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的赶场天是每周日。每到那天，狭长的主街道上人山人海，背背篓的、挑担子的、牵猪儿的、扛树枝的，一个挨着一个。这时候，走路不是走，而是随着人潮一步一步地磨。如果是夏天，那种气味实在让人难以忍受，正所谓“摩肩接踵，挥汗如雨”。拥挤到这程度，就我所见，唯有在老家营山中学打饭与在重庆挤公共汽车堪比，但后二者的场面都小得多。即便如此，居然也有人能挑着两桶大粪，穿行在这人潮之中，一边走一边大声喊：“扁挑戳背，粪糊衣裳。”几公里长的街道，一路行来倒也无事。
到了小学二三年级，大致是1978年以后，赶场天增多了，一周大概两三次，上学放学的路上，就有好看的了。以前，只有卖菜的、卖鸡鸭的，确实没什么看头，最多不过讨价还价的人一个说，“我这个人啊，耿直（不耍秤，不漫天要价）”，另一个说，“我这个人啊，老实（不杀价杀得买者血本无归）”。现在，卖中草药的、表演气功卖打药的、卖耗子药的、卖虼蚤虱子药的、卖穿针器的，应有尽有。
印象中，最早出现是中草药摊。
两夫妻，男的什么样子早就模糊了，女的三十多岁，精明强干，短发齐耳，不像干农活的人，但跟城里人的肤色、衣着又有明显差别。药摆在两块门板上，门是一家店铺里的，开店了卸下来借给他们用，散场了门板还回去装上，把药装进大包就地寄存，不带回乡下。
卖药，顺带看病，有时还要作点小手术。有一次，有人生了大疮，女人用刀把疮划开，嘴凑上去，把脓吮吸了出来。我当时在站一旁，边看边想：真恶心啊。手术作完了，价钱却没谈成，纠缠了半天，女人生气了，挥挥手，很豪爽地说：“你走，手术费不收你的了。”
一个半老头子，看气质就跟其他卖中草药的不一样。一顶蓝帽子，一身蓝中山服，很整洁，那模样像读过不少书的。更稀奇的是，他摊上摆开一本书，上面有彩色的中草药图形，我看过书名，是《本草纲木》。这本书早听说过，但还是第一次看见，因此不由得对老头生了几分敬意。
一个治风湿麻木的，似乎有一种特效药，橙红色的粉末，装在一个玻璃瓶子内。病人来了，洒一点在患处，再用手狠狠按住，问人家有感觉没有。有一次，病人说还是麻木的，什么感觉也没有，这郎中便又加大了剂量，再用更大的力气按下去。终于说有感觉了，一旁观看的农民都咧开嘴笑了：“那当然哦，加了药的嘛。”
有捉牙虫的。摊主满身油污，所有的器具，如漏斗、药瓶也都是油糊糊的。一个老头子说牙齿痛，摊主掰开他嘴巴看了看，说：“你牙虫多得很，等把牙虫抓出来，就不痛了。”病人坐好，摊主把白铁皮打的漏斗塞进老头嘴里，漏斗尖戳在牙龈上，再从药瓶里撬了坨黄糊糊的东西，倒在漏斗口，用筷子捅进去。老头子一口黄牙，亮晶晶的口水顺着嘴角流了下来。过了一会儿，摊主把漏斗取下，手伸进病人嘴里，将药糊抹下来甩在地上，里面果然有好些蛆一样的白虫子在蠕动。这个场景，后来被我写进了小说《袍哥》里。
还有治眼睛的。不过摊主不是农民，而是家住在看守所旁边的一个老头。他个子瘦小，神情萎顿，面无血华，发须灰白，配合着那身洗得发白的旧衣服，活脱脱一个“五类分子”形象。老头卖的药是一种像螺或蜗牛一类的动物，说是生长在海里面的，小手指尖大小，底平上凸，状如围棋子。这种动物壳呈暗青色，上有一圈圈的圆轮，养在一种透明而显略棕色的液体里，老头说那是白醋。治疗方法是，把病人眼睛掰开，再将它放进去，说是可以让眼睛清亮。我亲眼看到过老头把这玩意放进人眼睛里去，觉得非常神奇：平时一粒砂进了眼都痛得不得了，这么大的东西放进去，怎么会不痛啊，而且从表面上还看不出来？
再后来，街上还出现了穿着少数民族服装卖藏药的。摊子上最显眼的，是一只野兽的爪子，筋骨纠结。据说是虎爪，或豹爪，切一块回去泡酒喝，对风湿和跌打损伤皆有特效。我曾经在一个藏族老头的药摊前停留了好久，他很喜欢我，摸着我的头，拿出笔来在纸上写藏文教我认，是从一到十的数字，我跟着念。以前的邻居徐碧莲见了，大为赞叹：“二娃真是能干啊！”
卖药的似乎都爱说一句话：“今天不收你的钱（或少收钱），只要为我传个名。”我倒真见过不收钱的，只让病人治好了送一面锦旗来。
卖耗儿药的，地上铺一大张布，摆满了死老鼠，布上还画得有硕大的老鼠，笔法自然丑陋不堪。死老鼠只有一层皮，里面塞进干谷草，再缝合。摆摊的时候，行兵布阵，把死老鼠一只只放好，收摊时布一裹，塞进口袋就可行了。死老鼠总有好几十只，黑压压一片，让自幼就害怕老鼠的我恶心不已，不过还总是爱看。
卖耗儿药的把摊子摆好，会用一段顺口溜作为开场白来吸引人，一般是：“耗儿药耗儿药，家家需得着。白天不买我的药，晚上耗子咬脑壳。”四川话里，“药”念yó，“着”念zó，“壳”念kó，很押韵。待得人群围拢，卖耗儿药的便说：“我不只是卖药，还回收死耗子。这死耗子有什么用？用处可大，耗子尾巴里有一根丝，国家搞计划生育，男人女人作了手术，就要用这种丝缝合。”我那时不懂得响应计划生育号召要在何处挨刀，但的确看见他把还未风干剥皮塞草的死老鼠尾巴掐断，抽出一根根亮晶晶的细丝来。
卖虼蚤虱子药的，开场白跟卖耗儿药的差不多，一般是：“虼蚤虱子药，家家需得着。”劝人掏钱时，也有顺口溜：“男同志少吃一包烟，女同志少吃一碗面，花钱不多，费事不大。”
另外一个摆摊的，是个小伙子，他的开场白是：“真理真理，在群众手里。”我觉得这句话没有传承，时代性太强，不好听。小伙子的面容，还隐隐约约记得，但他卖的是什么，却想不起了。
有个卖笛子的，自己也能吹，面部表情似笑非笑，对人不冷不热，人称“高疯儿”。高疯儿的言语和神情一样冷峻，绝无视顾客为上帝的服务业精神，反而时常挖苦打击围观者，比如有这样一句：“没得钱的不要来，没安心买的不要来。各人早点回家，把藤儿菜炒起，吃了吃了好睡觉。”尽管如此，我们小娃儿却都觉得他特别有趣，直到上了初中，还时常谈论起他这句话和说话时的表情，每一谈起，总会大笑一场。现在想来，高疯儿大概很具有冷幽默的天赋吧。
还有耍猴子的。牵猴子的都是外地人，口音听不懂。老家有句话：“四川的猴儿河南人耍。”意思是说，四川人自以为像猴子一样狡猾，处处占了便宜，但跟河南人相比还差了一着，还总被人家牵着哩。想来，那些耍猴子的，大概都是河南人吧。
最刺激的，大概还是练硬气功卖打药的。有手劈青砖鹅卵石的，有头顶砖头让大锤砸下的，有脖子上缠着纲筋憋红了脸出来收钱的，有吞剑吞铁弹子的，有刀刺穿手腕血流不止的。是真是假，自然有人怀疑，但表演者会诅咒发誓。有个卖打药的，自称姓周名围，他这样表白：“如果有假，请大家肏我周围的妈。”
后来，我明白了这是发假誓，如同北方江湖人诅咒时用的“抛山在外死不归家”。其实，在江湖话里，“抛山”意为大解，再把“死”念“屎”，就什么也没咒着——在外解大便，屎自然不会回家。这个自称周围的江湖客，骂的其实是他周围看热闹的女人们。这些女人很可能有相当部分是他的买主，却遭如此对待，“周围”实在太不厚道。不过，我倒听见另一位河南小伙子，诅的是真咒：“如果我搞假，请大家肏我妈妈的屄。”真假不论，孝否不论，看来跑江湖这碗饭不好吃是真的。
我最感兴趣的，是耍魔术，什么一元钞票变成十元的、背后认牌的之类。每次都睁大了眼睛，但没一次能看出奥妙来。还有一次，被摊主从围观者中请了出来，去配合他的表演——用现在的话说，叫互动。他拿了一块海绵塞入我口上，手中另拿一块，在我屁股上一拍。他手上的不见了，再让我张口吐出——的确是两块。我回到家后，依然兴奋不已，理由有二：一是太神奇，二是亲自参与了。把它当作趣事讲给父亲，谁知父亲却大怒，说这么脏的东西，不知进过多少人的嘴，还不赶快刷牙漱口去。
又过了一两年，我上初中了，依然保持着对魔术的兴趣。魔术表演是不收钱的，目的在于吸引人来学，利润来自学费。有个周末，我实在忍不住了，便交了钱拜两个小伙子为师。同去的还有川剧团大院里年龄跟我差不多大的两个小流氓。两个小伙子为师把我们三个带到了川剧团旁的跃进旅社——我上学前时常来这里玩，那时我祖母在这旅社当经理。一个小伙子对另一个说，谁谁谁上午说你的剑法不地道，有假。说完让我们交学费，每人两元。大概学了四五个魔术，揭穿谜底，觉得震惊非常：原来人还可以这么聪明。
好奇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我很兴奋。不过离开旅社时，被我母亲的同事刘绍芳看见了。不久她就告了状，让我受了一顿批评。二十多年后，母亲还提起这件事，四岁的女儿听了很崇拜：“爸爸你小时候是个魔术师吗？”“不是。”我老实回答。“是，奶奶说给我听了的。”女儿坚持道。
上初中后，下了晚自习才回家，要看摊只能在周末或是看夜场。只记得那么一个夜摊了。一个老头，个子瘦小，皮肤黧黑，穿件短袖白衬衣，口若悬河，特别精神。
他卖的是一种油印小册子，巴掌大，上面写满了治各种病的偏方。小老头会挑一些能吸引人的来讲，然后再推销。我最感兴趣的是，疯子如何治。小老头讲道：“找个新坟挖开，把死人脑花取出来，疯子吃了，就会好。”那时候，我一直觉得疯子是一种很神秘的病人，而死人更是神秘物什，这两者相遇能产生功效，倒是合情合理，虽然方法太恶心、恐怖了点。
有人说价格太高，他似乎一下子泄了劲，声音变小了，底气不足地解释道：“我们出门在外，住店吃饭都要靠这个挣钱，所以说也不贵。”这点打击我对老头的信心，因为在我的感知中，这老头本来是无所不能的。
看摊的记忆，模模糊糊终结于八三年或八四年，那时我快初中毕业了，或许已有了新的兴趣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