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他们威胁我说拿不到奖励，那就索性大家都拿不到。”
前 言
动迁，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直都是一个牵动人心的话题。“一夜暴富”的过程里，总有各种各样令人感慨和唏嘘的事情发生。
但也只有经历过动迁的人，才知道真实的生活往往和人云亦云的传言有着极大的不同。
在这个连载中，我将以一个事件亲历者的角度，和大家分享一些动迁前后发生的或喜或悲的故事，在这片曾经上海最大的棚户区的土地上，故事的主角和你我一样，是过着最平凡生活的普通人。
我家的旧址，曾在上海的最大的一片棚户区里。
这片沿着黄浦江小支流而建的棚户区里的居民，若要追根溯源，九成九的人都是从外地来的，其中江苏人最多，其次是浙江人，偶尔会有一些安徽、山东的。有人家的祖辈在这里扎根的时间，比上海开埠还要早。
不管是太平天国时逃难来的、抗日战争时来的，还是建国初期来的，大家的共同特征就是“逃难”，以及“没钱”。
抗日战争时，上海本地和外地大批流离失所的民众移居至此，搭建起一个个窝棚简屋，棚户区初显雏形。白天人们在岸上卖菜、搬运、踩黄包车、拾荒，到了晚上，船停在河边，人就住在船上。
一户人家站稳脚跟，亲朋好友便来投靠。建国前后，更多外来人口不断涌入，大家就一起住在“屋顶盖草、篱笆编墙”的草棚房里，靠煤油灯照明，用河水洗衣做饭。
50年代，政府对这里进行了户籍排查后，给了逃难的人合法的户籍，又统一丈量了土地，每家每户都有了土地登记记录——自此，祖辈的身份，才从难民变成了这里真正的主人。
渐渐地，当年的窝棚一步步升级成泥瓦房、钢筋水泥房，到了90年代，家家又统一办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即老百姓口中的“土地证”）或公有房屋租赁合同（和现在的共有产权房很相似，但承租人拥有80%产权）。当然，也有不少人嫌弃这里是贫民窟，发达之后，就搬离了。
时过境迁，昔日的农田和荒地也成了市中心，附近的楼盘房价从最早的两三千元逐渐涨到了快十万一平。早在十几年前，政府便启动了动迁工程，但由于涉及的人口、土地规模实在太过于庞大复杂，这一大片棚户区便被划成了近百块的零散“地块”，如同蚂蚁搬家一样，今天拆一点，明天拆一点。
多年后，“蚂蚁搬家”终于搬到我们这里——这场动迁大家都期盼了很久，久到了在我出生前就已经开始有人在议论，而现在，我已经到了而立之年。
1
动迁公告贴出来当天我就去看了，还顺便到李师傅的铺子吃了碗馄饨。晚上回来，和父亲聊的自然还是动迁这个话题。已经退休的父亲对我说：“我在家没事，下午的时候也已经跑去看了，你平时要是空下来的话，去看一下之前我们临近地块的动迁方案，好好琢磨一下，看看我们家要不要‘改建’一下。”
第二天工作不忙，我安安心心地从市、区两级政府的“旧（房）改（造）”政务公开信息里把所有和动迁安置相关的法规条例都下载了下来，带回家里慢慢研究。
我把这些材料都看了一遍，发现政策中比较重要的一条就是：房屋建筑面积的认定需要参考土地证上的面积，在“土地红线”（即土地及建筑物的位置分割线）的范围内，“三层及以下的房屋均可以按照评估均价获得补偿”，三层以上的房屋一律被视为“违章建筑”，即使面积再大，补偿也只有象征性的几万块——也就是说，就算为了多获得补偿，把棚户区里的平房再突击修砌上几层，最多也不能超过三层。我们家在很久之前就已经把房屋搭到了三层，所以，也没什么“改建”的余地了。我拿起手机，跟父亲说了一下。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是“托底保障”政策，不过那是特困户们才会涉及到的，所以我也就没细看。
双休日时，我和父亲一起又回到棚户区的祖屋去看望奶奶。也许是听到了动迁的消息，大家平日里不相往来的亲戚都冒了出来，每户家里挤挤挨挨的，都挺热闹，走在街道上，时不时的就能听到几句吵架声。
我和父亲在老旧的祖屋里陪奶奶待了一阵子，就出去晒太阳，顺便看看附近有没有熟悉的老邻居，聊聊。很快，父亲就找到了他以前的玩伴，不出意料，一群老头老太太正围坐在一起，讨论着动迁。
闲聊了几句后，我基本就从他们讨论的问题中判断出了哪些人还住在这里、哪些人已经搬走；哪些人家里矛盾大、谁想独吞动迁款；还有哪些人的房子已经不能“改建”了。
这些人中，唯独老周和老赵两位老邻居在私聊，旁人想插嘴都很难。他俩是半辈子的隔壁邻居，两人同龄，一起上的小学、中学，年轻时候都是和我父亲一起满大街跑着追着的朋友。
不过，我曾经听父亲讲过，他们两家上一辈的矛盾有点深——当年，政府登记土地，丈量的时候，因为两家紧邻在一起，所以两个棚屋之间的那不到两平米的土地面积就成了两家人争夺的对象，他们大打出手，最后老赵家请人来，仗着人多势众，多抢了这中间地带几分的地，划在了自己土地证的红线里。
这一架打完，两家倒也相安无事了好几年。后来大家手头上都开始有了点积蓄，就都去购买砂石、水泥准备“改建”自己的房屋，老周家里人丁兴旺，老周的父亲又是建筑工人，随时随地叫来工友助阵，一呼百应，所以不但将老赵家当年多占的那几分地给抢了回来，顺便还多占了一点。
从此两家就开始龃龉不断了，今天老周家的门半夜被用胶水堵了锁眼，明天老赵家暴露在外面的水管时就被钻了个小洞，这样的小事情数不胜数。直到老周和老赵的父辈相继过世，加上他俩又是自小在一起长大、一起上学，关系还不算太差，这样的暗战才告一段落。
我父亲和他们聊了一会就不聊了，回奶奶家的路上，我听他叹息了一声：“现在动迁，真是难啊，大家家里都有本难念的经，有的人家的亲戚已经是老死不相往来了，又被动迁硬给拉在了一起。”
2
晚上，我们在奶奶家烧了几个菜，弄了几瓶冰啤酒，一家人在三楼逼仄的露台上吃吃喝喝，一想到这片亲切的地方再过一阵就要被夷为平地，心里不免有些伤感。吃饭时，我无意间从露台上往下看了一眼，正好看到老周和老赵在一起，也像我们家一样弄了点菜、拿了瓶啤酒，两个人似乎在聊着些什么。
等我们吃完正在收拾碗筷时，老周和老赵手上拎了水果，一脸笑呵呵地坐进了我家租屋，跟我奶奶和父亲聊起了家常。在听了他们寒暄的废话以后，我终于知道了他们的真实目的：他们两个准备把自家的平房扩建成三层，好多拿一些动迁补偿，“扩建的时间会很快”，但免不了噪音、灰尘什么的，老邻居相识了大半辈子，我奶奶更是看着他们出生到现在，今天看到我父亲来了，他们正好就当着我们面先通个气，不然贸然开工，“惊扰到90岁的老人家也不太好”。
我奶奶脾气好，自然答应了，不过我父亲和他们约法三章：如果到时候老太太真的抱怨噪声大、灰尘多，他就会接奶奶去我家住或者是在附近给奶奶短租个房子，“如果真的这样，你们至少要贴我们家一点钱”。
老周和老赵满口答应。
回家的路上，我问父亲：“他们两家的房子为什么还是一层的？我记得我们家几十年前就是三层了，怎么，他们两家没建吗？”
“有些东西是你出生前的事情，你不知道。”父亲说。
在50年代的时候，这里都是平房，那时每家基本都是夫妻两个人，相比生计，房子根本不算问题，但后来随着人口增多，到了80年代，这里长大的第二代开始娶妻生子了，一层的房子就不够住了。但上海对于棚户区的搭建管理还是很严格的，政策只允许房屋破旧了、自备砂石来修理，如果想往上搭二层、三层，不光要征集齐周围邻居的签名同意，还要送居委会审批，审批过了、施工完成后，还要请政府相关部门来重新丈量和测绘，“那时测绘很贵的，要好几千块钱，当时你爷爷一个月的工资也就一百多块”。
“那爷爷出得起这个测绘费用吗？”
“当然出不起——是后来有太多的人去区里反映说居住困难，最后街道就出台了一个方案，限定那一年内，整片棚户区里每家都能搭建，不必再行申报。我们家的这间房和你平时看到的那些两层、三层的房子，大部分都是在那时搭起来的。但不知道为什么，老周家和老赵家在那一年什么都没做，眼睁睁地看着一年期满，他们家里还是继续地‘居住困难’——不过我猜，他们两家是因为福利分房的原因才没搭（二层）的。”
“那现在怎么又能搭了呢？”
“因为之前几个地块的动迁户都集体上访过，说动迁不公平，当初人家花了一两千元改建的房子，现在一补偿，一下多了上百万。后来区里被闹烦了，就开了这个口子。所以现在在我们区这一片，只要是动迁的地块，都不再限制搭建了——反正钱都是市里的‘旧改’资金出的，按照以前的动迁流程，只要在房子实际丈量前搭好就没问题。从现在到丈量，至少还要三个月，再难改建的房子，时间也够了。”
“原来如此。”我点头“哦”了一声。
3
过了两天，父亲和我又过去祖宅一趟，主要是看看老赵和老周家的改建是不是会影响到我们家。
老赵家这边的施工已经热火朝天开始干起来了，而老周家则还是静悄悄的。
我们在祖宅里还没坐下多久，就听到了隔壁传来了叫骂声，听声音，很明显是老周家传出来的。
“你们两个太贪心了吧，稍微注意点吃相好伐！”
“册那（粗话）！这个房子是老爹留下来的，我们三个人都有份，你快点三层搭上去，我们一人一层分掉，以后我也不想再和你们见面了，不然这个土地证16平米，你就一层，我们一个人才5平米，这5平米能有多少补偿啊？！”
“我帮你们讲，分房子不是像你们说的那样，你们去动迁组问问，动迁的钱是优先分配给实际居住的（人），只有当我买好房子，都安置好了，以后剩下的钱才是你们可以分的。”
“你买房子？你准备买什么样的房子啊！你要是想买汤臣一品（上海最贵的楼盘），我们是不是就一分钱都没得分了？”
“汤臣一品我是买不起，但你们至少要等我安置好了再分这个钱！”
“侬想啊伐要想（你想也不要想），你要是不按照三份这样分的话，我就帮（跟）你打官司，到时候，动迁‘提前搬离’的那些奖励，你都别想拿到！”
“你这个话是人话吗？你们别忘了，当初这里改建的时候，要不是你们在单位里靠居住困难等着福利分房，这里就已经改成三层楼了，我一家人就不用在这么小的房子里呆30年了！结果你们都拿到福利分房了，我们一家还蜗居在这里……”
“改不改建，当时是老头子说了算，不是你说了算，你现在还在住一层，要怪别怪我们，怪老头子吧……”
之后又是一阵叫骂和拍桌子的声音，过了良久，声音才渐渐消散。
看来我父亲对老周家当年没扩建的原因，猜测是对的：福利分房是1999年前的一项福利政策，当时在企业中工作满一定年限，即可享受企业的免费分房的福利。只是由于当时的房子数量并不能保证所有满足条件的人的需要，所以每个单位都会有“排队”——如果是市里“非重点”的企业，“排队”等着分房的时间会超过10年；而家里如果是“居住困难”或是“优秀工人”的话，则可以优先分配。
从吵架叫骂的话里，不难听出，当时的情况应该是：老周的工龄还没满足福利分房的标准，但他的哥哥和姐姐已经满足了。如果他们家当时改建成了三层，就不会算作“居住困难”，那么分房“排队”时就不再会优先考虑。根据1999年终止福利分房时的情况，如果没有“居住困难”的优先分配权，老周的哥哥和姐姐应该等不到福利分房的，最多只会拿到一笔微不足道的钱作为补偿而已。
4
听见老周哥哥和姐姐的声音不在了，我出去门，看到老周一个人正坐在板凳上抽着闷烟。
“你要抽一根吗？”老周问。
“不用了，我不抽烟。”
“我问你个事，如果你懂，就帮我分析分析吧。”
“好，您说。”毕竟是长辈，我客气地回答道。
“你知道（动迁）补偿款的分配顺序吗？”
“知道。”
“那和我说说吧，尤其是通过继承获得的房屋的补偿款是怎么分配的。”
“如果是房屋所有权人没过世，那所有的钱自然归所有权人；如果人过世了，那就是所有的继承人承担所有权人的义务和权利，如果继承人们在外都有房，补偿款平分了就是。如果不是，补偿款优先补偿给实际居住、且在外无房的人，等安置妥当后，剩余的钱别的继承人才能分。” 我想着前几天看到资料，给他解释了起来，想起他家的情况，又补充了一句，“也就是说，无论房屋处于何种状态，所有权人构成如何，只要是在房屋中实际居住的人，而且此人无其他住处的，房屋的权利人必须安置。”
“那什么叫做‘安置’呢——我要是想买汤臣一品的房子，把钱都花光了、不给别人钱也可以吗？”老周又点起一根烟。
“很难讲，一般要讨论到这步的，都是要去司法调解或者打官司的。”我苦笑了一下。
“这话怎么说？”
“安置的房子（房价）可高可低，比方说哈：汤臣一品，20万一平米；瑞虹新城，7万一平米；嘉定江桥，3万一平米；青浦金泽，1万5一平米——很明显，住汤臣一品，和你身价相比是不符合的，你也付不起物业费；住青浦金泽，你上一次班单程要3个小时——可以说这两个地方都不符合你的情况。但你如果买了瑞虹新城，上班时间要1个小时，同样，你要是买江桥，上班也是1个小时，你说‘安置’，多少钱才是个底？”
“那最少的钱要多少，有说法吗？”他似乎还没算明白账。
“最少的钱——你去外面租房，也算‘妥善安置’了，只要你能答应。”我摇了摇头。
“就算我能答应，我儿子也不会答应啊！我儿子都和他女朋友说好了，动迁后就有婚房了。”他一下子激动起来。
“所以说，这种事情一般都是走司法调解，如果你让法院硬来判，其实法院也很难判的，具体的，你还是去动迁组问问吧，他们见多了，应该懂，我怕我有些东西对你讲错了。”见他有些急，我赶紧结束对话。
“好的，谢谢你了。”他似乎有些不甘心地踩灭了烟头。
5
过了一阵子，父亲和我在一个周末又回去棚户区的祖屋去看奶奶。奶奶说，一开始以为隔壁两户人家要改建，噪音什么的会挺大，结果声音倒真不大，人家的房子花了一周不到，就建好了。
我看了一下，老赵家新起来的二层、三层都搭好了，而老周家那边似乎还是没什么动作，唯独邻近老赵家的那一侧墙头，能看出来是用水泥新砌的。
老赵正站在门口，微笑着看着自家的新房。我奶奶说，这老赵平时都是不苟言笑的，自从“三层”建好了以后，每天都笑嘻嘻的，“感觉像是换了个人”。
父亲和老赵很自然地就聊起了房子来：“呦，你这房子造得挺好啊，比我家高多了。”
“哪里哪里，这个房子是赶工出来的，施工队说他们有经验，应付动迁的丈量足够了，我看他们活都接不过来，这里赶完工，就去下个地方继续搭楼了——这种赶进度的楼，我是不敢住的！”老赵谦虚道，“其实我才羡慕你们家呢，你们几个兄弟姐妹都搬出去了，现在只要安置好了一个老奶奶，剩下的钱你们平分就好了——我们家，等我帮我儿子和自己买好房子，剩下的钱都要给分掉，除了换了个地方住，身上的钱都没多。”
“那你家里人不争吗？”父亲问。
“能吵什么啊？当初我是为了我两个哥哥福利分房才没改建的三层，我老子觉得我牺牲太大了，所以在走（去世）的时候立了个遗嘱，让我当户主。现在我两个哥哥能闹什么？我要是一火大，一分钱都不给他们，他们又能怎么样。”
“哦，那你父亲算是很有头脑了，我们这里能想到立遗嘱的就没几个，不然也不会现在每家都吵了。”父亲说。
“不过这次老周倒真的是模子（汉子），我正准备请他吃饭呢。”老赵突然话锋一转。
“他怎么了？”
“他不光自己没建房子，还把以前他们家占我们红线里的地方还给我们了。”老赵赞赏地说。
“红线里面的房子？——怎么还？”我父亲好奇了。
“就是他同意我把他们家的墙拆了——原先他们家多占了我们家的一块1平米大的地方，这次他把墙拆了，把这1平米还给我们了，我搭了三层，就多了3平米，少说（补偿款）也要20万了，我能不请他吗？”老赵越讲越开心。
“啊？他儿子也到了结婚年龄了，他这么搞，最后可能给他儿子买房子吗？”我父亲问。
“这我就不知道了。”老赵美滋滋地说。
6
经过了漫长的等待，终于到了签约那天。我们一家人拿起了事先已经看过无数遍的动迁协议，在5分钟里，所有的权利人都签完了字，然后就被旁边的志愿者们“热情”地请出了动迁办公室。
父亲和我又跑到了祖宅那里，想多拍几张照片做留念，路上却碰上了老周。
“今天签约，你们家去了吗？”父亲开心地问他。
“我们家特殊情况，今天不签。”老周的话里面带着几分沮丧和不快。
“啊，你是做钉子户还是怎么了？我听老赵说，你把原来占他家的地都还了，现在又不签约，是准备干嘛？”父亲很惊讶。
“我才不做钉子户——只是我姐姐哥哥太可恶了，逼着我一定要‘全货币安置’，钱一到手他们就要分掉。我现在走‘托底’的流程，应该是不会有钱到我手上了，就算有，如果是‘特困安置费’，也是他们分不了的！”老周恨恨地说。
老周这么一说，我想起来最初那个我无心细看的“托底政策”文件。“托底”，是上海对于动迁时居住困难居民和弱势群体的一种补助，补助会随地价和面积波动。一般符合“托底政策”的居民，即使拿足了所有的补贴和奖励，也很难保证动迁后的家庭安置，所以政府会再追加一笔不菲的安置补贴或是更大面积的动迁安置房，以保证动迁后这些特困家庭能达到或接近上海的人均住房标准。
我们这个地块的托底政策规定，人均居住面积不足6平米的，会给予“困难居民”一定的补偿。老周家三口人，他儿子还是处于结婚年龄，平房的土地证面积为16平米，是符合“托底政策”的。
“你‘托底’了，那你家里的兄弟姐妹怎么办？”我父亲问。
“当年我为了他们牺牲了这么多，现在他们却来向我讨要动迁款，如果是像隔壁老赵那样客客气气、给人条活路就算了，他们现在是不给我留路啊——我要给小孩买婚房，自己还要最少弄套‘老破小’住住吧，他们给我留这些钱了吗？还准备用官司威胁我，说一旦打官司时间拖得长，很多奖励就没了，他们自己都有房了，准备和我耗，这是人做的事情么。”老周再也抑制不住愤懑，抱怨了起来。
父亲本来想说老赵家是有老人的遗嘱的，但后来想想，还是把话咽了回去。
“现在我‘托底’了，算了算，我能拿一套两室户，儿子也能拿一套两室户，安置房的位置在曹路、惠南、临港、罗店和嘉定新城，随便我挑，而且我都问过律师了，我这么做，安置房他们肯定是分不了的，最后他们能分的，就一点点补贴和奖励。”老周的话开始收不住了，愤怒中又似乎带了几分报复的得意。
“如果他们不服，不在安置协议上签字，那尽管去打官司好了，反正我拿两套房子就够了，剩下那些奖励补贴，既然他们以前威胁我说拿不到，那就索性大家都彻底拿不到——动迁组帮我算过了，如果他们能让我顺顺利利地离开，让我拿齐所有的奖励，那至少还有100万不到，大家一人30万分掉算了；如果最后被打官司拖延了，那奖励的大头就没了，所有的补贴加起来就不到30万。”
这次动迁，如果动迁户在限定时间段内完成签约、搬离、户口迁出等，每一项对应都有不同金额的奖励，而一旦超出此时间段，则不再有此类奖励。父亲听老周说完，不由叹了口气：“你这么做真是可惜了，原本以你（房子）这面积，搭个三层，拿500万现金不是问题，现在你这么一弄，把房子折现了，满打满算300万最多了。”
老周则不以为然：“我这么做，是替动迁组省钱了，所以动迁组不会来帮我多计较什么超标拿了动迁房的事情——如果我按照拿500万去操作，扩建房屋，最后到我手里的恐怕连两百万都不会有。”
“你这么做魄力是蛮大的。”父亲也只能苦笑着附和。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老周，不过后来当他儿子结婚的时候，老周还是给我和父亲快递了喜糖过来。
作者 | 某人某事
编辑 | 许智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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