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贯穿的仍是宏观史观,也就是黄仁宇先生说的大历史观。所谓大历史观,从《中国大历史》这本书来看更加直观。但是,我觉得本书的精妙之处在于,宏观并不是虚无缥缈、形而上学的,也不是大而化之、泛泛而谈的,而是从无数的历史细节、数字中提炼总结出来的。作者从万历皇帝、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等一个个不同个性、不同领域的历史人物,个中细节丰富,史料详实,但是言语中时刻言提及张居正的为人、改革及身败。我从本书中读到的是一个内向帝国随张居正身败之后迅速泥沙俱下的场面。正是从这些鲜活的人物分析中,作者抽象出了晚明走向衰败的必然。
读完本书,本人总结,晚明灭亡之原因,一在道德治国,强调意识形态正确与否,期盼用一套正统的理论来压制人心,统一思想,官僚无需精通专业技术;二在建国之初就建立的类计划经济体系以及庞大的松散农业社会,导致经济无法精确化管理,无法实现规模效应,导致财政体制不顺畅,内耗严重。;三在庞大的文官系统,以及官场明阳时阴的作风。皇帝带有宗教领袖色彩,即皇帝虽至高无上,但一举一动、方针政策却均需文官体系认可同意,皇帝有否决权,却无决定权。读圣贤书出身的官员,一个个均号称做官为黎民,以忠谏、死谏皇帝为荣,内心却因收入微薄等客观原因,掩盖不住自私自利的一面,享乐奢靡。四在民间无商业精神,政府无契约精神,现代金融信用体制不发达,本该交由经济金融领域解决的专业问题,被披上了道德问题的外衣,更加加剧了经济的混乱。
本人以为,明朝体制弊端,不在于农业经济基础,因为自古千年以来中国始终延续着小自耕农为主的农业社会体系,有过大一统,也有过乱世纷争,此并不能完全说明明朝的衰败。文官治国,自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以来就是如此,儒教深入官僚体系内部。我以为,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史观提出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这样的不懂圣贤书的农业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治国的上层建筑形成了巨大的矛盾,支配着中国历朝历代形成历史周期律,无非都是促进—适应—违背的过程。只是晚明意识形态上的畸形、万历、张居正等历史人物等作为加速了这一规律的呈现。
历史总是深刻的,寥寥数语,总觉得还是无法完全表达清楚所思考的内容。只能进一步加强学习,待日后进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