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是母亲的第二任丈夫。
母亲第一位丈夫是个日语翻译官，叫鲍文康，毕业于旧上海的一家日语专科学校，浙江绍兴人。母亲闺名叫宝玉，做姑娘时也上过几年女子学校，能读，能写，还会吹口琴。十七岁时嫁给了鲍文康，一九三四年生了我同母的大哥，五年后，一九三九年生了我大姐。
也就是在那一年，给日本人当翻译的鲍文康就再也没有回来，有人说他在青浦和几个日本将佐官一道受到新四军的伏击被击毙了，有人说是日本人杀了他，因他将情报透露出去才至日本人遭新四军伏击，这是抗战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应该有据可查的。
后来不知怎么父亲认识了母亲。母亲只告诉我，父亲当时已经有妈咪了，可是他骗母亲说自己没有老婆，是个王老五。母亲在父亲的花言巧语下就接纳了他，直到好多年后才知被骗。
关于父亲的事我知道得很少，只知道他在三十年代初加入过国民党，日伪时期被抓坐过牢，受过日本人严刑拷打，直到死时背上的鞭痕仍隐隐显见。他在日伪时期常跑台湾，做单帮生意，从台湾贩布到上海来卖。
上海解放时他正在香港，因儿女心太重，舍不得老娘老婆和孩子，一九五零年他从香港回到了上海。命运真是捉弄人，如他不回来我也就没有弟弟了；回来了，他就做了半辈子的囚徒，而我们也因此成为反革命份子的家属和子女，全家人即因父亲而尝尽艰难困苦。
初解放时，父亲在先施公司做事，先施公司是当时与永安齐名的四大百货公司之一。那时他常带我到他上班的公司去，那时早晨走在路上时有固定时间的国歌声响起，父亲就会立刻拉住我站立整齐，直至国歌声末才又开始走路。先施公司内父亲上班的地方养了很多兔子还有洋老虫（白鼠）。那里的阿姨就会带着我看这些小动物，这是我记得最牢的。
父亲被逮走后，判决书上只说是反革命，具体什么事至今我们都没搞明白。一直到一九七一年政府同意他回上海探亲，我也刚好结婚回上海。那一夜我和父親，妈咪同住在老房子里，父亲和我睡在地铺上，我问起过他犯的什么罪？他只叹气什么都不说，最后只说了一句:受了自家人陷害。
他问得最多的是母亲在合肥的生活及患病和去世的情况，那时我母亲已经在一九六三年患癌症去世了。我告诉了他，那一夜他痛哭失声泪流满面，嘴里一直咕哝：“宝玉我对不起你……宝玉我对不起你……”我和妈咪也哭了。
其实那时我还是恨父亲的，我把我们所遭受的一切痛苦都归于他。第二天我回到大姐家把情况告诉了姐姐和姐夫，大姐夫劝我：“一朝天子一朝臣，你父亲当年也是想把日子过好，他也看不到以后啊。”经他劝解，当天下午我还是带了我的新娘并买了酒等物事去看望父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