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重商主义作为经济思想史的重要部分,其核心观点长期以来被误认为“财富即货币,货币即财富”,重商主义经济政策也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这种观点是对重商主义的错误认知与偏见。文章通过研究文献及借鉴学界的研究成果,立足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理论联系实际,认为重商主义的核心观点是“制造业是财富的源泉”,其经济政策体也是为了更好的发展制造业。
关键词:重商主义 ;制造业;对外贸易;货币;经济思想史
谈及重商主义,人们一般会想到它是一种坚持“货币即财富,财富即货币的”的错误的失败的经济学说。一方面,由于受斯密极力批判重商主义的传统思想影响,国内外学者对重商主义的思想观点在认识上存在很大程度的教条主义倾向,重商主义无非是一种“过时的、单纯的”学说。另一方面,经济学说史教科书也把重商主义概括为以“货币即财富,财富即货币”为基础衍生出来的一套理论体系。在经济思想史教科书中重商主义简直一无是处,无非是一群将财富看做来源于流通领域的金银货币,并在此基础上制定经济政策-------国家富强在于对外贸易,必须坚持多卖少买原则,国家应该干预经济以增加金银货币------的守财奴。至此,重商主义被定格为自由经济体制的对立面,成为了人人喊打的过街鼠。然而,为什么许多深入研究重商主义的权威学者并不认为重商主义的核心观点是“货币即财富,财富即货币”?约瑟夫·熊彼特指出:“斯密不恰当地批评重商主义从而树立了坏榜样”,重商主义的所谓“谬误也主要是想象出来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则认为,不仅自由经济学派对重商主义的贬损有失公允,而且有关命名本身就有误导性,故而他干脆改称“重商主义”为“工业主义”。当代研究重商主义权威学者马格努松在其新作《重商主义经济学》中也强调,从斯密到维纳,重商主义者将货币与财富混为一谈的正统观点被反反复复的重复,但这种观点是误导人的,也很少有文献能够支撑它。另外,梅俊杰教授在《论科尔贝及其重商主义实践》一文中指出,科尔贝的重商主义主张和实践实际上开辟了一条强力推进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赶超发展道路。帕塔萨拉蒂以棉纺织业为考察对象,运用历史分析法将英国爆发工业革命、英国与印度的“大分流”归结于英国成功实施了重商主义经济政策。如果重商主义理论真如教科书所述那样混乱不堪,那为什么凭借重商主义经济政策英法等西欧国家能够繁荣与崛起?因此重商主义经济体系应该是从实践经验总结出来的。只有理论联系实践,坚持唯物史观,才能掀开重商主义的原始面目,即重商主义的核心观点不是”财富即货币,货币即财富“,而是“制造业才是金矿”。
早期重商主义的探索
重商主义产生并盛行于西欧封建社会晚期和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初期,这个时期正是西欧封建社会解体并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时期。随着地理大发现和生产力的发展,生产资料和货币财富主要转化为商业资本,商业资本的崛起进一步带动社会分工扩大,需求增加,市场形成并拓展促成了世界市场的形成从而带动对外贸易扩张,资本原始积累加速,作为国家政策的重商主义也开始出现,重商主义者也主要由商人和政府官员构成,他们注重对经验事实的总结,由于深受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思潮影响,极大地解放了人性欲望,而这种欲望能够凭借金银货币实现,因此,“货币即财富,财富即货币”的观点也成了普遍的社会认知。哥伦布说过,金是一种奇妙的东西!谁有了它,谁就成了他所想要的一切东西的主人。有了金,甚至可以使灵魂升入天堂。另外,货币主要转化为了商业资本,为了扩大商业贸易规模,通常需要大量的金银货币作为商业资本,而如果一国国内的金银货币存量匮乏将极大制约商业发展及生产规模的扩大,西欧国家一向具有贸易传统,商业贸易在国家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早期重商主义者误认为金银货币的短缺直接导致了经济的停滞或甚至是衰退,“货币即财富”的观点自然能得到认可。另外在凯里看来,货币就是军费。重商主义时期西欧各国战争不断,庞大的财政支出就必须依靠金银货币存量,只有通过开采金银矿和发展对外贸易,多卖少买来获取更多金银。由此,早期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应运而生,自然财富的源泉便归结到流通领域。
到此为止,似乎这正是遭受批判的重商主义的核心观点,事实并非如此,重商主义探索刚刚开始。“财富即货币,货币即财富”的观点盛行不久后,西班牙衰落的事实便引起了重商主义者的反思。在地理大发现时代,西班牙通过掠夺美洲金银迅速暴富。然而,事实并非按照原先剧本发展,西班牙不但没有实现富强反而经济迅速走向凋敝。为什么金属货币存量如此之多的西班牙开始走下坡路呢?重商主义者不得不反思国家富强的根源,金银货币并非财富的根源,自然财富也非产生于流通领域。16世纪晚期重商主义者伯特罗认为,工业的力量非常强大,超过金矿银矿所带来的财富。重商主义者开始把视角转向了制造业,而非固守“财富即货币,货币即财富”,财富源于流通领域的观点。
因此,早期重商主义处于探索时期,“财富即货币,货币即财富”只是早期的不成熟观点,不能代表重商主义的核心观点。
晚期重商主义的发展
相对于处于探索时期的早期重商主义,晚期重商主义的观点明显更成熟。晚期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可以通过创新和创造力获得。他们认识到财富的源泉并非来源于流通领域,而是强大的制造业,相对应的对外贸易主张的是适当贸易结构以促进自造也发展。
晚期重商主义的发展主要在于两点:第一,制造业才是财富的根源。斯图亚特认为,指导政治家的主要原则应当是鼓励自然生成的每一部门的制造业。塞拉也认为,只有在制造业繁荣的地区,人们才能够生活富裕。也就是说,重商主义者已经认识到了制造业在促进经济繁荣方面的作用。另外,晚期重商主义者常常思考一个问题:自己的东西从哪里来?自己的东西最好就是自己生产出来,农业生产的粮食可以卖,但赚不了多少钱;最好是卖制造品。这样一来,手工业生产就重要了,因此,国家鼓励生产,尤其是鼓励工业的发展。英、法在这个方向上迈出了重要一步,使它们和荷兰的情况不再相同,领先迈入工业革命时期。荷兰在18 世纪开始衰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的重商主义始终停留在早期阶段,而没有把积累的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投入制造业。第二,斯密批判所谓的贸易保护主义只是晚期重商主义者寻求合理的贸易结构以促进制造业发展罢了。没有完全的自由主义,也没有完全的保护主义,最重要的是贸易结构。重商主义者往往主张有选择性的购买外国产品,而非不买或者是随意进口。托马斯·孟从东印度公司的贸易经验中看到,英国制造业从亚洲进口原料,加工后再销出去,会给英国带来巨大的利益,国家应该大力发展这一类工商业。他还主张输往国外的商品免税,转口贸易轻税,而消费品进口课以重税。可以看出晚期重商主义者对外贸易重视保护国内工业,鼓励出口,以换取源源不断的财富。进口是以更大规模的出口为前提的,更大规模的出口的目的是发展本国的制造业。由此可见,重商主义非常重视贸易结构对制造业的促进作用,对外贸易也是为了更好的发展制造业,而不是片面追求货币。
因此,“财富即货币,货币即财富”只不过是尚处于探索时期的部分早期重商主义者的观点,对把它作为重商主义的核心观点及以它衍生的重商主义经济政策的看法都是错误的,难免带有斯密教条的偏见。重商主义的核心观点应该是制造业为财富的根源,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也是为了更好的发展制造业。
参考文献:
[1]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熙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82-2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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