文残缺，无法辨读，幸好县志有收录，即《铜山朱文公祠记》。除此之外，县志还收录了康熙年间郑郏《重建南溟书院碑记》和陈汝咸《重建南溟书院》。这些碑记真实记录南溟书院的历史沿革，反映了明清时期铜山文化教育的演变。
明代的南溟书院是铜山一座高级别的教育机构，据《铜山朱文公祠记》记载，福建巡抚殷从俭“明订祀典，行诏贴祭。”另一位巡抚赵参鲁亲自到场祭拜。万历二十三年（1595），南溟书院因台风倒塌，铜山所逐级上报，一直到巡抚金省吾和直指挥使徐兆魁手里。竣工以后，漳南道俞士章到场主持典礼。这些官员都是理学专家，俞士章的《铜山朱文公祠记》，就是一篇弘扬理学的文章。
可以说，明代的南溟书院是铜山理学重地，浓厚的学术氛围，培养了大批的人才。理学发端于河南，却在福建发扬光大。福建这地方特殊，崇山峻岭，与中原交通不便。关隘阻隔，自成天地。抗战时期，连日本人都不愿进一步深入。这种封闭隔绝的环境特别适合思考，在闽西北的深山老林中，涌现出一代又一代的理学大家，如游酢、杨时传承给胡安国、罗从彦，再传给胡宪、李侗，最后由朱熹集大成。他们居瓦房茅屋，饮山涧清泉，叩问内心，领悟苍穹。他们研究事物，探索天理，以最小的物质需求，换取最大的精神收获。
古人特别看重山水，黄道周也是如此，他不是到繁华的城市求师研习，而是反其道而行。他到荒凉的东门屿读书，到渔鼓溪顿坑耕读，在险峻的大峰山上沉思，在漳浦城郊搭建草庐。即便高居庙堂，每次回到漳浦，也选择居住远离人烟的墓园。他还把书院建在江水潺潺的邺侯山边，把另一座书院建在遥远的大涤山上。所有这一切，都是他的有意疏离，把自己从群体中区别出来。
如果说孔子一辈子宣扬“仁”，那么黄道周终生都在弘扬“善”。他认为天有意志，天性至善，常常向人间发出警示，惩恶扬善。人的本性是善，人生的过程是不断行善，达到至善。因此，黄道周亲力亲为，孜孜不倦，一辈子把“止于至善”作为行为准则。这是他能够入祀南溟书院，以后又入祀孔庙，成为圣人的根本原因。
康熙三十五年（1696），漳浦知县陈汝咸重修南溟书院，黄道周的莆田弟子郑郏听说书院配祀老师黄道周，以老迈之躯，来到南溟书院，写下了《重建南溟书院碑记》。据罗炤教授考证，郑郏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来到铜山，时年84岁。此时，清政权已经建立五十四年了，郑郏仍然不用清朝年号，在碑文中仅用干支纪年。
郑郏老先生从书院的重建联想到“天下事有废必有兴，废者兴之兆也。”从《易经·剥卦》的“萌芽有复生之会”看到了兴起的兆头，暗示明朝有恢复的可能。他借用碑文表达了反清复明的愿望，依据罗炤教授分析，郑郏的活动与天地会有关系。
入清以后，南溟书院没能重现明朝的辉煌，这和东山岛先是分属漳浦诏安，后又隶属诏安管辖，不是独立行政区有关。清初书院荒废了，郑郏在《重建南溟书院碑记》说：“书院之废，凡六十年。”雷其达在《重兴南溟书院碑记》说：“顾是院，衡宇犹存，考校已废，并无官设掌教、月课、膏火之事。……崇祀先贤外，仅为铜之社学，及岁时以文会友之所，无疑有书院之名而无其实。”雷其达看到的南溟书院有名无实，平时仅设启蒙性质的社学，很长时间没有进行月课讲学，说明清代南溟书院的教学水平远远不能和明朝相比。
清代南溟书院共有四次重修，康熙二十三年（1684）和乾隆二年（1737），这两次重修没有留下碑记，也许有碑记，但现在找不到了。南溟书院教育层次的降低，自然无法培养出拔尖的科举人才，这是为什么清代铜山没有培养出进士人才的原因。唐朝彝是康熙年间的铜山籍进士，但他是在漳州内地读书考上去的。
雷其达到来的时候，书院并没有倒塌，他所做的是订立规章制度，筹集资金，聘请名师，开课讲学，因而是“重兴”而不是“重建”。此后的大多数时间，举人马兆麟先生担任书院山长，家乡的青年才俊多数成为马兆麟的学生，人们亲切称呼他为马老师。他公正善良，德高望重，乐于为人排忧解难。渐渐地，人们信任马老师更甚于官府，“找马老师评理”成为铜山城的口头禅。马兆麟不当官不经商，不可能用权力主宰一方，也没有钱财左右乡里。他凭借才学执掌南溟书院，又通过教育成为地方领袖人物。为什么现在没有出现马兆麟式的先贤呢？这值得我们深思。
南溟书院五百年，它曾经是铜山教育的制高点，也是文化变迁的见证者。每次重访，都有一些新的感悟，每次关注，都是一次重新认识。对南溟书院了解越多，对家乡的热爱也就越深。
江馆长把碑刻全部拓印下来，连残碑也仔细拓印，他说收获满满，不虚此行。大家一直忙到傍晚才回酒店，他们之前多次到过东山，却是第一次来到南溟书院。他们被山上的美景，辽阔的视野深深吸引，相约天气晴朗时再游南溟书院。
202004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