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那会儿，因为朱由检、李自成和吴三桂的联手助攻而稀里糊涂入主中原的满洲人，对于如何统治这片辽阔的土地完全是一脑袋浆糊，所以就全盘照抄了前朝老朱家的作业。比如在行政区划上，仅是将明朝的15个承宣布政使司中的湖广和南直隶一分为二（分别划分为湖北、湖南和江苏、安徽四省），又从陕西中分出了甘肃，共设置了18个省份，形成了我们熟知的汉地十八省。
辛亥革命胜利后，有些脑子不太好使的家伙曾主张未来的中国疆域就是汉地十八省，还因此弄出来个铁血十八星旗，幸好没被采纳。不过心里还是没啥数的北洋政府，又打算将铁血十八星旗作为陆军军旗，结果东三省的代表原地炸毛，坚决予以反对。
这事换谁都得反对——大家都是中国人，你们一省一颗星，凭啥就不带俺们东北玩？而且要讲资格出身，论“自古以来”，东北这旮旯先不提黑吉两省，光一个辽宁就比许多所谓正牌的汉地省份腰杆要硬得多。
毕竟辽宁这片土地融入华夏大家庭的历史，起码一口气可以追溯到四千年前：
“东北曰幽州。其山镇曰医无闾，其泽薮曰貕养，其川河泲，其浸菑时。”（《周礼·夏官司马第四》）
这里边的医巫闾山，就在今天的锦州境内。相传禹分九州时，曾在每州各封一山作为一州之镇，医巫闾山就是幽州的镇山，这都成为辽宁“自古以来”最有力的证据。
那么后来这片土地为啥又好像跟汉地断了联系，成了人们印象中蛮夷遍地跑的地方？
01
虽说自打禹分九州起，辽宁地区就一直蹲在华夏的犄角旮旯，但却始终是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商汤灭夏之后，曾封墨姓同宗于孤竹国，辖境就涵盖了今天的辽西以及辽东的部分地区。而且这个孤竹国很能熬，一直熬到了周惠王十三年（公元前664年）才挂掉，此时距离武王伐纣已经过去了将近400年。
那么孤竹国又是怎么没的呢？答案是倒霉催的——当时有山戎屡屡侵袭燕国，打得燕国满头包，连国都都被迫从蓟（今北京）迁往临易（今河北容城），结果还是逃不过挨揍的命运。在无可奈何之下，燕庄公不得不向诸侯霸主齐桓公求助，后者当时正大打特打尊王攘夷的旗号，自然得罩着燕国的小兄弟。于是齐军一路北上，在打得山戎落花流水之余，顺手又把没招谁也没惹谁的孤竹国这个前朝余孽给平了。
齐桓公说话算数，“抗戎援燕”之后便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孤竹国和令支国（山戎所建之国）的地盘就白白便宜了燕国。话说在春秋战国时期，燕国就是大诸侯国中最菜的那只弱鸡，跟谁打架基本都是找虐的下场。不过堤内损失可以堤外补，燕国便将开疆拓土的主要方向放在今天的东北地区，最后连朝鲜半岛都占据了大半：
“燕地，尾、箕分野也。武王定殷，封召公于燕，其后三十六世与六国俱称王。东有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西有上谷、代郡、雁门，南得涿郡之易、容城、范阳、北新城、故安、涿县、良乡、新昌，及勃海之安次，皆燕分也。乐浪、玄菟，亦宜属焉。”（《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第八下》）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燕昭王执政期间，曾遣名将秦开袭破东胡，拓地千里以置辽东郡，并筑襄平城作为郡治所——襄平故址即为今天的辽阳市，也是东北最古老的城市。
秦始皇扫平六国后在天下设置三十六郡，其中在辽宁地区设有辽东、辽西二郡。而驰名遐迩的秦驰道中，就有一条北方大道从咸阳经辽西直达辽东。到了西汉的元封五年（公元106年），汉武帝刘彻划分天下为十三州，辽宁地区还是归属幽州。东汉时又在此地增设玄菟郡和辽东属国，下设24个县。
形势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是在东汉末年。
自远古时代起，在东北这旮旯就不乏各种少数民族活动的身影，像是肃慎、挹娄、山戎、东胡什么的，跟秦赵以及两汉打得不可开交的匈奴人也不时跑到东北露上一小脸。可是到了东汉末年，情况就变得更复杂了。
西汉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高句丽于今天的辽宁新宾建国，40年后迁都到国内城（今吉林集安）。此后高句丽通过不断征伐周边部族，开始强大起来，尤其是在东汉末年的时候，趁着中原混战无暇他顾，开始打起了吞并辽东的算盘。差不多同一时期的东汉永寿二年（公元156年），檀石槐统一鲜卑各部，其中的轲比能集团及“东部大人”所部分布在代郡、上谷及辽西等地，也对辽东这块肥美的地盘垂涎欲滴。
值此危急时刻，公孙度、公孙康父子逆势而起，成为了捍卫辽东这块华夏故土的中流砥柱。
说起上述这两个名字，我想大多数人都是陌生的。哪怕是在《三国演义》这部妇孺皆知的经典作品中，公孙氏父子出场的频次，恐怕也就是个路人甲的级别。当然，在隔壁本子出品的《三国志》系列游戏中，公孙度的认知度可能要高一些——我就最喜欢用襄平势力开局，毕竟那里是游戏中的世界尽头，后院无忧，只需堆兵一路往南推即可。
可现实中，在辽东是不存在世界尽头这种东西的。而以公孙度父子的本事，让他们参与中原争霸无异于以卵击石，甭管是曹操还是袁绍，伸出根小指头都比公孙家的腰粗。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无所作为了。
话说在汉末三国时期虽然各路诸侯之间内斗不绝，但对外却足够强势——实力最为强大的曹魏曾将后来祸害了中原达300余年的南匈奴、鲜卑、乌桓、氐、羌等胡族挨个胖揍了一遍，直到揍得跪地叫爸爸为止。孙吴则扫平了境内的山越、山夷、五溪蛮，还兴致勃勃的派人乘船跑去夷洲旅游了一圈，蜀汉更是拿孟获玩七擒七纵，把西南夷虐到了怀疑人生。
而在汉末群雄中根本拿不出手的公孙氏家族，别看人家本事矬、地盘穷、兵马少，周边虎狼环伺，手底下却尽是些歪瓜裂枣……但收拾起什么鲜卑、高句丽来，依旧是爸爸级的人物。
姓公孙的在辽东有多牛叉？当时的高句丽王伯固听说公孙度对自己有想法，吓得赶紧狂拍马屁，在后者讨伐富山贼时主动出兵相助，可是结果呢？公孙度照旧“东伐高句骊，西击乌丸，威行海外。”（《三国志·卷八·二公孙陶四张传第八》）
公孙度死后，继任辽东太守的公孙康比他爹还好斗。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公孙康出兵攻打高句丽并陷其国都，伯固之子拔奇率部属3万余人投降。
后来在隋唐时耀武扬威了好几十年、屡败中原大军的高句丽人，此时却不堪汉末一个末流军阀之一击，还差点亡了国。可是在公孙氏父子大发神威的数十年之后，辽东就沦为了胡地，高句丽更是在300多年后成了中原王朝的劲敌，这又是怎么回事？
答案很简单——又到了大骂两晋姓司马的时间了。
02
说起历史上最无能又最没骨气的王朝，很容易让人想起两宋。不过对此我很想替赵家皇帝们喊冤，毕竟他们就算再菜，难道还菜得过两晋那帮姓司马的？
历数两晋十五帝，开国的晋武帝司马炎已经能代表姓司马家的当皇帝的最高水准了。但在历代大一统王朝的开国之君中，这货哪怕是甘当吊车尾还是让人觉得欠点资格。孝武帝司马曜先是给太后褚蒜子当傀儡，亲政后又跟弟弟司马道子“主相相持”——就这德性还被视为东晋最有权势的皇帝。
剩下的除了昏聩就是荒淫，再不就是怂货或者傻子。在这帮货色的治下，先是八王之乱，后是五胡之乱，再然后更是开启了长达300多年之久的南北分裂大乱世。
在两晋之前，汉家男儿不教胡马度阴山不过是基操，杀进胡人家里串门更是稀松平常的事情。可是在一帮姓司马的祸害下，别说阴山了，胡马踏中原都上不了头条。
可能有人会说，司马家的子孙虽然不肖，可是人家祖宗牛叉啊。比如那个在某些影视剧中被描绘成志在匡济天下、堪与诸葛孔明并称的司马仲达，怎么说也算是个英雄人物吧？
但事实上要论起司马家引狼入室这一祖传技能，还真就是起自于司马懿之手。而且辽东被迫脱离汉土，从此沦为各路蛮夷横行之地，他更是罪魁祸首。
这就要说到爆发于景初二年（公元238年）的辽东之战了。
想当年曹操在官渡之战击败了袁绍之后，名义上成了北方霸主，但事实上还是有缺憾的，那就是公孙度仍自立于辽东。对这块穷乡僻壤，曹操不打算动用兵戈，便采取了招抚的办法，想封公孙度为武威将军、永宁乡侯。不过破家值万贯，公孙度宁当鸡头不作凤尾，答曰“我王辽东，何永宁也”（《三国志·卷八·二公孙陶四张传第八》），反正就是不肯投附。
但是傲气只能建立在实力的基础之上。后来因辽东窝藏袁氏余孽引来曹军大兵压境，公孙康只能乖乖交出袁尚和袁熙的人头，并接受了曹操襄平侯、左将军的封号。
等到公孙渊成为辽东之主以后，他又开始不安分了。不但对外向孙吴称臣，还自称燕王、改元立国，这就触到了曹魏的逆鳞。于是魏明帝曹叡遣太尉司马懿出兵伐燕，并一路顺风顺水的兵围襄平，又在城破后俘虏公孙渊，自此辽东正式被曹魏所纳。
公孙渊作死，曹魏以中央平乱地方，这都没问题。有问题的是曹军主帅司马懿——这货在攻陷襄平之后，不知道为啥脑子一抽居然搞起了屠城：
“既入城，立两标以别新旧焉。男子年十五已上七千余人皆杀之，以为京观。伪公卿已下皆伏诛，戮其将军毕盛等二千余人。收户四万，口三十余万。”（《晋书·卷一·帝纪第一》）
话说在中国历史上打一仗死伤个几万、乃至几十万人都不鲜见，但在战后搞屠城还立京观的例子却很少。即便有，也要么是些不开化的蛮夷所为，再不就是些缺乏政治头脑又没什么前途的莽夫干的，比如项羽、黄巢、张献忠。那些真正志在天下的英雄人物，在这方面都非常克制，毕竟汉人的道德观和伦理观对这样的行为都是非常排斥和反感的，屠城这种丧尽人心且得不偿失的蠢事，当然是能避免就要尽量避免。
哪怕像曹操这样横行无忌的人物，在一上头屠了徐州后，也得赶紧找个替父报仇的名头作为遮掩。但即便如此，他依然因此在史书上被骂了快两千年。
司马懿此前与公孙氏没有过什么交集，应该谈不上私仇。要说国恨，这个当然可以有，不过在曹魏一统北方的过程中干掉的割据势力和平息过的叛乱不计其数，怎么偏偏就在辽东搞屠城？
如果非要给司马懿找个理由，那大概就是辽东僻远，远离中原腹地，故此不好管理、容易滋生叛乱。于是司马懿干脆斩草除根，把襄平给屠了——要知道襄平可是伪燕的国都、辽东郡的治所，城中居民要么是当地官吏、士族，要么就是士农工商各界的翘楚人物，反正都是一地之精英。所以别看司马懿才杀了万人左右，但在事实上等于斩除了辽东未来发展的根本。
而司马懿刨掉了辽东的根还不满足，又使出了更加狠辣的一招，那就是迁民：
“古之伐国，诛其鲸鲵而已，诸为文懿所诖误者，皆原之。中国人欲还旧乡，恣听之。”（引用同上）
结果就是不到30年后的太康元年（公元265年），辽东郡再加上玄菟、乐浪、带方三郡的汉民也仅有1.8万户、不足10万人（数据来源《晋书·卷十四·志第四》）。要知道自从汉末以来，中原士民为躲避战乱纷纷逃往相对太平的辽东，哪怕经过曹魏灭燕这样一场大规模战争损失后，仍保有30多万汉民的人口规模。如果一直能保有这样的人口规模，哪怕没有内地的支援，辽东汉民在日后即将到来的乱世中也能拥有一定的自保之力。
可事实却是经过司马懿的一通祸害，辽东汉民三不存一。地方空了，自然有人来填补，既然汉人走了，蛮夷当然就会来。自此直到明朝的一千多年间，在这里汉人成了少数民族，好好的一片华夏故土沦为了蛮夷遍地走的胡地。
公孙氏父子固然是军阀，也有着自己的私心和野心。但他们却在事实上保卫了乡土，繁荣了辽东：
“曹氏幕府以公孙康重建燕秦汉以来的东北亚秩序，汉晋间东北之大事，即著辽吴日三地海上交通频繁，所谓乘桴沧海于扶桑，葛越布于朔士，貂马延于吴会。其经营东土，成绩昭彰，足见公孙氏三世守边保境绥虏安民之效。”（《魏晋史丛考·辽东公孙氏事迹杂考》）
而这一切，都被司马懿毁了。
03
司马懿干的更恶心的一件事，就是他在讨伐公孙渊时，居然还勾结慕容鲜卑、高句丽、乌恒为外援。不知当公孙渊被围襄平、看着这几个昔日父祖的手下败将在城下耀武扬威时，心中会作何感想。
公孙氏败亡后，辽东大地很快沦为鲜卑、高句丽为所欲为的乐园。尤其是高句丽，趁着五胡之乱之机，在东晋元兴三年（公元404年）尽取辽水以东之地。到了南北朝末期，高句丽人更是对辽西起了觊觎之心，并屡屡出兵试探。
隋炀帝杨广不惜血本的三征高句丽，并因此拉开了隋朝败亡的大幕。所以这位倒霉的皇帝被后人臭骂了千年，指责他好大喜功，自寻死路。
杨广确有作死之处，但他非要跟高句丽人死磕到底的理由却是没错的，更不该被指责——辽东本为汉土，老杨要收复旧河山，一雪前耻，何错之有？
那时的高句丽人有多嘚瑟？开皇十七年（公元597年）这货居然联合靺鞨攻打隋之营州——须知营州就是今天的朝阳市，要是让他们再往前迈几步，高句丽人岂不是就打到河北去了？
是可忍，孰不可忍？
隋文帝杨坚当然不能忍，立刻发动30万大军分水陆攻打高句丽。结果倒霉催的先是遇到水灾，后又赶上风灾，隋军未战先溃。但即便如此，还是把高句丽人吓了个半死，其王高元上表自称“辽东粪土臣元”（《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八·隋纪第二》）请罪，这才罢了杨坚再度兴兵的念头。
但杨广显然还是被“粪土臣元”之前的前缀给刺激到了，于是一门心思非弄死这帮鼠辈不可。
所谓英雄所见略同。唐太宗李世民在摆平了国内外的一系列麻烦之后，也将目光锁定在高句丽人身上，并在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发动讨伐之战。关于这一战的成败历来众说纷纭，其中还颇有人认同这一仗唐军其实是打了败仗——对此我觉得也算没错。毕竟纵观李大帝的一生，凡是他亲自出马的战争却没做到灭国亡邦，那肯定是个洗不掉的污点，所以说他失败了也不为过。
但就辽东而言，此战意义非凡。这是汉家军队在300多年后首次在此攻城略地，打得蛮夷落花流水。而在23年后的总章元年（公元668年），唐军更是一举灭掉高句丽，辽东作为一个整体重归华夏，并设营州和安东两大都护府实施管辖。
可唐朝在内地的行政区划可是道府制，都护府的职责是“抚慰诸藩，辑宁外寇”，说白了就是实行军管。为啥不能以内地的标准管理辽东？这是因为哪怕李世民和李治父子费了老大劲把高句丽人弄到江淮以南，又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内地民众北迁辽东，但仍无法改变此地胡人多、汉人少的局面，不得不以兵威镇压之。
所以这还是司马懿的锅，让我恨不得再开一篇文章大骂一通。
然而唐朝在辽东的统治也没有太平多久。武周通天元年（公元696年）契丹人发动叛乱，一度企图攻占辽东，幸有时任辽东都督的高德武挺身而出，“以数百之兵当两万之寇，破逆贼孙万斩十有余阵，并生获夷贼一千人”（《陈拾遗集·卷十·为建安王与辽东书》），这才使得形势转危为安。
契丹人的叛乱虽然很快被平息，但其残部与后突厥合流后又屡犯辽西，迫使营州都督府南迁渔阳（今北京密云）。这就使得辽东与内地的陆路联系中断，一度只能通过海上联系补给，成本高昂。
于是废弃安东都护府的舆论开始发酵，而且带头人居然是在我们印象中浓眉大眼的正面人物狄仁杰。非但如此，这位狄神探甚至认为连安西四镇都是累赘，都该甩掉：
“近者国家频岁出师，所费滋广，西戍四镇，东戍安东，调发日加，百姓虚弊……请捐四镇以肥中国，罢安东以实辽西，省军费于远方。”（《旧唐书·卷八十九·列传第三十九》）
幸亏武则天头脑清醒，坚决否决此议。不过到了开元二年（公元714年），唐玄宗还是将安东都护府治所迁往了平州（今河北卢龙）。至于目的嘛，一个是省钱，再一个就是为了争取渤海国以牵制契丹。
当然治所迁走了也不代表就放弃了辽东。到了已是晚唐的大中四年（公元850年），在史料中还能找到当时的藩镇跑到辽东活动的记载。不过辽东本是军管之地，要是兵都跑了，还让当地人怎么安心在此定居？于是不但汉民纷纷内迁，连已经逐渐汉化的高句丽遗民都坐不住了，纷纷另找出路：
“自是高丽旧户在安东者渐寡少。分投突厥及靺鞨等，高氏君长遂绝矣。”（《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上·列传第一百四十九上》）
坐地户都跑光了，最后占了大便宜的，自然就是契丹人了。
契丹人后来弄出来个辽国——既然以辽为国号，其核心中枢之地谁属自然是一目了然，其五京道中的上京道、中京道和东京道都跟今天的辽宁沾边。金灭辽以后，又在此地设置有上京路、咸平路、东京路和北京路。元朝一统天下后，辽东倒是再度跟中原一体了，还被设了个辽阳行省，但其中古怪的滋味恐怕只有当时的辽东汉民才最清楚吧。
明太祖朱元璋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以后，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在辽东设定辽都卫，并在两年后设置了辽阳府——这是个绝对值得大书特书一笔的举措，意味着跨越汉晋以来的千年之后，中原王朝再度在辽东这块土地上实现了文官治政，与内地行省一般无二。
不过辽阳府的存在只维持了4年。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辽阳府撤销，只保留了辽东都指挥使司，在建制上隶属于山东承宣布政使司。这也意味着辽东地区的政治、军事、民族形势的复杂程度超出了朱元璋的意料，最终只能依靠军事威慑继续维持在此地的统治。
而且随着明朝的衰弱以及军事实力的下降，辽东都司在正统年间（公元1436~1449年）就已经失去了在辽河中游一带活动的能力。而随着满洲人的崛起，明军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起就开始从辽东大踏步的后退，至崇祯十五年（1642年）时，除了吴三桂驻守的山海关外，辽东全境均被满洲人所兼并。
清朝以后的事，就不用我说了。
04
关于辽东的坎坷经历，许多人将其归结于气候的恶劣，无法农耕以养军安民等因素，但这个理由是无法服众的。
毕竟汉唐时可以在西域屯田，差不多在同一纬度而且气候条件更好的辽东为啥就不行（毕竟靠海嘛）？事实上数千年来发源于东北地区的各大少数民族，就没有一个是纯粹靠游牧为生的，统统都是渔猎农牧样样玩得转。那么更擅长农耕的汉民，凭啥就不能再辽东安居乐业？
事实上不仅是在今天，历史上的东北地区就是个盛产粮食的好地方：
“于东夷之域，最为平敞，土宜五谷。”（《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列传第七十五》）
关于《后汉书》中所指的东夷，包括了夫余国、高句丽、挹娄、沃沮及三韩等地，大概就是今天的辽吉黑三省。
种地可以填饱肚皮，而且看这块土地上的各种蛮夷像割不完的韭菜般没完没了的往出冒，显然天气也没冷到要冻死人的程度。
我以为，之所以在历史上辽东之地屡屡被隔绝于中原之外，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首先就是糟糕的交通条件。如今进出东北的交通大动脉，无疑就是经辽西走廊入山海关。可在历史上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因为地势低洼受海水侵蚀，导致辽西走廊不但道路易积水难行，而且还会因此造成瘟疫横行，因而常常给行人、尤其是军队造成灭顶之灾。
比如前文提到过的隋文帝杨坚讨伐高句丽之役，就是因为不信邪走了这条道，才导致全军未战先溃：
“汉王谅军出临渝关（即今山海关附近），值水潦，馈运不继，军中乏食，复遇疾疫。周罗睺自东莱泛海趣平壤城，亦遭风，船多飘没。秋，九月，己丑，师还，死者什八九。”（《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八·隋纪第二》）
因此在辽西走廊的交通条件改善之前，历来中原出塞入辽东的主要路线只有两条——一个是出今天的喜峰口沿滦河北行翻越燕山，再经老龙河向东转大凌河抵达辽东的卢龙道，另一个则是穿过古北口经滦河、平泉与卢龙道汇合的古北道。大体上在隋唐以前大家都走卢龙道，之后主要走古北道，只有到了元朝以后辽西走廊才成为主流的交通路线。
燕山有多难走？北宋大文豪苏轼就曾经慨叹道“燕山如长蛇，千里限夷汉”——燕山山脉确实是捍卫中原大地的一道铁篱，但对于隔绝在外的辽东来说，这条山脉就成了套在脖子上的一道绞索了。
而且除了强大到不像话的汉朝以外，这道铁篱笆还经常性的漏风漏雨。比如唐初时契丹人叛乱，营州都督府扛不住压力南缩到了渔阳，这就导致了辽东与内地的陆路交通彻底中断，不得不通过海上联络和补给，以至于狄仁杰因此认为辽东是个大累赘，干脆丢掉拉倒。
盛唐之时的辽东况且如此，其他时候就更不用说了。
第二个原因，就是辽东乃至东北地区糟糕的地理条件。
从地形看，东北是个极其封闭的区域，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分别由大小兴安岭、长白山和燕山山脉环绕，中间则坐落着面积达35万平方公里、中国最大的平原——松辽平原。这意味着什么？恐怕就是中原王朝的军队历经千辛万苦翻越了燕山山脉，精疲力竭之下就得在一望无际的辽阔原野上面对无数异族骑兵的“热情欢迎”，这仗得怎么打？
尤其是在大兴安岭与燕山山脉的交界处，也就是现在的西拉木伦河流域还存在着一片巨大的谷地草原，直通蒙古高原。于是乎在极端条件下，出现在辽东的中原军队很可能面对的是来自游牧民族和渔猎民族的混合双打……
话说在冷兵器时代，大规模的骑兵部队几乎就是无敌的存在。以步兵为主而且极度依赖后勤的汉家军队，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依赖城池和山地等条件才能与之抗衡，而这些条件在辽东地区一个都不具备不说，还可能形成一进去就面临“关门打狗”的恶劣局面，这谁能受得了？
不过在辽金晚期，辽西走廊的交通条件逐渐好转（今天的山海关就是在洪武十四年由徐达重新修筑的），起码明朝时进出辽东的难度大大降低，后勤补给也能得到保障，可为何仍然无法在此地开疆拓土，甚至最终连立足都难以做到？
这就涉及到我们要讲的第三个原因，那就是人口问题。
说到人口，当然免不了还得大骂姓司马的，毕竟辽东汉人主体地位的缺失因其而始，哪怕在千年之后仍有余毒未尽。此外，尽管唐、明等王朝曾下大力气鼓励汉民北迁，但辽东的自然条件、安全形势根本无法与内地相比，所以效果甚微。尤其是经过两晋南北朝以及五代两宋时期中原王朝在辽东地区的长时间缺位，导致辽东成为鲜卑、契丹、女真等民族的发源地或核心精华地区，中原王朝的影响力在此大打折扣，汉民在此地也仍然是少数民族待遇。
所以哪怕朱元璋像杨广、李世民一样立志尽复辽土，最终理想也敌不过现实，只能以失败告终。
话说在历史上汉族人口的流动，总体上都是由北向南的趋势。像华南、西南乃至华东都曾经是比辽东更荒蛮、人口及民族构成更复杂的地区，可是经过持续千年以上的人口流动，都早早成为了正牌的汉地。而辽东，则在中原王朝一次次的北进，又一次次的无奈退出后，沦为了异族狂欢的乐园，最终连汉地十八省的名头都没混上。
情况在清朝末年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清初满洲人为了维护“龙兴之地”，对东北实行封禁政策。不过随着清中期人口的爆炸式增长，山东、河北等地的汉民大量向东北迁移，形成了著名的闯关东风潮，并最终迫使清廷于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废除了在东北地区的禁垦令。
于是东北地区的人口也终于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到清末即达到了2000万的规模，至上世纪三十年代更是突破了3000万的大关。
这也是东北被老毛子和小鬼子轮番祸祸了大半个世纪，仍能失而复得的一个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