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家门的回忆
一直以来，在我的印象中，从前的沈家门根本不像个城镇，倒更像是一个大村落，因为其既狭小又破旧。但沈家门有个特点，就是异常的热闹。到处都是嘈杂的人群，熙熙攘攘，摩肩接踵。尤其是到了风暴来临之际，港湾里泊满了渔船，岸边也尽是渔民们衣衫褴褛的身影。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鱼腥味。开怀畅饮的渔人、引车卖浆的小贩、荷水换鱼的农民，讨价还价的妇人，等等，皆是沈家门街巷里一道道独特的风景。
我是六岁的时侯（1962年）从台州临海来到沈家门的，至十五岁支边去内蒙古，其间度过了八年多的时光。而在这段不短不长的时间里，沈家门这个弹丸之地却演绎了许许多多的故事。其既有荦荦大者，也有琐碎细事。
这八年多，是我眼中的沈家门最精彩、最具看点的时段。因为，用天真无邪的心灵去记忆人世间的悲喜，可留与日后的自己以更多的思索。在那个时段以外，我已身在异域，与家乡的音讯基本隔绝了。即便我于七十年代末随知青返城大潮又回到了沈家门，但目睹那些故事续集的，已不是我那双童年的眸子了，故事里自然会少了许多新奇的色彩。
我以为，在一个地点，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会是机械的重复和回放，一切皆在变化之中。犹如哲人所言，人，绝不会第二次迈入同一条河流。那就是岁月之歌的精彩之处。
一、回家
其实，在本文的语境中，用“回家”二字并不太准确。而用“离家”似乎更为妥贴，因为，我原来的家和我们整个家族的成员大多在台州。如同一棵大树，只有根系扎着的地方才是真正的家。所以，我的“回家”应是地地道道的“离家”。
但是，从习惯上讲，父母在的地方才是家。那么，我的“离”似乎又是“回”。反正从懂事开始，这个问题曾让我莫名地纠结过一阵子。总是难以厘得明明白白。
我记得，要来舟山的前两天，外婆一直忙碌个不停，总是在几个破箱旧柜里寻找着什么东西，她一边翻着，一边认真地告诉我：过两天你就要回家了，以后你要呆在你爸妈那里了，外婆年纪大了，带不动你了。那时的我全然没有爸妈这个概念，我两、三岁时，父母就被调至舟山了。在情感上，我已完全依附于两位老人了。听着外婆的这些话，我十分茫然。。
离开的场景已记不太清了，现在能想得起来的只有两个情节，一个是坐汽车。汽车在山路上蜗牛似地盘旋着，只见窗外的树纷纷向后退去，我感到非常奇怪，搞不懂树为什么自己会走？再一个就是父亲到宁波来接我们。那时，宁波开往沈家门的船在海上要晃晃悠悠地驶好半天，父亲拿出饼干给我吃，我甚欢天喜地。在人生最馋和最饥饿的阶段，几块黑乎乎的饼干便轻易地消除了我对他的部分陌生感。
抵达沈家门时天色已暗，风很大，还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头顶的电线被吹得发出嘘嘘的怪叫声，听着让人心里直瘆得慌。沿途走来，眼前的沈家门真是破烂。路旁的住户，多是用破旧的木板作挡墙，在雨水的击打下，如炒黄豆般地“啪啪” 作响，屋檐下昏黄的灯泡在风中摇曳着，划着一道道迷茫的光弧。港湾里，潮水涨得很高，无数艘形状各异的木船在海浪里很夸张地舞动着，似乎随时会倾覆掉。马路很狭窄，路面坑坑洼洼，偶有一辆人力车“驶” 过，轮子就会赖在水坑里半天也不肯出来。
家里人于我而言都是十分陌生的，父亲、母亲、姐姐、哥哥在我的脑海中已没有丝毫印象了。母亲过来拉我的手，我怯怯地往外婆身后躲。到家后的第一感觉是屋里的电灯挺亮，在外婆家时，晚上点的都是煤油灯或腊烛，总是昏暗得很。
那天的晚饭有鱼，还有我第一次吃到的“狮子头”（困难时期肉的代用品，系以面粉、萝卜丝等捏成团状）。最让我开心的是终于吃到了真正的米饭，虽然是粗糙的红米，但依然觉得异常香甜。因为当时国人普遍经历着的所谓的“自然灾害”，尽管已到了第四个年头，但依然到处吃不饱饭，在农村饿死人仍是普遍现象。在临海老家时，幼小的我每天必须要做的头等大事就是缠着外婆，请求她给我做一顿干饭吃，因为每顿过于稀薄的粥已把我彻底饿怕了。
翌日，父亲拿来了几颗宝塔糖（那时儿童用的打蛔虫药）给我吃，他说我肚子那么鼓，里面肯定有很多蛔虫。蛔虫葯甜甜的，嚼着比现在吃巧克力都香。我心想，舟山怎么有那么多好吃的东西？连葯也这么好吃。
果然，第二天打下了好多好多蛔虫。想想也真是不幸，自己本已长期处于饥饿状态，居然还要养活这么多该死的寄生虫，这要被夺去多少营养啊！在临海的那些年，因为太过饥饿，逮啥吃啥，毫不顾及卫生，得虫症自是必然。
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我意外地把外婆藏着的米给翻了出来，这对我而言不啻于一项重大发现。于是便忙不迭地将隔壁几个小伙伴叫过来，一同手忙脚乱地将米倒在一只大茶壶里，然后泡上水，你一把我一把地抓起来往嘴里猛塞。接下来发生的事很让人伤感：外婆回来一看，一个月的口粮竟被我们生生地吞到了肚里，顿时痛哭起来。在那个时期，如果定额的口粮没了，真的会让人走投无路。
我知道自己闯了大祸，看着外婆哭得如此伤心，我感到非常害怕，且觉得肚子也慢慢地胀了起来，十分难受。后来，这一个月的口粮是如何续上的我忘了，只记得肚子却是结结实实地疼了好几天，膨胀起来的生米把胃给撑坏了。从此以后，那嚼吞生米的味道便成了我永远也抹不去的苦涩的童年记忆。
我的家住在通往黄沙湾那条山路的缓坡下面，当地人管那儿叫“八间头”， 意为有八户人家住的地方。“八间头” 在当时的沈家门算得上是高档宿舍区了，因为那时许多普通居民住的还是难以遮风挡雨的破竹棚。有些外地的渔民甚至将破船搁在岸上当屋子住。但是用现在的眼光看，"八间头"其实也就是比外来打工者住的工棚好些而已。
“八间头”是一排长约五十多米的连体砖瓦平房。除了公司副经理级别以上的干部住有三、四间外，其他人不管家庭人口多少，一律只有前后两间，且没有厨房，门口垒一泥灶权当厨房了。所以，每每到了做饭的时辰，“八间头” 长长的屋檐下成了敞开式的大伙房，家家户户像搞野炊一样劈柴生火、淘米切菜，锅碗瓢盆响成一片。于乱哄哄之中，一溜土柴灶喷光吐火，呛人的浓烟袅袅然直上云天。此时往上一望，屋顶似覆着一片厚厚的乌云。这架势要是搁在现在，消防车早就惨叫着跑过来救火了。
卫生间就更谈不上了，那时的沈家门肯定连一只抽水马桶也没有。公厕在百十米开外的马路边，若遇"无法控制"的内急，搞不好能把人憋出病来。所以，那时家家户户都在隐蔽位置放有外形很艺术的各种木制或铁制的马桶。只要鼻子没毛病，谁家的屋里都能闻得到一股子富有时代特色的“恭味”。
每天一大早，倒马桶和涮马桶成了每个家庭的小孩子们必做的家务事。先是拎着臭哄哄、沉甸甸的马桶朝着公厕方向阔步前进，再是宿舍旁的溪岸上会响起高分贝的马桶交响曲。几乎是在一个以数分钟计的时间单位里，十来只马桶像互相约好似的错落有致地在坡上排开，享受着主人的除汚作业 。竹篾做成的刷子在外力的作用下，与马桶壁呈顺时针或逆时针方向快速地旋转着，剧烈的磨擦使马桶的腔体发出酷似下暴雨的般的鸣响，颇有排山倒海之势。
尽管那时的物质条件很差，但“八间头” 的生活还是挺有乐趣的，主要是各家的孩子年龄相近，二三十个大小不一的顽童整天挤在一个屋檐下，自然是闹猛得很。初来乍到，我连舟山话也听不懂，但好在“八间头” 里玩伴多，常混在一块，没多久语言上就没什么障碍了。
刚到舟山的那些日子里，我觉得格外惬意，好像是从地狱来到了天堂。得益于舟山当时没有大型冷库，海产品除了腌制或晒干处理外，其余的鲜品都只能就地消化，故舟山的百姓歪打正着地得到了比内陆地区居民更多些的蛋白质。虽然供应居民的主食中常有蕃薯干、黑面包等，但至少是不会像在老家那样饿肚子了。
除星期天外，我家都是在水产公司的食堂里打饭。那时，全舟山的海产品都是由水产公司收购销售，故食堂里鱼的品种很多，且价格也十分便宜。每次家人从食堂买饭回来，我就会两眼紧盯着多格的钢精饭盒，因为这里面常会躺着我从未见过的长相各异的鱼。但是，刚刚开始的好日子因为外婆的离去而又变得黯淡下来。
外婆是在一个早晨突然走掉的。当然，所谓的突然，只是对我而言。因为家人见我平时很粘外婆，故都不让我知道她的离去。我以为外婆也会和我一样，从此就在舟山呆着了，不想现在竟连招呼也不打就偷偷跑掉了，这种感觉对我来说不啻于在大街上被人故意扔掉。
那天起床时，不见了外婆的身影，我又气又急，便在床上声嘶力竭地哭闹起来，这股伤心劲至今也没忘掉。父亲板着脸过来，二话没说就甩过来一巴掌。这是我第一次挨父亲的揍。外婆走了，此后我将直面一位性情暴戾的父亲。
父亲在公司的医务所当医生，经常要下渔场，母亲又在乡下学校教书，姐姐、哥哥都已上学，没人可以带我。于是，父母便谎报了我的年龄，提前将我哄进了学校这个笼子里。从此，无拘无束的生活算是结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