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雪乡宰客”，青岛的天价大虾，哈尔滨的天价鱼......，一直往前追溯，一直到2008年的6000元的“天价头”，这些年那些离谱的“宰客”事件屡屡见诸媒体，成为热议的焦点。其实，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不通过“第三只手”进行干预的话“宰客”事件很难避免。
在我国宋代，工商业极度繁荣，虽然没有今天的“市场经济”概念，但当时市场化很高，对外开放的程度也相当高，当时的泉州等地是世界知名的大港口，中国也自宋代经济中心开始南移。
为什么说宋朝的市场化程度很高呢，当时，就物价来讲，在计划经济下，政府定价，但是当时对物价作出估定的机构不是官府，而是行头，也就是各行业的商界领袖，比如，北宋东京的茶叶，由茶行的大商户联合定价；南宋杭州的商品粮，“城内外诸铺户，每户专凭行头于米市做价”，米价也是由米行拟定。换言之，商品的定价权已经从政府转移到市场。
定价权的市场化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工商业的繁荣，但也给了一部分大商人操纵市场、把持物价的机会，“天价宰客”就有了滋生土壤。
北宋末年，东京开封府便出现了严重的“天价宰客”现象。公元1127年，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靖康之耻”之后，徽钦二帝被金人掳走，京师的金银也被搜刮一空，人心惶惶。不少店家趁机坐地起价，导致物价数十倍的飞涨。你去买个煎饼果子，都要被狠狠“宰”一刀。这大大扰乱了当时东京的市场秩序，老百姓苦不堪言。
宋高宗于商丘登基，任命老臣宗泽为东京留守兼开封府尹。我们都知道宗泽是抗金名将，当时的主战派，却鲜有人知宗泽还是一位治理经济的好手。新官上任三把火，赴任东京，他第一把火就烧向当时商家“天价宰客”问题。他对属僚说：“要治这个乱象也不难，都人率以饮食为先，先收拾几个宰客的食店老板，杀鸡儆猴，看还有哪个商贾敢哄抬物价。”
宗泽派人乔装成普通百姓购买了一些米麦、面粉，发现粮食的价格比之以前太平时期并无大涨。宗泽又叫厨师将买来的面粉做成馒头，叫酒匠用糯米酿酒，重量与用料都与市肆销售的一样。然后计算馒头与米酒的全部成本，结果发现，一个馒头的成本只需要6文钱，一觚米酒的成本是70文。而市肆销售的笼饼，每个叫价20文，酒每觚200文。数据是最有说服力的，这下宗泽心理有数了。
于是，他命人找来一个高价卖馒头的商人，问他：“三十年前，我来京师参加科考时，馒头的市价是7文钱一个，如今涨到20文，翻了好几番，是不是因为麦子价格也翻了几番？”饼商说：“自都城战乱以来，米麦起落，初无定价，饼价因袭至此，大伙都提价，我也不能违众独减。”说到这，我想说，和今天的物价指数，通货膨胀率相比，那时候30年，馒头价格涨了3倍，还真不算多，我不明白的是就算当时流通金属货币，但是在北宋时期已经发明了“交子”纸币作为流通工具，并且当时也有官银、银票之类的，理应有通货膨胀，可是30年，馒头价格涨3倍也算哄抬物价了？现在我们的物价和30年前，也就是98年相比，可能不止涨了100倍吧！
话说回来，宗泽取出之前兵厨做出来的馒头，说：“这个馒头与你卖的，轻重一样，我按现在的市价，计入了柴薪、面粉、工值的费用，成本只需6文钱，如果卖8文钱，还有2文钱的利润。你哄抬物价，高价宰客，罪应处斩。只好借你的人头来稳定物价与人心了。”随即命人斩了这个商贩，并发出通告：“馒头只准卖8文钱一个，敢擅增此价而市者，同处斩。”次日，馒头价格回落到昔日水平，也未见有商家罢市。
又隔一日，宗泽将负责官酒买卖的酒官任修武叫来，问他：“现在都城的糯米并未提价，何以酒价提高了三倍？”任修武知道前日已有一名饼商被斩，因此很是“恐悚”，战战兢兢地说：“近来都城的权贵亲属私自酿酒出卖，他们不用缴纳酒税，又不用支付工役薪水，所以酒价很低，抢了官酒的生意，官酒若不提价，就亏本了。”
宗泽说：“我若取缔了私酒，官酒每觚降价100文，你估计能不能营利？”任修武说：“如果这样，大家都来买官酒，饮者俱集，至少是可以保本的。”宗泽盯着任修武看，良久才说：“那好，我暂时将你的人头寄在你颈上，你回去贴出告示，宣布官酒每觚降价100文。”
次日，宗泽再出令：“敢有私造曲酒者，不论是何方权贵，立即逮捕，有多少抓多少，并行处斩。”酿造私酒的权贵亲属听说过宗泽的手段，不敢造次，赶紧“倾糟破觚”，关了私酒作坊。于是，“数日之间，酒与饼值既并复旧，其他物价不令而次第自减，既不伤市人，而商旅四集，兵民欢呼”。
宗泽以铁血手腕治理东京“天价宰客”乱象的故事，被明代的冯梦龙当成历史经验收入《智囊全书》，并写了一段“冯子述评”：“借饼师头虽似惨，然禁私酿、平物价，所以令出推行、全不费力者，皆在于此。亦所谓权以济难者乎？”冯梦龙虽然觉得被斩头祭旗的饼商有些可怜，却又不得不承认宗泽“乱世用重典”确实有立竿见影之效。在现代来讲，市场经济，宗泽用强权干预市场定价未免简单粗暴，自然不能简单照搬，但是这个故事也说明，如果官家要动真格，治理“天价宰客”也不是什么大难题。
对于今天的市场经济而言是冯梦龙《智囊全集》收录的另一个故事或许更有启发性。1075年，江浙一带发生旱灾兼蝗灾，庄稼歉收，导致“米价踊贵，饥死者相望”。两浙各地方的官府都在街衢道路贴出公告，禁止米商提高米价，这是典型的“第三只手”干预物价。
然而，越州（今绍兴）知州赵抃反其道而行之，贴出告示，“令有米者增价粜之”，宣布政府不干预粮食价格，只要有米，定价多少钱都可以只要卖的出去。其它地方限价，这里不限价，于是各地米上听说消息，一窝蜂地把米运到越州贩卖。接下来的事情我们都应该懂了，供求决定价格，是市场经济学的基本常识，那么多米涌进越州，不几日，越州米价自然降了下来。冯梦龙也对赵抃抑制米价的做法赞不绝口，评论说法令禁止抬高米价只是“俗吏”，“大凡物多则贱，少则贵”，赵抃“不求贱而求多，真晓人也”。赵抃在近千年钱就懂得应用的所谓的现代西方经济学“供求决定价格”的原理来管理经济。
当然，市场经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价格信号传递机制有效，市场化程度高，当时江浙地区商品粮的市场化是非常发达的，价格信号的传递，米商的反应，都很敏捷。倘若缺乏这一市场化的基础，赵抃的“奇招”不可能奏效。也就是说，赵抃的方法不一定适用于宗泽对东京的“物价”进行治理。
宗泽整治东京商贾“宰客”的经验，结合赵抃控制越州粮价的经验，我们还是可以从中获得启示：“看不见的手”，即充分的市场竞争，再加上“第三只手”即严厉的市场监管，足以整治“天价宰客”乱象。而当今，“天价宰客”频发说明了什么呢？是市场竞争不充分，还是“第三只手”不作为？值得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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