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生命最后的日子》

最后一次去医院看母亲，却并不是特意去探望母亲，而是去给一个医生的女儿送杂志。那个医生无意中跟我说了一句让我给她正在读小学的女儿推荐可读的课外书，我才想起来我从未送过她我编选的杂志和图书，于是那个中午我利用午休的时间，午饭也没顾上吃便从单位挑了些杂志和图书骑车给她送去。

送完杂志，等于我是顺路去病房里看了看母亲。母亲当时已经气力不多，眼睛睁开一秒都不到，便撑不住了似的又赶紧闭上了。我去的时候，护工正准备给母亲喂水，我站在母亲病床右侧跟在床头左侧正用注射器给母亲的鼻饲管喂水的护工说话，我问她这几天母亲的情况，护工说母亲昨天早上吐了，她喂完母亲就去阳台上吃饭，吃饭回来发现母亲已经吐了一大片，于是今天饭就喂得少，而且昨天还拉了两次，我问她跟医生说没，护工说没有。她大概也没有想到问题的严重，于是也就没当回事。

母亲那时还清醒，大概是知道我来了，听到了我说话，她微微扭过脸朝我看了一眼，眼皮像有多沉重似的立即又合上了。但是合上不到两秒，她又睁开了，反反复复，朝我这边看看，又扭过头去看看护工，特别是护工给她喂水时，每当往管里推水的时候，她都要扭过头去看看护工，然后又扭过头来看看我，似乎有什么不舒服，但又说不出来。

我看着母亲的样子无比心疼又难受，三年多来的挣扎让我内心也无比绝望和煎熬。我有时甚至后悔自己当初做的决定，这样让母亲活下来，其实是对她的折磨，每一分每一秒都是折磨，也是对自己的折磨。但是，做为亲人，又怎么忍心不救呢？我一直都企盼着奇迹，企盼着母亲有一天能够坐起来，哪怕是能够自己吃东西也好。我无数次在梦里梦到母亲好时的样子，每次醒来内心都俱痛。

我习惯性地去用手摸母亲的头，有些热，护工说我去拿体温表来量量体温，结果母亲有些烧，37度6。

我又观察了一下母亲的尿袋，颜色是暗红，我有些不安，跟护工说，其实也是自言自语地小声嘟嚷了一句：“我妈真是受罪了，我妈这个样子也不知道能熬到什么时候，今年能过了这个年，明年还能过上年吗？”

护工像是安慰我似的说：“没事儿，你没看那不如纪妈妈的，华华（原来的14床）没有意识还躺了几年呢。不过，纪妈妈这段时间确实不如以前了。”

从病房里出来，我想着将母亲的情况去跟医生说说，结果到了医生办公室，门已经锁了。我问护士，护士说医生去房间休息了。我只得又回到病房，一边看着微弱的母亲，一边跟护工有一搭没一搭的说话。又等了一会儿，见医生没出来，心想人家这个点儿正午休，于是我跟护工告辞，我说我还得赶紧回去上班呢，下次过来再说吧，并叮嘱她一会儿看到医生把情况跟医生说一下。如果我母亲要是发烧厉害，或者有什么紧急情况，赶紧给我打电话或发个短信。

护工应着，将我送到楼道里。每次探望母亲临别时，不放心的我都会这样叮嘱护工，但是谁会想到这竟然是我最后一次来看母亲。

回到单位，我在微信上把母亲的情况跟送其女儿杂志的赵医生说了，赵医生虽不是母亲的主管医生，但我跟她最熟络，有空我俩经常聊聊天什么的，有时她也会为我帮孩子的事出出主意。

赵医王说她现在在外面，一会儿她问问值班的大夫。我说要是麻烦别问了，我是觉得你们有经验，这种情况是否会有生命危险？赵医生说她还真不知道，她一会儿问了再回复我。

下午上班，忙忙碌碌，也就将母亲的事忘了。五点去幼儿园接了孩子一起回家，心里虽然偶尔还会想起母亲的安危，但觉得应该没什么事，要是有事护工就会给我发短信或打电话了。

这样就到了第二天早上，大概是五点钟，我和孩子还在睡梦中，手机突然响起，一看显示的是正在单位值夜班的爱人的手机号码，我第一反应就是：是不是我母亲情况不好？

爱人说是，护工打电话打到他手机上了，让我赶紧去。

我说孩子还睡着，他怎么办？

爱人说：“你把他一起带上。我问护工了，能不能晚点过去，她说不行，已经抢救半宿了，让你赶紧去。”

我手忙脚乱的起来，披了件衣服，到隔壁房间去找母亲的户口本和早就准备好的现金，一边给护工打电话，护工说：“你赶紧来吧，已经抢救半宿了，吸痰就吸了五次，正好刘大夫也在，你让刘大夫跟你说。”

刘大夫说：“反正就是情况不好，血压心率什么的都在下降。”没等刘大夫说完，我说：“要是实在不行就别抢救了，也别再让老人受罪了。”

刘大夫说：“是，救也救不过来了。那就把设备都撤了吧？”

我说好，撤吧。

挂了电话，我和孩子穿好衣服，收拾东西准备出发。这时护工又打过来电话说：“你也别着急了，人已经走了。”

我在心里叹了口气。唉！母亲最终还是没有等到我，带着遗憾走了。

我领着孩子在凌晨五点的三环路上打车，此刻天还黑着，白天拥堵不堪的三环路，此时还空旷的没有什么车，我领着孩子走了有二三百米，才有一辆出租车驶来。

坐上车，告诉司机地址后，我开始给舅家和姨家的表哥打电话。孩子坐在我身旁特别安静，没哭也没闹。到了医院，母亲的脸已经被蒙上，我掀开单子看了看，说：“妈，走吧，不受罪了。”

母亲的眼睛永久地闭上了。嘴还张着，嘴里塞了很多棉球，耳朵里也堵上了棉球。我顾不上难受，只在心里祈祷，希望母亲西去的路上能够平安。

我问护工为何母亲的脖子里还围着一张尿垫，护工解释说要不嘴合不拢。我不知道母亲最后的时刻经历了怎样的痛苦和挣扎，光护工告诉我那五次吸痰的罪就够母亲受的。母亲这次是真的受够了，受到头了，再也不用受病痛折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