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來，我十歲就開始聽黑膠唱片了。1980年代的選擇本就不多：匣式、卡式、黑膠，就這三種。記得那時我媽三坪大（一台坪等於三點三平方米）的房間裡硬塞下一組“四聲道”音響，淡金色的金屬霧面機身，感覺特高級。但四支大喇叭只能並排其下，施展不開，最多也就是充作視覺氣勢（可也沒別人看得到）。
為何會有這套四聲道呢？真記不清了。更早以前我媽用的是一台SONY的手提式唱機，卡帶＋收音機那種，還附有錄音功能。側邊一鍵按下，裝著長方型麥克風的匣槽緩緩打開成Ｖ字型，似帶有液壓功能，未滿十歲的我一見也知道就是高級品。烏黑的機身，我沒太多機會碰觸，因她總霸佔著它錄音，錄自己唱的歌，也算是卡拉ＯＫ的早期形式吧。
上到初中，有次不知道為何經過中華商場一樂器行（現在台北金山南路的“金螞蟻樂器”），衝動之下買了把兩千多新台幣的電吉他和音箱。後來吉他沒練成，音箱倒是成為我的一套mono系統，可以很大聲。隨身聽的mini jack孔line out到那台小音箱，用的是電吉他的音源線。出門就把隨身聽拔下來帶走，很方便。這套系統應該用到上了高中，交到第一個女朋友的時候。
錢總不夠花的我高二就出去打工，先是在港式餐廳，台北SOGO樓上那家葡苑（現還在），存下一點錢外加過年紅包，買下我第一套真正意義上的音響系統。Marantz的綜合擴大機＋CD機、DENON的tape機、美國Advance的雙音路書架型喇叭，共約兩萬台幣。那對speaker的木漆香味至今還能聞到似的，雖然低音盆不大，箱體深度也不夠，明快清亮的中高音也讓我享受了好幾年的古典和重金屬樂。
高中時期還著迷於研究各種廠牌的隨身聽，連課堂中都在聽，看著老師動嘴畫黑板，內心卻正為金屬吉他狂飆而激昂，得裝作若無其事。SONY的音色飽滿，AIWA豐富華麗，PANASONIC中規中矩。我們幾個一起，在中華路賣電器的都混熟了，每隔一陣子有同學要換機器，就由我們引路。
SONY的“武道館”是當時的神機，要價一萬台幣，同學經我鼓動，最終失血痛心地買下，讓我一飽耳福。但我心裡明白，他那“神機”比不上我的AIWA與二氧化鉻帶。做法是，家裡的CD用tape機轉拷到二氧化鉻帶上，給隨身聽專用。這樣的帶子我當年估計有不下百個，包括麥可傑克遜殭屍那張的日本原版，聽得我滿耳流油。那錄音的質量動態，遠非現在的數字音樂可以比擬（多數人恐難以想像）。
大學後，打工掙錢多些，為慶祝新的身份當然就得再換一套新的系統，將擴大機、CD機和speaker（這對現還放在台灣家客廳用）都做了升級。線材也開始講究，至少得高度純銅線，蕊數要夠。同樣地，用卡帶隨身聽聽二氧化鉻帶，而拒絕CD隨身聽那種不靠譜的播放設備（不過還是有買過一台SONY的）。
當兵退伍後或許因為開始工作，反而變節省了，不想換系統，就這麼繼續用下去，直到有天小歪來到家中，把我的設備搬走幾台，又從朋友那兒拿來幾台，主要是加裝了重低音，並讓中、高音與重低音分用兩台擴大機。這讓我如醍醐灌頂般的認識到：沒有低音或低音不好，那真的不行。無法想像我過去那麼多年來居然活在“沒有低音”的日子裡。
小歪的妙手，不久前還擺弄過我台灣家書房的黑膠系統，一對YAMAHA監聽喇叭被我放在兩米多高的書架上，我認為有現場演出時站在台下的音場，很滿意。而他做的則是，在兩支喇叭的“後方角錐”下墊上一枚十元鋼板兒，令音場略為下傾。同在這個書房，另一套數字音樂系統則用的是Steve Jobs當年親自關照的iPod Hi-Fi，雖然後續銷售不好，但絕不枉我當年把它一路從台北拎到北京，再攜回台灣，陪我已近十年。
而今為求從簡，我北京家新買的是一對兩百五人民幣的“漫遊者”書架式喇叭擱地板上，音質不俗，性價比超乎想像。我想說的其實是，聽音樂一定要講究音質，這是更好地享受音樂的基礎，也是對認真音樂人的尊重。我下一套系統已經想好要買哪一個了（大家猜猜），那天再把試用心得給發上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