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读了两本书，一本是日本人川本芳昭撰写的中国史，《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一本是旅居日本的希腊、爱尔兰人小泉八云撰写的《怪谈奇谭》，是一本日本志怪小说集。这是两本粗看上去毫无关联的书籍，但读完以后却引起了我的思考。
何为中华？何为汉族？我们到底从哪里来？估计没人说得清，而为何说不清呢？原因就是中华本身就是一个包容的复杂载体。中华，或者汉族很重视血缘关系，姓氏、族群一直是民族的维系，一定意义上，汉族更看重家庭，或者家族。这也是为何中华帝国自秦始皇至清末，不断更换皇帝，即所谓的“天子”，而大的家族却不断绵延下来的根本原因。修身、齐家、平天下当中，齐家的重要性要超过平天下。而这种文化对日本、韩国的影响也可见一斑，但日韩并未完全继承，比如日本的天皇却从来没有被推翻过，理论上，日本的“天子”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家族垄断着，这是中华所不曾出现的。那为何成中华是包容的复杂载体呢？首先，外国人也能做中华的“天子”。从鲜卑、羯、氐、羌、匈奴五胡乱华时期开始，北方的胡族逐渐向中原渗透，并轮番做中华的皇帝。起初，对于中华的士大夫来讲，他们是异族，是未开化的野蛮人，当然评判的标准是中原人定的，彼时还不能称汉族，这个概念仍并未完全生成。这些士大夫纷纷逃离北方，往江南迁居，不愿与异族同居，更不可能通婚，破坏礼法。但随着胡族统治的持久，胡族开始说汉语，穿汉服，从游牧文化转向农耕文化，特别是开始读诗书子经，接受中华文化，进而居然被中原人所接受，汉人开始做胡人王朝的官员，进而胡族消失，融入汉族。从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可以看出中华的崩溃，也能看出中华的扩大，五胡终归汉，而南方的蛮族、獠族也在南朝的统治下，终归历史。这种同化作用是史无前例的，任何异族都难逃被融合的命运。
另一方面，中华文化也是积极吸收外来文化的，比如佛教。佛教期初被胡族视为神教，只因佛教诞生于印度，理论上也算是胡人创办的宗教，匈奴、鲜卑等胡族便尊为国教。汉族一开始对佛教并不接纳，但随着胡族的统治，汉族不但接纳了佛教，且让佛教在东亚土地上生根发芽，发扬光大。佛教对于整个东亚文化圈的发展功不可没，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却拥有共同的信仰，并最终共事一国，相安无事，佛教的出世与入世缓冲了许多矛盾的爆发。尤其在读小泉八云的书时，我惊奇的发现，佛教在日本比在中国还要流行，佛教在江户时代及之前，已经完全融入日本人的生活当中，而伴随着佛教传入的是中华的文化，日本在一定意义上也被中华所同化了。如小泉八云所撰写的《怪谈奇谭》中，几乎每则故事都会与佛教有关，僧人总是以一种正义的符号出现，这略微与中国唐朝的志怪小说有区别，唐朝的志怪小说，比如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对佛教的描写相对隐晦，强调因果报应的佛理，并不会直抒佛教的伟大，但小泉八云的小说中，却经常直接出现地藏菩萨、文殊菩萨等佛教符号，足见当时的日本人对佛教的崇拜。
这里要稍微转移下话题，日本志怪小说有很深的唐朝印记，许多故事与唐朝的志怪小说中所记录的故事如出一辙，不过这也好理解，遣隋使、遣唐使带回日本的，肯定不止佛经与建筑，小说文学也肯定必不可少。我并不认为《聊斋志异》对日本志怪小说的影响有多大，骑马、剃发的大清早已被日本隔离在中华文明外，闭关锁国的大清也很难与日本发生实质上的交流。因此，有时我会被日本人的认真所震惊，包括武士道、忍者，这些其实都发源于中国，发源于唐朝，但日本学会后却一直流传下来，而我们，在经历过多次的异族统治后，却几乎忘掉了自己原先的传统。故而，我也不难理解为何日本人对中华文化如此痴迷，甚至大量学者来撰写中国历史，这既是文化的魅力，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许多日本人视自己为中华文化的传承者。
有一个现象很有趣，南北朝时，日本与百济、新罗、高句丽等国纷纷上请中国敕封国君为中国的“大将军”一职，一国元首争先想做中国的君下臣子也算有趣，甚至日本还曾因中国敕封新罗而未敕封自己心生嫉妒与不满，这就是当时中华文化向东亚扩张的一个缩影吧，没有得到中央王朝的认可，就不能算是中华文化的正朔，就是异族，是会遭受到其他中华文化国家的讨伐的。
当然，随着江户时代的结束，日本在明治维新中逐渐抛弃了中华文化，甚至休克般的企图“换血”，加入欧洲。尽管日本努力的100多年，但显然，日本能算上发达国家，但仍不会被西方所接受，东方终归是东方，西方的文化认同与中华文化截然不同。如今的日本似乎迷失了方向，成为矛盾的纠结体，此处不再赘言。
本文纯属个人一家之言，随性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