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安平古堡

如果说台南是台湾开始的地方，那么安平便是台南的襁褓。

依据《台湾通史》记载，“台南府领县四：曰安平，曰嘉义，曰凤山，曰恒春；厅一，曰澎湖。”

安平正是全台开辟最早的地方，相传郑和下西洋时，便经此地取水补给舰队。

继荷兰人在此筑城后，郑成功复台时也在此登陆。所以，安平被称为“全台首善”不无故也。

事实上，“安平”，本为福建泉州安海下的一处地名，与金门岛隔海相望，此处正是郑氏起师征台的地方。

郑成功在台湾立足后，便将此处作为县治和军帐之驻地，以“安平”为名，以存故土之思。因而，安平城也有“王城”或者“承天府”的称谓。

在安平筑堡的行为，从荷兰殖民时期业已开始，郑氏当国后亦如此，后来日本殖民台湾时期，也重铸安平炮台、修筑防御工事，可见安平地理位置之重要。

如今所见的安平古堡，已非它最原始的样子，而是日据时代所重建的。

当时的安平古堡被用作本日本海关军士的驻扎之所，它的军事意义已不如两百多年前冷兵器时代那样明显，但是它依然被当成“兵家必争之地”。

因为离安平古堡不远处就是安平运河，海运贸易日常发达。

从地缘和军事角度来说，谁扼住了河流，就扼住了城市的命脉，而扼制海关便是侵略者架在殖民地“命运咽喉”的一把利刃，甚至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

所谓“四两拨千斤”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只不过难以释然的是，我们曾经是被拨弄的人。

安平古堡整体不大，远远看过去，最显眼的莫过于白体红瓦的灯塔，下有一栋房舍，我依稀记得是淡黄色的墙体，覆以靑瓦。

而周围炮台、石栏、台阶皆以红砖筑之。因军事价值减退，如今的安平古堡看上去更像是一座颇具南洋风情的花园洋房。

古堡前的草地上，郑成功的雕像肃立，石雕上赫然刻着“民族英雄”。

在抵御外侮的存亡关头，中国人从来没有分过彼此，如郑成功，从反清以续明朝大统，到渡海奋起抗击荷兰，被尊称为“延平郡王”，“开台圣王”，乃至后世称其为 “民族英雄”。

今在台湾各处，依然能看到人们供奉这位英雄，就像在古堡前，仿佛有圣王庇佑，兵灾人祸纷纷避走，安平古堡可以安逸从容地享受着这个阳光明媚的午后。

拾级而上，随着脚步的抬升，视觉也逐渐开阔起来。站在整座建筑主体的最高处，才发觉远看略显小气的古堡，近观也有一种横刀立马的磅礴。

这种气势固然有地势的加成，更多的是经历刀光剑影后的坚毅和沧桑。

像是刀已出鞘，却按在膝上，甲胄在身，却染上铜绿；任风动，任云走，任水流，他如磐石，不言，亦不动，风骨血肉自成一座城池。

炮火砸出的累累伤痕，一由草木掩藏，不再轻易袒露。

只有后生晚辈问起往事时，他才抚弄剑格，擦拭锋刃，在初夏的某个午后，小心翼翼地撕开记忆的封条，和蔼地叙述着——

从硝烟乍起到铸剑为犁的时光。

2.静静的运河

在安平镇，我逗留最久的地方应该是安平运河，或称台南运河。

旧台湾府志中记述，“台江汪洋，可泊千艘”，指的大约就是今日安平镇的运河入海口处。

《台湾通史》中写道：治西里有安平镇，前阻大海，非舟莫济，今已淤为大道，车马可以往来。

今日我能从台南市内乘坐公交车一路畅通驶向码头，得益于这里曾经“涂泥归虚，积为平陆，而沧海变桑田。”

所以，车行至路尽头，刚一转向，我就抑制不住心动，当即下车，沿运河步行。

当时已入四月中旬，站在运河岸边，身体一半感受着清凉水汽的洗礼，另一半却隔着衣衫都能感觉到热风的舔噬。

我走到一处树荫下，贪婪地呼吸着水面上若有若无的凉意，一任运河在脚下静静流淌。

运河不似寻常自然形成的河流，而是多在自然河道的基础上，疏浚、开凿、贯通，建成河道相对宽阔，水波比较平稳的人工河流。

如此一来，大大提升了河流的航运价值，对民生经济发展大有裨益。

故历朝历代能治理河患，保一方黎民不受水害影响，这样的官员生前身后，往往是都要被请进乡间村社祠堂里，接受世代供奉的。

由此可见，虽为陆地国家，但中国人的血脉里，早就流淌着对江河湖海的敬畏。

特别在闽南地区，大多数人所供奉的海神妈祖，也正是这种心态的流露。

我刚走向运河的时候，就看见河道转折处的一座洁白而巨大的林默娘像，温柔地望向海的方向。

妈祖，原名林默，原是福建望族林氏后裔，医女出生，相传一生未嫁，在沿海地区扶危济困。

她视众生平等，无论渔舟还是商船，但凡船只遇险，她都慈悲为怀，力挽狂澜。

于是世人尊称其为 “妈祖”林默娘，成为历代船工、海员、旅客、商人和渔民共同信奉的神祇。

因此，历代君主对妈祖也褒封，封号从“夫人”、“天妃”、“天后”到“天上圣母”，并列入国家祀典。

今日在台湾，每年的祭祀妈祖的大典，就是当地最为盛大的传统活动。尤其在台南，街头巷尾，妈祖早已融入了当地百姓的生活中，世世代代不曾离开。

所以，此处妈祖注视下的安平运河，显得格外安静平和，波澜不惊。

且丰水期的水位更是直上峰线，整个河面像摊开了一样，浩浩荡荡地往海里流去。

我沿着运河走走停停，过桥，往北岸去，安平运河博物馆便在此处。

所谓的运河博物馆，其实只有小小一个院落，几间房舍，也是一处历史建筑，物是人非后，静等被人探访。

可惜，我去的时候小小的博物馆没有开放，我只好在岸边的小院里随意走走，重新审视眼前这条蓝到深邃的河流。

当我们提起运河，总是没有更贴切的词去形容。对于大陆人而言，更为熟悉的是京杭大运河，可是关于大运河，除了一些风花雪月、朝代更迭的故事，我还记得什么呢？

在我的记忆中，大运河，乃至大陆众多绝世功业的遗迹，似乎只要被附上一些风月故事，就有了文化价值。

所谓的“历史悠久”，不去强调事物本身的历史和功效，而是编织许多牵强附会的故事，这伎俩既拙劣又可笑。

我很疑惑，一个泱泱大国的千年文明，遍地史迹无人拾，却为何要靠编造的“历史”和“轶事”去满足内心的虚荣？

这种缺失，可能是一种不自信。

我一直认为，万物皆有其美，每一处山川河流，都有它自己的温柔，或大或小；或显赫，或黯淡；或久远，或新鲜，那都是它们最真实和自然的状态。

对于山山水水，我们既要感谢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当然也要感谢人类自己。

是人类的智慧让山川河流融入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使得它们在两个世界里，都得以保留，得以开发，得以利用，以致长久。

当我凝神看着眼前这条既不波澜，也不壮阔，更谈不上豪迈的安平运河，却觉得真实、可爱、伟大，行人过客甚至能摩挲着它，闭目体会“逝者如斯”的感觉。

它不需要凭借伪造的故事，去吸引走马观花的游客。爱它的人自然会来，不爱它的人，它从不强求。

我想，注重山水本身的情趣，或许愈加彰显出我们本该有的自信。

我听着运河水流的声音，它不似海浪，散漫而自由，更像是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河水拍岸的声音，一下一下，利落干净，没有犹疑，没有窸窣，每一下都敲在心跳起伏的地方，那是它的脉搏和心跳。

从始至终，这律动都没有过慌乱。它不问世事，不管天下是谁家，任凭“人世几回伤往事”，它只记得努力流淌，努力灌溉，努力滋养。

自从初潮如海的那一刻起，它便没有立场，没有喜恶。

如潮头伫立的妈祖，也如身后的沃土。

它们超越了人间所有的爱恨，庇佑着这片田间的农民，这大海里的渔夫，这条河上的船工——自然万物，远比我们想象的要高尚。

我读《台湾通史》读到关于台南的描述时，很喜欢这样一段话： “人怀礼义，士游于庠，农歌于野，商勉于廛，工集于肆。”

这湛蓝深邃的安平运河，收起了山水的旖旎风光，却在台湾人的心里，流淌出了一片桃花源。

3.赤嵌夕照

在台南，与安平古堡隔台江相对的是赤嵌楼。

“赤嵌楼”也常被写作“赤崁楼”。我在台湾旅行时购买的地图中，一律写为“赤嵌楼”，而我回到大陆查新华字典时，“崁”字表地名，举例便是台湾“赤崁”。

二者其实指的是同一事物，只是在文字规范和统一上还没有完善。

《台湾通史》中曾经提及，“荷兰之时，筑垒于赤嵌社，台人谓赤嵌楼，则今之县治也。”

郑氏当国后，移置于安平镇，而赤嵌楼就被作为承天府，成为全台最高行政机构驻地，可见其军事和政治价值。

正因如此，台南在整个台湾的历史中，相较于其他地方，自然要高出一筹。

然而，今日无论是自由行还是团体赴台旅游，台南却显得相对冷清。

实际上，台南的颓势与许多历史名城一样，时移世易，随着政治中心的迁移而渐失颜色。

《台湾通史》中记载：“光绪十四年建省之后，移台湾县于台中，以作会城首邑，而旧县改名安平。又以巡抚暂驻台北，大府初建，冠盖云从，仕宦之徒，争趋利禄，而台南乃日退矣。”

故而，在清晚期重建的赤嵌楼里，曾经拨弄风云的承天府，逐渐演化成人们寄托精神与向往的场所——南面海神面，北面文昌阁：一个保当地子民风调雨顺，一个保当地学子读书进业。

今日所遗赤嵌楼也沿袭了这一传统，保留着这两栋重要的建筑，南北并立，比翼齐飞。

这种搭配，犹似我在徽州古民居里看到了“耕读传家久”的家训。

读书与务农，是中国古代社会里非常重要的两件大事，一为安身立命，二为求取功名。

只不过在台南这个靠海而生的地方，他们“耕种”的是大海。对这里的人而言，沧海，就是桑田。

赤嵌楼前一座青铜雕塑十分引人注目，它描绘的是郑成功接受荷兰人投降的场景。

郑成功未着甲胄，而是身着文人衣冠，但手却按在剑鞘顶端，作出将欲拔剑状。

这种写照，如实反映出郑成功“书生报国”的气魄。人总是抗拒改变，在民族国家危难的关头，那些敢于放下笔、拿起剑，敢于暂抛功名与前程，而提剑与敌搏杀的文人，值得我们敬佩。

但是，慷慨陈词、投笔从戎之后，依然能在战场上建立不是功勋的读书人，更值得铭记和颂扬。因为他们不仅有热血，而且有办法，能挽狂澜于既倒，能扶大厦于将倾——正如郑成功。

赤嵌楼前这书生受降图的雕塑，也正暗合赤嵌楼海神庙和文昌阁寓意，想必这也是郑成功一生的期待：愿台湾海峡风波渐平，愿政治文物灿然大备。

“由秀才封王，拄持半壁旧河山，为天下读书人开生面；驱外夷出境，自辟千秋新世界，愿中国有志者再鼓雄风。”

这副郑氏祠堂的楹联，恰如其分地概述了郑氏的文治武功，尤其末一句“愿中国有志者再鼓雄风”，一度令我心潮澎湃。

的确，郑成功似乎什么都没完成，但他却开创了一切。他的“开创”精神，给了台湾一种自信和底气，激励了台湾世世代代。

我站在海神庙楼上向下望去，目光拂过青铜雕塑和园子里的草木，向园外望去。

三层小楼局促在街巷一隅，委实在谈不上壮观。但在遗址的小院中，它又显得高大巍峨。

或许是夕阳的缘故。

我错过了安平夕照，却在赤嵌楼弥补了缺憾。

落日余晖徐徐铺满整间房，光与影从窗棂一直追逐到房间地面上。

那一瞬间，整个古建筑的颜色，仿佛在白日将尽的时候，竞相绽放开来。

如果说，来时只觉得赤嵌楼朴素庄严，这时再俯瞰，才发觉她的美与这座古老的城市一样，似有一种岁月刻进骨子里的豪气。

她不争不抢，既温柔，又坚毅。

她食尽人间烟火，也安然享受顶礼膜拜。

关于她的所有的故事与传说，似乎都藏在墙垣里，藏在草木间，而夕阳西下的时刻，所有的心事，都适合诉说。

傍晚时分，我走出赤嵌楼，街道两旁的餐厅便利店也热闹了起来，隐约间我还能听见锅铲炒勺叮当作响的声音。

我仰望赤嵌楼，只觉得历史从未离开，而是我们走得太远。

赤嵌楼永远在那里，在小街的尽头，在袅袅炊烟里。

4.唯青山不朽

前述的三篇短文中，我一改往常写作习惯，大量引述《台湾通史》中的原文，欲借真实鲜活的文字去还原一个丰满的台南。

而这部《台湾通史》，正是一位台南人所著——他就是连横。

连横何许人？《台湾通史》内地尚不流行，更遑论其作者呢？

连横，字武功，号雅堂，又号剑花，台湾省彰化县人，因著有《台湾通史》，被誉为“台湾太史公”，“台湾史学第一人”。

但是更多的内地人第一次听到“连横”之名，应该是通过一位政治人物。

而我了解连横先生，却是通过一位女性。

我曾在《与台大有关的记忆》一文中写过这样一段话：

“在我家的书房里，有一个壁立式书橱，在我触手可及的那一层的架子上，整齐地放着一排精致小巧的书，几乎占据整层空间的‘半壁江山’。其中有散文集、有译著作品、有论文集，而这些皆出自同一人之手——林文月。”

林文月，台大中文系教授，其母连夏甸女士，则是连横先生长女。

她曾写道：“连雅堂是位读书人，他一生与高官厚禄无缘，死后留下一部六十万字的《台湾通史》，另外，还替他的孙子留下一个名字——连战。”

连战，即是连横先生的孙子。

当年前国民党主席连战往访大陆时，就带来了其祖父所著《台湾通史》当做赠礼，而连横当年客居西湖的寓所也经整饬，连横之名才渐为大陆人所知晓。

我在林文月的文集中，多次读到雅堂先生旧事，因而对其除敬仰之外，又多了一层亲切感。

在林文月她的书籍旁，我顺次插入其外祖父的《台湾通史》《雅堂笔记》，紧挨着她所著的《青山青史——连雅堂传》，使得这祖孙二人著作整齐排列，且有牵连，不至分割。

因为在林文月和其表弟连战的忆文中，似乎可见他们对祖父的怀念和遗憾。

毕竟雅堂先生在上海故去时，林文月刚四岁，尚未形成清晰的记忆，只记得外祖父带她在虹口一带散步玩耍，时常唤她“阿熊”。

据林文月所回忆，她当时不明白祖父为何唤她“阿熊”，而这个问题未来及问明白，就成了终生疑惑。

而连战当时尚未出世，只能凭借家中长辈诉说，以自己的名字，来追忆黯淡一生却辉煌万世的祖父。

正如他在《祖父与我》一文中写道：

“祖父曾告诉家父，中日必有一战，而台湾的光复就在战争之后，所以他告诉家父母，假如生的是男孩子，就叫做连战。

……很多朋友问起我这个名字的原因，我就把祖父当时这个决定告诉他们，而且我一生用这个名字，也是我个人对祖父最好的纪念。”

我在台南时，尽管日程紧迫，也在行将离开之际，往访雅堂公园。

雅堂公园，其实只是一个街角小花园，连横先生雕像肃立其间，周围有小路、凉亭、长椅，供过路人休息，也供周围居民娱乐消遣。

无论奔跑嬉戏的孩子，还是喝茶下棋的老人，都能在这块小小的乐土上，找到一些生活乐趣。

这一切早已成为一种习惯，有雅堂公园的存在，这一代代人的记忆里便有连雅堂的存在。

然而，需要被铭记的不只是他和他的《台湾通史》，在连横先生的人生历程中，能清晰地看到一位文人真正的傲骨。

辛亥革命前后，连横便与革命党人有所往来，在厦门主持编辑《日日新闻》，因宣传革命理念，而被清政府封杀。

日据时期，反感日本人禁止台湾人使用闽南语，连横与友人在今台北延平北路创办“雅堂书局”时，就立下规矩：

不卖日文书籍，不卖日产文具。虽然后因经营惨淡而告终，但终究不失文人豪气。

对一个人而言，被剥夺使用本民族语言与文字的自由，是莫大的羞辱。

这种一心毁灭台湾本地文化，强行推行日语的行径，自然激起了台湾文士心中更大的愤慨。

与奔走呼号之辈所不同的是，连横先生一腔孤愤化为身体力行，以他自己的方式，延续着台湾文脉。

他利用编报之余暇，考证台语源流，编纂《台湾辞源》《台湾语典》，以致维护汉文台语于不亡，真正保留了民族的尊严于气节。

这在当时禁说台语的台湾岛上，不啻于重新点燃了火种，重新唤起了台湾人的母语记忆，也将台湾文化完整留诸后世。

在此基础上，又辑成《台湾漫录》《台湾诗乘》，还将大陆游历心得写成《大陆游记》，将祖国和宝岛山川、风土、人世变迁，以及文人的雅致孤傲，一一化在笔下，长存故土之情怀，激发报国之思。

人寿百年，纸寿千年，而文字是不朽的。

殖民者粗暴地重演“焚书坑儒”，欲灭迹宝岛文脉，哪里能想到台湾光复之际，《台湾通史》再版之盛况。

自台湾归来到我动笔写文章已过去数年，且当时在台南停留不足一日，旅途中的许多情景都模糊不清，甚至连路线方位都不敢确定。

故作台南一文时，我不得不反复翻阅《台湾通史》，再参照地图，努力拼凑碎片化的记忆，力图巨细并举，完整立体地呈现我眼中的台南。

数日写作删改，让我疲惫不堪，每每思绪遇阻时，便翻开案头堆积的书本和笔记，有时是为了查证一个小词，有时随意读上几段，只为了寻找一些回忆，或是灵感。

摩挲着这些关于台湾的文字，那些褪色的记忆，在深夜里竟也如焰火般鲜活起来。

因此，关于台南的部分，我着墨甚多。

即便交待完了安平镇和赤嵌楼之后，仍以长篇文字记述连横先生的故事，并以“青山不朽”为名，是警醒自己要记得：

有些历史有些人，我们没有去弘扬，但至少不应该遗忘。

-THE END-