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7年，拿破仑只用一封由副官朗读的信，就逼迫奢华安静已久的威尼斯共和国投降，国会议事厅里压倒性投票决定无条件投降的贵族统治阶层在百年和平中早已失去战斗的勇气与力量，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获知结果，在最后的礼炮声中，高喊着VivaLa Liberta!Viva San Marco! VivaLa Republica!涌散而去，告别生死与共一千年的威尼斯共和国。

最优秀的航海商人，最精明的统治与外交策略，最优秀的艺术家，最自由的气息，杰出的出版业、戏剧、造船术，种种旧辉煌随之宣告易主。一个小国寡民的海洋城邦国家能在长达1100年的漫长岁月中几经沉浮，并留下无数不亚于地大物博的传统帝国所能创造的文明财富，其“经营国家”的智慧与理念着实值得令人深思。

日本最受欢迎的历史作家之一盐野七生把这座美丽的城市选作了《海都物语：威尼斯一千年》的主角，通过令人生趣的语言，写出了威尼斯的前世今生。真正的威尼斯共和国与莎翁笔下的威尼斯商人所不同，一群被阿提拉逼到绝境的难民，凭借着顽强的毅力、精明的头脑建立了一个弱小的城邦小国，

一个连打造地基的木桩都需要进口的小国。只有鱼和盐的威尼斯，这样艰难的生存环境，面对资源的严重不足，如果要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发展海上事业。

在那个时代，罗马帝国崩溃，拜占庭也已经度过了最辉煌的时刻，身边的竞争对手都是同样规模的热那亚、比萨、佛罗伦萨、那不勒斯等城邦，威尼斯人用精明的计算抓住了一个又一个商机，最终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时候联同十字军一同攻克了君士坦丁堡，甚至瓜分了外强中干的拜占庭帝国，并轻易的得到了包括克里特岛在内的拜占庭帝国3/8领土。

或许他们是天生的商人，又或者是祖祖辈辈传承的务实精神，威尼斯人将商人思维渗透至方方面面，且是童叟无欺取财有道的儒商。威尼斯的政体即是商人精神的写照。盐野七生认为，“用君主制或共和制来区分，不如以是否发生过暗杀权重位高者来判断”。在威尼斯，权力是高度分散的，不仅没有人可以只手遮天，要进入总理府、内阁、十人委员会都需要几分运气，还须频繁轮换，任何君主制萌芽的苗头都会被扼杀在摇篮里。所做的决定当然也以经商的权益（关税政策、制海权）为优先考量。由是，便不难理解为何威尼斯人对占领土地没有那么热衷；为何有时他们为了一个港口大动干戈，有时又委曲求全不去迎战；为何和谈总围绕实际贸易政策展开。他们关注的是通商线路不被阻隔、市场不被侵占、利润不被剥削，以及为履行交付时间和商品质量必要的安全因素。

从困境中走出的威尼斯人藉商业崛起，敛得欧洲他国嫉妒的财富。不可思议的是，他们的爱国和团结也是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之上，既没有慷慨就义的壮烈，亦无需口出狂言的虚伪，面对他国指责的立场摇摆苟且偷安，威尼斯人非常坦诚：一切为了商业利益、为了可持续的资源、为了一诺千金的口碑。他们绘制航海图、发展出版业，以便技术共享；他们把彼此的货物部分交换，分散风险；他们制定各种集资借贷制度，互助亦谋利。所以威尼斯没有不可逾越的等级制度，出身贫寒者一样能勤劳致富，倾家荡产后仍可东山再起，没有个人英雄主义，更能和衷共济。

然而，以后见之明，令威尼斯共和国走向没落的，在某种程度上同样是根植于人心的商业思维，而非大航海时代的客观环境。他们讲求契约精神，却对言而无信者束手无策，先是出尔反尔的西班牙联军，后有开出空头支票的拿破仑。他们恪守和气生财，不想得罪任何一方，却忘了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所谓中立即是腹背受敌。这就好比谦谦有礼的饭店老板遇上吃霸王餐的，对方甚至还跟其他客人争执起来，息事宁人是权宜之计，却依然埋下隐患。马基雅维利金句在前：“人们绝不应当为了逃避一场战争而听任发生混乱，因为战争不是这样逃避得了的，延宕时日只是对自己不利而已。”可惜威尼斯人是商人不是政治家。

纸面将尽的时刻，威尼斯作为一个国家的存在，已经消失了，但它从容，优雅，只留华美不取奢靡。那些亚得里亚东岸的水手们离去时，向1000年来生死与共的威尼斯共和国鸣放最后的礼炮，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向共和国致意，向曾经伟大的地中海文明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