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些年，关中农村人端着老碗面圪蹴在村口大槐树下谝闲传的场景，对于曾经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们都不陌生。人群中也从来都不缺少东家长、西家短的是非话，而关于“家法”的调侃，更是人们茶余饭后最喜欢讨论的话题之一。
话说村西头老赵家的家法严的很，调教婆娘那是绝对地有一套：春天按点端洗脚水、夏天整晚吆蚊子，秋天满炕逮虱子，冬天起早倒尿盆。服侍男人，一年四季可都没闲着。关于男人和男人妈治女人的家法讨论，向来是非常受众人所乐道的。尤其是在人群中一阵阵的鼓噪声之下，赵老汉们就谝地就更加起劲了。
骑着飞鸽自行车路过村口的父亲，总是不屑于停下来去参与他们的讨论。因为他心里琢磨的倒不是如何治母亲的事，而他自然也是有他的家法，只不过他所要整的对象却另有其人。
父亲是一个老实、清高又不太喜欢言语的人。虽然从没口头承认过，但我打小就能依稀感受到他是非常不屑于和大槐树下的那帮人同流的。毕竟他还是个人民教师，在他看来农民只是他的兼职而已。所以欺负女性的事情他轻易是做不出来的。然而家法又是千百年来很多中国人的家庭都会或多或少涉及的命题，那么，接下来遭殃的便只有我们家的这几个孩子了。
已经记不清是哪一年正月刚过去不久，一天下午放学过后，我背着那个脏兮兮的方块色布的破书包，正屁颠屁颠地准备蹦跶进院子放下书包就出去玩，却因为从门缝里听见了院子里的响动而放轻了脚步。嘎吱一声推开虚掩的头门，父亲正背对大门似乎在捣鼓着什么。听见有人进来，微微地扭了一下头，看见是我，他瞥了一眼。“你先别过来，去街上把你两个姐叫回来，我有事给你们说。”我噢了一声，把书包顺手挂在门道里的那把光溜溜的太师椅上，悻悻地小跑出去。
等我们姐弟仨再回来的时候，他似乎已经忙完了刚才手里的活。“来，你们过来，看看这是啥？”“这不是三把剑么？让我玩一下”我兴奋地准备动手去拿，这时大姐说话了“你个瓜子，这是皮鞭子，你再乱动，小心咱伯拿这收拾你”，平日里也不太说话的二姐怯怯地盯着鞭子，一言不发。
“好了，不要再吵了，你们三个给我站好，脚并齐，手吊下。”父亲清了清嗓子，脸色也瞬间由晴天变成了多云。“国有国法，家有家法，这以后就是咱屋的家法，你们以后都要听大人话，谁再一天不好好学习，不听话胡捣乱，小心我就拿这个鞭子美美地上你们的沟子。三截鞭子，一人一个，都听见了没有？”我们一个个直溜溜地站着，像极了准备出征的士兵，正蒙受着将军的训导。虽然那时我的脖子都酸了，曾心想伸手去挠挠，却还是被当时那肃杀的氛围给怔住了。
那是三根黑乎乎，粗细相仿、长短不一的橡胶棒子，后来才知道那是父亲从后堡子二伯家的橡胶厂里捡回的下脚料改造而成的。其中最长的用来对付大姐，中间的对付二姐，最短的自然是用来对付我。它们被父亲各自在一头用锥子戳了个眼，再用羊毛藤绳拴住，齐码茬地挂在了里屋门后面的门栓上。每每回家推开房门，都会发出闷闷的砰嗒砰嗒的响声。
我们姐弟仨也曾多次私下商量着想把它们拿开藏起来，却始终没有人敢去冒那个泡。而记忆中我们也都没有受过那三根鞭子的皮肉之苦，但当年那个乍暖还寒的下午却清晰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之中，那门栓上砰嗒砰嗒的声音，也永远留在了我记忆的最深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